曹丕的《典论?论文》①（以下简称《论文》）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界的一篇重要著作，很多学者从文学角度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多方面的阐释。的确，《论文》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区分了文学体裁，提出了“文气说”，还注意到了文学的审美特质。一言以蔽之，《论文》在文论史上的贡献和创举不言而喻，在此不作赘述。本文在这里要探讨的是曹丕作此文章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学理论创作，更和他所处的政治立场密不可分。
一、《论文》与曹丕所处的时代背景
关于《论文》的创作时间历来存有争议，先后有不同学者提出三说：一是黄初初年说；一是太子时期说（建安二十二至二十四年）；一是建安十六年前后。
而按历史时间先后来看，建安十六年曹丕被封为五官中郎将，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曹丕被立为太子，黄初初年曹丕废汉称帝。且不论这三说何为榷论，因为无论《论文》作于三说中的哪个时期，都不影响本文探讨的主题。其实，虽然学者们在研究争论《论文》创作时间的问题上各执一词（当然这是学术之争，无可厚非），但曹丕创作此文时大的时代背景是一致的，即处于汉末动乱、政权更迭的社会变革时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维系两汉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在汉末党锢之争的逆流中被破坏殆尽，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于是世家大族纷纷举旗造反，朋党顿起。不同集团、帮派之间相互竞争与打击的现象频频发生，成为那个动荡社会的缩影。一开始，朋党之争还仅停留在物质权力层面，但在建安时期情况却逐渐恶化，扩展到文化思想层面。人生价值、人生信仰、行为准则、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以至于思维方法，都在重新寻求，重新衡量，取无定向，人各异趣。实际上，士这一阶层，从思想到生活都正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期。
于是“文人相轻”的现象便随即成为当时的主流，在曹氏统治下的邺下文人集团亦然。因此曹丕在《论文》中开篇就提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又针对七子各有所长，自恃甚高指出“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这里明确提出了文章创作的动机与目的。而这显而易见的表述背后却不那么简单，在这个战乱频仍，纠纷百出的社会中，曹丕为何非要特别纠正文人相轻这一小小的不和谐现象呢？细审之下不难发现这一现象与政治统治的关系，上述已说汉室衰微正是由于朋党之争引起的，这既是曹氏政权得以抢夺政权的契机，同时也是其取得政权之后要肃清的不良因素之一。而文人相轻正是这一因素在形而上层面的表现，而始终有着政治野心与眼光的曹丕怎能对这一日趋严重影响政权稳定的现象视而不见呢？因此，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同时身为邺下文人集团首领之一的他便藉由文章指斥文人间的互相轻视，实际是呼吁包括建安七子在内的所有邺下文人停止纷争，团结一心，共同为巩固曹魏政权的稳定尽自己之所长。
二、《论文》与曹丕兄弟的太子之争
曹丕与其同胞弟弟曹植的夺嫡斗争历来被渲染成残酷的兄弟相残，并且人们都对曹植抱以同情，给曹丕冠以“恶人”之名。毋庸赘言，曹丕的确是迫害过曹植及其拥护者，但历史上“胜者王，败者寇”的清除异己之为是很多帝王尤其是有识帝王所选择的，这是一种必要的政治手段，本不应该带上感情色彩。
那么，我们从客观角度去看待这场政治斗争，双方必然都会针锋相对，更何况，二人争夺太子之激烈程度是被历史所证实的。支持曹植的杨修，丁仪兄弟，邯郸淳等，支持曹丕的贾诩，崔琰，吴质等人都使尽浑身解数帮助自己的“主子”登上政治宝座。《三国志?曹植传》注引《世语》杨修“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
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 每当就植,虑事有阙, 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数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
又有崔琰露板答曰: “盖闻《春秋》之义, 立子以长, 加五官将仁孝聪明, 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
毛王介密谏曰:“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 覆宗灭国。废立大事, 非所宜闻。”
太祖又问之于邢, 邢对曰:“以庶代宗, 先世之戒也。
愿殿下深重察之! ”
而且这种敌对关系不仅仅止于行为方面，众所周知，曹氏兄弟皆赋文学才华，因此在自己文章中暗藏“投枪匕首”是可想而知的。
