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誉盛唐诗坛的王维，曾被称之为“天下文宗”.他的诗歌创作，题材多样且擅长诸体；在形态各异的众多作品中，又体现出王维的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的统一性，真正奠定了王维在盛唐诗坛乃至中国诗歌史中大师地位的，无疑是他的山水田园诗。这些诗情景交融，“诗中有画”“静中有声”,形成了独特的清逸淡远、空灵寂静的艺术风格。关于王维诗歌中主风格与次风格的并存，后世学者多有品味且基本形成共识，但是对于其作品独特风格的形成缘由的探讨，迄今为止仍是一个甚为薄弱的环节。
一、个性特征：形成王维诗作主风格的基础性因素
诗歌创作中，作者的个性特征往往是隐而未露的关键因素之一。诗人的个性气质是形成其作品风格的独特性的基础因素。正如曹丕所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德国画家利希特在艺术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即使是视觉也并非是客观的，人们对形与色的领悟总是因各自的气质而异①.王维的个性气质当是形成其作品主风格的基础性因素。
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史料甚为贫乏，不过通过考察王维的生活经历与艺术作品大致可以判断，他属于稳重型的粘液质。依据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气质是指一个人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表现为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平衡性及指向性等。与个体其他心理特质相比较，气质最为稳定。它植根于个体的先天的生理机制，又通过外部行为表现出来②.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基于经验的观察，认为人体内含有四种体液，即粘液、血液以及黑胆汁和黄胆汁，哪种体液占有优势，直接决定着个体人的气质差异。因此有四种气质类型的人，他们各有着较大差异的行为特征，属于粘液质者多为稳重型。其主要特点是耐受性高，注意稳定但难于转移，反应速度较慢，性情沉静，善于克制自己，情绪不易外露，考虑问题全面，处事稳重。
社会现实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人们心态的变化，但王维相对说来属于反应较缓慢者之列。开元九年，王维中进士。到开元二十二年，他才得以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这十余年中，王维并未刻意钻营，谋求官禄，而是选择了在平淡中度过。显然他抱有超然于世事纷争之外的处事态度，甚至不汲汲于事功。事实上，即使身居庙堂之时，矛盾心理也一直伴随着王维，对官场的厌倦失望却又心有不舍的状态，让他一边随俗沉浮，同时又呈现出亦官亦隐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在安史之乱中他的反应也比同僚慢了半拍，结果为叛军所获，虽然曾服药装病，但还是被送到洛阳署以伪官，险遭罪罚。
这种个性心理特征无疑会直接反映于王维的诗歌创作。现代审美心理学的心物同形理论告诉我们，不论什么事物只要它的力的图式与人的情感的力的图式相应，就能借以表现人的感情。在王维的笔下，或描摹桃红柳绿，或寄情莺歌燕舞，或云游山径石漠，或留连舟桥渔火……总之，一片风景就是他的一种心情。通过包罗万象的自然意象，诗人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或品造物之妙，或示宇宙规律，感物而动、触景生情，不过诗人选取的多是可营造清新恬淡意境的独特意象。
从王维的诗歌中，我们最常见到的力的图式是平和、宁静的，应当是他较为稳定的心理动力特征的显现。如《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是所谓的“辋川诗境”之一，它显然是王维的气质即心理动力特征的直接呈现。秋雨过后的空山如洗，黄昏临近的日落月出，以及浣女归去、渔舟相从，穿行在寂静的松林和溪水之中。一幅令王孙公子流连的清秋之景，跃然纸上。而“空”,无疑是澄净空灵的心胸状态的彰显。王维不仅是在描写自己的生活情景，更是在描绘自己的精神家园。
超然于世事之外的纷争和对功名的经营，这种心态与佛学甚为合拍。因此，王维虽然受到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但尤为倾心于佛家。出生于佛教气氛浓厚的家庭的王摩诘，少年时期便跟从道光禅师“,十年座下， 俯伏受教”（《王右丞集笺注》卷二十五）。为官致仕期间， 他也从未间断礼佛念经、与禅师交往等活动，经常寓居终南山、辋川别业等处，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随着佛教信仰日笃，王维甚至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佛理感悟融而为一。比如自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 山僧》）。与“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相比较，他赢得“诗佛”之誉的确是实至名归。
