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中心不断南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些较为发达的经济圈,尤其在南朝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完全南移,南方经济已经较北方经济活跃与发达.
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经过南方人与流徙到南方的徙民们的共同努力,南朝经济在曲折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政府的鼓励下,人们开荒围湖,使得土地在较短时间内大量增加,再加上从北方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推动,南方地区的生产力得以提高,甚至较为原始的山野川泽也被开发出来成为贵族的闲游胜地.
农业的发展为南朝经济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直接带动了南朝商业的迅速发展.官僚兼商在南朝已是普遍现象,民间贩夫走卒更是不可胜数,由于商业的兴盛和来往商旅的聚集,诸如建康、荆州、扬州这样的商业大城得以迅速建立起来.商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随之兴盛,尤其是民间手工业,在政府部门所掌管的官营手工业之外占据着南朝手工业的重要地位.南朝经济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寺院经济.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在佛教信徒宣扬和统治者的提倡下,经历了多番挫折后渐渐被时人接受并传播开来.南朝时期佛寺犹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增加,寺院势力也肆无忌惮地迅猛扩张,这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和商业经济正常发展,甚至在极盛时期竟威胁到了统治者的利益.
一、南朝的土地利用状况
在南朝前代和初期,南方土地虽然没有得到充分与合理地利用,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丝毫的开发,如《汉代乐府民歌·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1]18随着南朝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南移,土地利用较前代充分,人口的增加和由北方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成为促进南方农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南朝时期,政府除了给农民公田外,还鼓励人们开荒造田,除了种植五谷杂粮外,人们还将开垦出来的田地和围湖用于种植桑麻和菱角等,这不仅有效地利用了土地资源,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直接促进了农业发展,也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如"秋江岸边莲子多,采莲女儿凭船歌."[2]735这是描述农家女子在湖里采莲子以售卖的情景.在南朝民歌中,似此类描写田间采莲的作品还有很多.
除了种植莲藕以外,农民还可以利用水田、浅湖和湖岸种植菱角、芙蓉和桑麻.《采菱曲》其二: "参差杂荇枝,田田竞荷密.转叶任风香,舒花影流日.戏鸟波中荡,游鱼菱下出.不与文王嗜,羞持比萍实."[2]740从"羞持比萍实"来看,在湖里采菱的人应该很多,菱角是南方特产,所以种植的人户颇多; 又如《采菱曲》其三: "妾家五湖口,采菱五湖侧."[2]740这种描写田间采菱的作品在《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就有十五首之多.
南朝的土地,除了农民种植的公田,还有许多的山林川泽被豪门贵胄占有或买置,或设巨门豪宅,或设花圃园囿,在其间观花赏月、谈文作赋,过着闲情逸致的生活,也由此形成庄园经济.如《春歌十二首》其十四: "春园花就黄,阳池水方绿.酌酒初满怀,调弦始终曲."[2]644《秋歌十八首》其十二: "掘作九州池,尽是大宅里.处处种芙蓉,婉转得莲子."[2]644这两首诗充分显示了贵族占有土地后的生活,春日园子里花黄水绿,可以在里面酌酒尽兴,还能调弦听曲,神仙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不只这些,还可以在"大宅"里面掘池"种芙蓉""得莲子".
南朝的土地与人口从整体来看依旧在不断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之前也有所提高.土地的增多与合理利用使生产力大幅提高,由北方徙民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仅促进南朝农业大发展,更增加了南方农作物品种,为南朝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南朝商业的发展状况
( 一) 商业的发展
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南移后,南朝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民间贩夫走卒成为常见,而且随之发展的还有许多沿江而设的大城市,如扬州、荆州等.试看梁简文帝的《南湖》: "南湖荇叶浮,复有佳期游.银纶翡翠钩,玉轴芙蓉舟.荷香乱衣麝,桡声送急流."[2]704《大堤》: "宣城断中道,行旅极留连.出妻工织素,妖姬惯数钱.炊雕留上客,贳酒逐神仙."[2]704《通典》曰: "雍州,襄阳也.《禹贡》荆河州之南境,春秋时楚地也,魏武帝始置襄阳郡,晋兼置荆河州.宋文帝割荆州置雍州,号南雍.魏晋以来,常为重镇,齐梁因之."[2]704荆州是南朝除建康以外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3]274,由此可见,南朝发达的商业城市相对比较多,尤其是沿江以及靠近帝都建康的城市,建康不仅是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它的发达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这两首诗都是描写雍州盛况的,"银纶翡翠钩,玉轴芙蓉舟",一个偏远贫穷小镇是断断无法呈现出"急流送舟,荷香醉人"这一美好景象的,唯有社会生活条件安定、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城市才有如此气象.再看《大堤》: "出妻工织素,妖姬惯数钱.炊雕留上客,贳酒逐神仙."更充分显示了雍州的发达程度,能使行旅流连忘返,"出妻工织素"暂且不论,甚至就连"妖姬"也惯数钱了,可见雍州经济发达程度.除此之外,扬州也是南朝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从《翳乐》: "人言扬州乐,扬州信自乐.总角诸少年,歌舞自相逐."[2]715可见一斑.