《论文》中曹丕写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显然是号召人们尤其是文人将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创作文章中以达到青史留名之目的，而从上面所引史料可看出当时文人们并未埋头案几，而是忙着勾心斗角积极参与到政治斗争之中。他们大多不满于自己只是刀笔书吏的卑微职位，想通过拥立太子成功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这种追求从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中一句“戮力上国 ,流惠下民 ,建永世之业 ,流金石之功”便可见一斑。而在同一篇文章里，文才横溢的曹植却将文学视为“小道”，同作为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为何二人对于文学的态度大相径庭呢？其实，这更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在文章中的政治目的。曹植并非不爱文学，只是更倾心于政治上的胜利，这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不谋而合。而在争夺太子过程中巧施计谋又最终胜出的曹丕怎么可能没有“立功”的野心呢?可见他《论文》中所述之言并非完全出于本心，号召文人“成一家之言”，便是希望他们清心寡欲，远离政治斗争。
尤其对于拥护曹植的一派文士，没有他们的干扰，曹丕的政治生涯就会顺畅很多。因此他在《论文》中便借此言论，劝诫他们专注于“立言”之事，意在消磨其斗志，缓和斗争矛盾。言下亦有警告之意：若安于文学创作，还可文史留名；若急于参政干政，成为我夺权道路上的绊脚石，则小心性命难保！
三、《论文》与曹丕的政治首领地位
曹丕最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太子，后更公然废汉称帝，还是那句话，无论《论文》的写作时间究竟为何时，但是曹丕终其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奋斗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他必然时刻以政治首领自居，从他的《典论》命题便可窥知一二，“典”在此应为“法则，制度”之意，那么“典论”的意思就是讨论问题的规范法则。
《典论》本是一部著作，现已亡佚，只剩下《论文》一篇。但可知，他自己对这部《典论》很是自负，还特意将其送给吴国孙权及张昭。而将此书送于与之鼎立政权的统治者及大臣而并非吴国一般文士，则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了。由此也可见此书之中的文字必然也是从曹丕自身的政治立场出发而作的，那么《论文》也不例外，其文中有一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历来被学者们奉为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来推举，的确，这句话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据曹丕的所作所为来看，他说此语绝非自觉地要提高文学地位这么简单。上文已说过，曹丕和曹植一样是以建功立业为自己之理想，而其最终选择的也无疑是“立功”这条道路。其在《与王朗书》中也说道：“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 , 惟立德扬名 ,可以不朽 ,其次莫如著篇籍 ”,也可看出他将“立言”放在“立德”之后的，而在《论文》中却一反常态。究其原因，是出于其政治目的。曹丕作为魏国政权的统治阶级，无论在当太子之前，夺太子之后还是成为魏文帝之时，他的言论必然要为政治大局着想。而当时时事动荡，文人们也都纷纷抱着显才扬己的斗志积极参与政事，这产生两种后果：一是很多文人政治期望过高，对自己所处小小文职不够满意，失去工作热情；一是由于缺乏政治眼光与判断能力，陷入政治漩涡而丧命。应该说这些都是会削弱同时期文人信心，动摇他们对一个政权信任与拥护程度进而影响统治稳定的事情。对于这种不良因素，曹丕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因此在这里他故意抬高文学的地位，把它美化成是可以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永垂不朽的盛大事业。这也就相应地提高了文人及其所作之文案工作的地位，让他们有了崇高的荣誉与地位。通过这样，曹丕想要达到安抚文人情绪，提高工作热情，消磨文人斗志，减少过分干政的政治目的。而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的稳定。
曹丕作为政治首领的身份还体现在其他一些字句中，“及其所善，扬、班俦也。”赞扬杨雄，班固这一类为当时政权歌功颂德之人，是期望当时文人以他们为榜样，作个听话的明哲保身之人。而批评“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则是劝诱那些重视名节，忠于汉室的名士们不要一意孤行，执迷不悟于对抗实力强大的曹魏政权、恢复名存实亡的衰微汉室了。
而通观《论文》整篇，曹丕也是站在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位置，提出高瞻远瞩的文理见解，处处不失政治首领之风采。
当然，笔者讨论《论文》中提出曹丕的政治立场并不是否认其文学立场，曹丕既是政治领袖，同时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的首领之一，他自己也是诗人，《论文》中的观点必然有其中肯的文学见解。
但从“知人论世”角度出发，我们仅以单纯文学眼光审视《论文》是不全面的。综上所述，曹丕的《论文》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之作，但其政治立场也必然会影响其文字表述，不容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