佛教思想非常强调“心”的状态，众生的心性有染、净之别。染为对现世事物执着，众生因执着而生烦恼，不免遭受轮回之苦；净为解脱，心性清净即可断除烦恼，由凡入圣。在阐明心与外部自然的关系时，佛教有着名的“境随心转”之论。受此影响，王维诗中的自然物象，多为清净无染的心灵映像的写照。在他的作品中，自然的描摹也因“人化”而具有了非现实主义的色彩。
无论是“翡翠香烟合， 璃宝地平”（《游感化寺》），还是“手巾花 净，香帔稻畦成”（《与苏卢二员外期游方丈寺》），或者“梵流诸壑遍，花雨一峰偏”（《投道一师兰若宿》）等等，这些诗句都描绘了自然风物的洁净美妙，其实正是诗人心中追求无尘无染、庄严妙好境界的体现。
这样的个性气质与心性取向，直接决定了王维的处世态度。虽然早年时他也曾胸怀积极入世的向往，但与常人不同的是，仕途并没有被他视为毕生的唯一追求。于是我们看到，王维既没有李白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自负，也没有杜甫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执着，而是在占据时代主流的社会心理之外，选择了一条身官心隐、研味佛禅、寄情山水的独特的处世方式。
王维的大量诗作都是寓情于景，在山水田园风光的描绘中传达出自己的闲逸宁静、超然物外的旨趣。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从王维诗作的深层意蕴和总体倾向考量，王维所谓的“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不过只是对现实仕宦的不关心，而并非对于山水田园之美的漠视，留恋于“松风”与“山月”,陶醉于“弹琴”与“渔歌”乃是他毕生的情结。他对官场上的周旋灰心失意，但精神并没有沉沦；流连山水田园与咏诗作画是他寻求心理慰藉的一种生存方式。由这样的心态与旨趣创作出的诗歌，自然而然地呈现出的是清逸淡远的审美风貌。
二、时代环境：促成王维诗作多风格的决定性因素
要解释王维诗歌中多种风格的并存，就要充分考虑时代氛围和他身居其间命运遭际。当代气质心理学告诉我们，严格说来，人的气质大多属于混合型，且有一定范围的可塑性，在不同的时境中表现为不同的行为特征。
俄国着名作家契诃夫曾谈道，“文学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③.一个作家的作品，一个诗人的诗作，必定产生于一定的时代、民族和地域环境之中，因此它所呈现的风格或审美风貌不可避免地会打上特定的时代、民族以及地域的烙印。王维的诗歌作品也是如此。
盛唐开元年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王维同其他文人一样，受当代建立边功风尚的影响，怀有积极进取、匡时济世的意愿，创作了一些以军旅和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诗篇。其中多有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出塞作》），“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观猎》）等意境雄浑壮阔之作，背景广袤恢弘，栩栩如生地勾勒出边地士兵的战斗生活及其英雄气概。王维的边塞诗大都创作于生平前期的开元年间。在这一国力空前的上升时期，一些文人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跻身于政治舞台，成为当时进步的社会群体。他们受到时代的感召，怀有报效国家的一腔热情。这些人对于功业的期待，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官职升迁，同时还拓宽到建立军功，有的甚至认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在这样的时代风尚之中，性情安静平和的王维也不能不受到熏染，诗作中也体现了饱满昂扬、积极乐观的盛世精神。
时代大环境虽然激发人们的雄心壮志，但官场的小环境又常常让人灰心失望。王维十五岁即离家赴长安，从最初“游历诸贵之间”到开元九年进士及第，顺利地步入仕途。可是任太乐丞不到半年，他就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开元二十二年，才幸蒙宰相张九龄的拔擢。正当他振奋起精神欲报知遇之恩、有所作为之时，不久又遭遇李林甫、杨国忠等佞臣的专权。仕途的沉浮让王维的内心陷入痛苦之中，既不愿同流合污，又必须面对理想破灭的客观现实。他在《林园即事寄舍弟沈》一诗倾诉道“: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此时他对政治感到厌倦，对仕途感到失望，逐渐磨砺出一种超然出世的态度。这也使他开始寻求宁静自然的生活，徜徉于自然山水聊以自娱，祈求保持自我生存的本真。