南朝时期,北方流徙而来的人们加上南方政局的相对稳定,南朝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劳动力得以充实,所以南朝农业的发展较北方而言更为迅速.然而南朝的土地毕竟有限,加上贵族豪门大肆圈占,使农民耕种的土地相对更少,因此,为了生存便有大量的农民不得不弃农从商,虞信《贾客词》: "五两开船头,长樯发新浦.知悬岸上人,遥振江中鼓"[2]702就是描写贾客辞别家人外出经商的作品.再看刘驾《贾客词》: "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2]702行商路上起早贪晚仍觉时间不足,加之路上不仅有强盗流寇拦路打劫,甚至还有猛兽相追,失去钱财事小,甚至可能"白骨无地归",纵家有大宅豪门,且有娇妻"对镜弄花枝"相候,也是枉然.然而就算如此危险,依然有许多人铤而走险弃农从商,这直接反映了南朝时期人们在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常年战争纷乱中,仅仅依靠农业生产已经无法维持生存,只能弃农从商,试图寻求活路.
对于南朝经济的复苏,统治者是持鼓励态度的,故而不仅民间商贩众多,甚至许多贵族官僚也搞起了兼营商业.事实上,南朝的商业由封建政府和贵族官僚把持,仅仅由政府把持的商业已难以满足统治者的私欲,因此官僚贵胄也多有经营商业以牟取巨利.刘宋时,益州刺史刘道济的下属"并聚敛兴利,而道济委任之,伤政害民,民皆怨毒."[4]1380当时的官僚不仅持权敛财,更公开出卖官爵,攫取暴利.官僚经商不但可以敛取钱财,还可以不用缴纳市税,对此政府并没有加以遏制,这就使得官僚豪门兼营商业更加有恃无恐.
( 二) 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南朝经济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所以民间手工业尚不能脱离农业而独立存在,只能作为副业,如颜之推说: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5]39如《子夜变歌》: "空织无经纬,求匹理自难.始欲识郎时,两望心如一."[2]646这首诗虽是情诗,但其中体现了南朝时期普通人家女子纺织为的是家庭需要,而非社会供给,若是手工业脱离农业而存在,断不可能出现"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2]655这种情形.此类作品还有虞信的《乌夜啼》: "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宝氏楼."[2]692等,由此可见,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主导下,民间手工业还不能从农业中完全分离出来.
南朝民歌较密集地反映了"男耕女织"的经济模式,多有歌咏女子纺织.如《子夜四时歌·春歌》: "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2]652或丈夫良人出征在外,家妻便在家中"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2]652三国时期马钧改进了织绫机,使这一时期纺织技术大大提高.南朝时期的纺织技术继承前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锦、纱、棉之类的纺织品种类增加,而且做工较前代更为细致精妙,由宋吴迈迭的《阳春歌》"罗衣飘蝉翼"[2]742足见南朝的丝织品已可薄如"蝉翼"且做工精美.再看《子夜歌·春歌》第二十首: "碧楼冥初月,罗绮垂新风."[2]646"罗裳连红袖,玉钗明月珰."[2]646体现了南朝纺织技术在前代成就的基础上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自然,再发达的经济都离不开农业,大面积种植桑麻是促进南朝纺织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试看《采桑度》的其中两首: "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女儿才春桑,歌吹当春曲.""采桑盛阳月,绿叶何翩翩.攀条上树表,牵坏紫罗裙."[2]709这两首诗都是描写阳春三月女子纷纷外出采桑的情景,似这类作品在南朝民歌中占有十二首之多,可见在南朝桑麻之类的纺织原料应比较丰富.
江南水域纵横,且大多数城市临江而建,往来客旅不绝,被称作水乡泽国,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造船业得以迅速发展,如《观闻变歌》: "摇着帆樯上,望见千里矶.锲臂饮清血,牛羊持祭天.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驶风何曜曜,帆上牛渚矶.帆做伞子张,船如侣马驰."[2]657从"帆做伞子张,船如侣马驰"中可见在南朝时期,造船业已相当发达,刘宋时荆州作部就已经能造上千只战船.