但这样的寻求更多是在心理层面。他未曾挂冠而去，直到去世都在做官，只是更多地居住在山庄，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而已。这也使得他与前人相比有着较多不同。例如他不会再有太多怨怅不平，也不用像五柳先生那样必须带月荷锄，以解衣食之忧。特别是在辋川隐居之时，王维得以更多地接触佛学义理，更能旷达地对待生活中的琐事烦扰。他能经常保持一种审美的心境，恬淡超脱，生活中常以自然风物为侣，可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竹里馆》），可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有意识地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徜徉于山水田园之间，王维的心境得到了净化，回归生命的真实；他描绘的诗境没有强烈情感的外露，是典型的王国维所谓的“无我之境”;而这一时期的作品风格则正好反映出他个性气质的本来面目，以清逸淡远而着称于世。
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结束了盛唐时代的繁荣，也打破了王维个人生活的宁静。据《新唐书》（卷202）记载，王维为叛军所掳，“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迫为给事中”.短时间的被迫仕伪导致他险遭罚罪，这样的屈辱变故，使得王维一度非常伤心，在一定程度上将注意力从山林隐逸转向了社会现实，以期得到政治的依靠。加之此时王维已是“年老力衰，心昏眼暗”（《责躬荐弟表》），其诗作不免流露出沉郁之气。在《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中，王维写下“自怜黄发暮，一倍惜年华”.虽然是自勉，却带有悲凉的意味。就连他最为拿手的写景诗句，也蒙上了沉闷的色调，如在《别弟缙后登青龙寺望蓝田山》中的“陌上新别离，苍茫四郊晦，远树蔽行人，长天隐秋塞”,晦、蔽、隐诸字反映出其时的心态。早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母，又与弟弟分别，这些同安史之乱的失节之痛叠加，王维的诗歌风格转向委婉沉郁乃是情理之中。
任何作家的作品风格，都毫无例外地要受到时代环境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方面，特定时代的精神风貌不能不影响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将他卷入时代洪流之中，于是有诸如“魏晋风力”、“盛唐气象”之谓；另一方面，时代环境往往制约着个体艺术家的命运遭际，而命运遭际的跌宕起伏不能不影响艺术家的特定时境中的心理动力特征，从而影响他在创作中操作符号的态势，最终影响其作品的风格。王维诗歌作品多种风格的形成及以安史之乱为界，前后诗风的嬗变便是由当时的时代环境所决定的。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艺术家在正常生活状态中比较稳定的心理动力特征形成他的作品的主风格，在非常态中出现的心理动力特征若成功地体现于作品，则形成他的次风格。同一艺术家的主风格与次风格之间存在着统一性，正如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所说，它们好像一母所生的几个女儿，面目尽管各异却不无相似。
三、艺术造诣：王维诗作能别具一格的直接性因素
自陶渊明、谢灵运以来，山水田园生活已经成为诸多诗人创作的重要题材。王维极善于描写山水，其山水田园诗往往融诗情、画意、禅趣为一体，意境清幽空灵，音韵清丽和谐，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究其原因，这不仅得益于他善于汲取前人的诗歌创作经验，如学陶渊明诗之自然浑成，取谢灵运诗之细丽精工，更与他自身在绘画、音乐和书法等方面都具有高深的艺术造诣密切相关。广博的艺术修养让王维别具慧眼和匠心，信手撷取寻常的生活情景入诗也显得灵气弥漫。艺术风格是流溢于作品周身的神采，必须建立在内容与形式达到完满统一的基础之上，内容与形式不和谐的文本无风格可言。王维的诗作之所以能别具一格，就在于他不仅做到思与境偕，还能达到境与音协，常常营造出看似空灵其实真切地体现生命律动的意境。
1.绘画---构图美、色彩谐和、意境清新王维是绘画的高手，他具有画家的敏锐目光，经常捕捉到人们并不经意的美妙画面。其中的构图与布局别具匠心，线条的勾勒与色彩的调配都令人折服。绘画首先要求有美的构图，王维的诗歌颇为注重景物空间位置的经营。《登河北城楼作》写道：“井邑傅岩上，客亭云雾间。高城眺落日，极浦映苍山。岸火孤舟宿，渔家夕鸟还。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诗人登楼眺望，远处是苍山连绵、极浦平阔，近处可见客亭深藏于云雾之间，下有河水奔流，几点岸火与一叶孤舟相伴、渔夫的家鸟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盘旋……这寂寥的景致，恰是心境的写照。