随着南朝时期迁都南方,大多数城市沿江而设,造船的技术也越来越高,加上政府并没有限制民间造船,因此出现"船如侣马驰"这样的景象也属正常.隋文帝灭陈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下令没收民间大船,"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6]43,足见民间造船之多已妨碍到了中央的统治管理.
南朝时期的船只不仅数量极多,而且载重量也大超从前,大的已达万斛,可见南朝时期的造船业已经发展到何种地步.南朝的造船技术不仅继承了前代的成就,更在其基础上做出了重大突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技术资源.
三、南朝寺院经济的发展状况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尽管发展历程几经曲折,但后来还是被时人所接受并广泛传播开来,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大增.南朝佛教经竟陵王萧子良大力提倡开始兴盛,梁武帝又大兴佛法,甚至四次"舍身"入同泰寺,此时南朝寺院经济发展到极盛.梁武帝的《方丈曲》: "方丈上,崚层云.挹八玉,御三云.金书发幽会,碧简吐玄门.至道虚凝,冥然共所遵."[2]745《玉龟曲》: "玉龟山,真长仙.九光耀,五云生,交带要分影,大华冠晨缨.寿如玄罗,出入游太清."[2]745这两首诗明显地表现出了其对佛法的追求与对佛门的向往,为了宣扬佛法,梁武帝甚至不惜花费大量财物兴修同泰寺、大爱敬寺和智度寺等.
佛教一经发展起来便大肆资费兴修佛寺,《三国志·吴书》有载: "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7]790这些数量惊人的钱财无不来自贫苦百姓,造成了许多百姓因为生活困苦难以度日而皈依佛门,这样的结果便是寺院财力与劳动人手都得以增加.随着寺院经济实力的突飞猛涨,加上统治者的背后支持,寺院经济发展起来就更为迅速,一直到寺院的势力已经逐渐威胁到了南朝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统治者才意识到要抑制寺院经济的发展,如雍州刺史刘粹"罢诸沙门二千余人,以补库吏"[4]1380.虽然抑佛取得了一些效果,佛寺稍有减少,但数量仍然很庞大,故唐人杜牧留有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在寺院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冲突稍微缓和之时统治者又开始提倡佛法,于是寺院经济又重新焕发生机.
不仅是统治者,就连下层百姓也都大多沉迷佛法,《南史》载: "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8]1720由此可见,人们沉迷佛法已到了荒废农业的地步.人们的愚昧导致他们难以认识到佛教的真正意图,寺院的财物一大部分来自帝王贵族的施舍,还有一部分则是来自于对人们不择手段的欺骗和聚敛,他们打着普度众生的旗号,实则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如《弘明集·释驳论》曰: "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 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 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 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 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 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 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 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9]
大多寺院都有寺库,寺库是寺院用于放高利贷的部门,寺院囤积居奇、唯利是图,寺院及僧侣的这些行为不仅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也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总的来说,寺院经济过度发展与势力的过度膨胀不仅威胁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更阻碍了农业的生产发展,人们不耕不织,致使民不聊生,因此贯休在《阳春曲》中说: "尽向天宫闲处坐,何不却辞上帝下下土,忍见苍生苦苦苦."[2]743
四、结语
南朝民歌反映了南朝经济的发展状况,同时,南朝经济也推动了南朝民歌的发展.首先,南朝的民歌数量远远多于前代,仅《乐府诗集·清商曲词》就有六百多首; 其次,民歌的种类也多于前代,如《子夜歌》等爱情诗,《采桑度》、《采莲曲》和《采菱曲》等农事诗,《乌夜啼》、《莫愁乐》等离别诗; 最后,南朝民歌较之前代,接触面更广,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歌不再局限于下层人们吟唱,而为统治阶级所接受,甚至连统治者也大量创作民歌,如梁武帝创作有《江南弄》七首,梁简文帝创作有《江南弄》三首,陈后主创作《玉树后庭花》等.
南朝民歌大多产生于一般市民,故不难从其中窥见南朝市民生活与社会现实状况的一斑.从南朝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南移,不仅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更为南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带来鲜活的血液,农业和商业是尤其重要的两方面,并且在统治者的鼓励和人们的努力下,南方的生产力得以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明显普遍提高.然而南方政权不断更迭,加上其它诸多因素的影响,南朝经济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但就结果而言,尽管其发展过程缓慢且曲折,却仍在曲折中前进着.南朝的经济不仅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更为后世唐宋时期南方经济的高度发达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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