王维对色彩的感觉非常敏锐，有时采用对比的手法描绘，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作》），一白一黄，色彩相对，动静交融。同是辋川诗作的《辋川别业》中，则有“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一绿一红，相得益彰，洋溢着对春色的赞美之情。我们还当提及他的《山中》一诗“: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白石与红叶相映成趣，尽管没有雨水的洗刷，但雾岚和着树叶的绿色在山间流淌，青翠可掬，这些须别具慧眼才能觉察。无怪乎苏轼感叹：“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东坡志林》）最为值得称颂的是王维的白描才能。他的一些名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没有绚丽词汇，不见情绪色调，宛如一幅幅美妙绝伦的水墨画，意境清新，风格淡远，最能体现王维的本色，也正好与他开创的文人写意画一脉相通。
2.音乐美---韵律美、动静交融、静中有声除了绘画之外，王维又深谙音律。《竹里馆》描述了诗人惬意的生活情状：他独自坐在幽静的竹林里，一边弹琴一边歌唱，与世人没有任何相互惊扰，只有明月播撒着环宇的清辉与之相伴。
用音乐家的耳朵倾听世界，使他能够捕捉到不同的韵律变化，并巧妙地融合动与静，让诗歌中充满了旋律之美“: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青溪》）“声喧”与“色静”相对照，后者兼有视觉与听觉的感受；“漾漾”与“澄澄”也不单是视觉形象，其实也暗含有音响因素，且均为二字相叠，营造出美妙的音响效果，从中可见王维诗作往往“静中有动”“静中有声”的鲜明特色。
音乐是动态的时间艺术，绘画是静态的空间艺术，王维十分娴熟地将二者融合在一起，正是他的艺术表达的过人之处。《过香积寺》亦见这一特色，其中写道：“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它不限于字面上的对偶，更凸显形与声、声与色、静与动的相互烘托。《河岳英灵集》的作者评价王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确实是中的之论。
此外，就作品的整体而言，他的很多诗作韵律优美，一唱三叹。如《送元二使安西》的语句看似寻常，但字里行间渗透着真挚的情感，语音的波动与情感的节奏融为一体，历来脍炙人口，至今作为“阳关三叠”而广为传唱。
3.书法美---苍润美、刚柔并济、韵味悠长除了用画家的眼睛去观察、发现，用音乐家的特质聆听、捕捉，王维的诗歌还体现了其书法艺术苍润浑朴的笔致。
如《使至塞上》一诗，王维先勾勒了“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的场景，已是画面感十足；而紧接着描绘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宏阔视界，仿佛是在天地间铺上宣纸，挥毫泼墨，横画出豪迈奔放的一笔以示茫茫无际的大漠；再添上苍劲有力的一竖，便是那大漠中依回风直上的孤烟。而勾画长河的婉曲延伸与落日的硕大浑圆，则如同书法中的草书，给人以笔走龙蛇之感，与前一句相映成趣。
在《老将行》中，王维也展现了引书入诗的深厚功力。从“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到“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生活的画卷如同行云流水的书法，苍劲飘逸。而“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和“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又如同是书法中的跳笔。以“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收笔，犹如书法最后的藏锋，气势尽显于笔墨的起承转合之中。
王维的诗作，无论写景、叙事或抒情，一般都开合自如，与其书法作品一样流畅，且能于平和中不失苍劲，刚柔并济，韵味悠长。
歌德曾指出，风格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④.的确，艺术家的独特风格是其创作个性最突出、最鲜明的表现，是艺术家创作个性成熟的标志。王维无论处理怎样的题材，抒发怎样的胸臆，其诗歌一般说来总是风格鲜明，自是一家，这直接得益于他具有绘画、音乐和书法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和才华。
综上所述，王维诗歌作品审美风貌的形成，实为他本人的个性特征、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具备的艺术修养等多种因素复合交融的结果。
具体说来，稳重型偏粘液质的性格特征、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和对佛家思想的倾心等个性特征，决定着其诗作以清逸淡远的风格而着称于世；经历走向巅峰的盛唐和急转直下的安史之乱，时代的氛围和命运的跌宕不免在他的作品中打下鲜明的印记，于是有雄浑与沉郁等多种风格的并存。而王维在绘画、音乐和书法等方面深厚的艺术造诣决定了其诗作无论选取何种题材、抒写何种胸臆，都能自成一家。这些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构成一个有机的不可割裂的整体，铸就了王维的诗作神韵超然，风味隽永，在文学史上自成一宗，历千年洗涤却不失其温润的色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