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文集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北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它距离李白去世已逾三百多年。其间李白诗文的编集与流传，因为时间久远，载籍零落，原本无存，均言之不详。本文试图钩稽各种史料，对李白诗歌在唐五代的流传略作探析，以便考察李诗在唐五代社会各阶层和各流派诗人间的流传与影响。
李白生前曾三次托人编修自己的诗集。天宝十三载（754年），李白与魏征的曾孙魏颢相见于金陵，李白有《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诗，魏颢有《金陵酬翰林谪仙子》诗，两人相聚甚欢。
李白把自己的诗文托付给魏颢，让他编集。魏颢《李翰林集序》云：“因尽出其文，命颢为集。”但魏颢当时并没有立即编集，而是等到上元二年（761年）才编就。魏序云：“经乱离，白章句荡尽。
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首以赠颢作、颢酬白诗，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鹏赋》、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文有差互者，两举之。白未绝笔，吾其再刊。”魏颢编订的《李翰林集》只有二卷，收录李白诗文44篇。这是最早的李白集，流传了三百多年，直到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宋敏求编纂李白集还见到过魏颢编的这个二卷本，并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编入《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说明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魏编本今虽不存，但从魏序中可知，李白本人在整理手稿时，就有诗文错杂、同诗异文的情况。魏颢在编集过程中遇到这种情况，“两举之”,全部照录了。魏编本从内容上看，主要是诗歌，尤其是乐府诗。文则仅有一篇《大鹏赋》，盖因“《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是李白成名的代表作。这个本子可视为李白乐府诗集。
乾元二年（759年），李白长流夜郎遇赦回江夏后，将手稿交付给随州僧人贞倩，其《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云：“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但这部手稿未见编次，下落不明。 上元二年（761年），李阳冰为宣州当涂县令，李白前往依之，有《献从叔当涂宰阳冰》、《当涂李宰君画赞》二诗。次年宝应元年（762年）十一月，李白将手稿付与李阳冰，请他整理文集并写序言。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讲述了这件事的始末，其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扁舟而相欢。临当挂冠，公又疾殛。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论《郑睢》之义，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辞，终惭杜预。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着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新唐书·艺文志》载“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录”当即此本，但宋人乐史《李翰林别集序》： “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 .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后序》亦云：“唐李阳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可知李阳冰所编《草堂集》实为十卷本。《新唐书》所谓“二十卷”者，疑为范传正所增订、仍署名李阳冰编的《草堂集》二十卷。
上述李白三次将手稿托人编集，情况皆有相同之处。首先，李白分别向魏颢、贞倩、李阳冰三人亲授的是手稿，“尽出其文”、“罄其草而授之”、“枕上授简”,说明李白很信任他们，把手稿托付之。其次，从魏、李编集来看，只是李白诗集，而缺少文集。李阳冰编《草堂集》十卷，乐史《李翰林别集序》说是“李翰林歌诗”,实际上是诗集。再次是魏、李所编都不是李白的诗文全集，而是“章句荡尽”、“十丧其九”的残余篇什。魏颢将李白交给的手稿丢失，多年后在绛州偶然得到一个民间选本，在此基础上编成《李翰林集》二卷。所谓“白未绝笔，吾其再刊”是为了掩饰自己丢失手稿的客套话而已。而李白病床上交给李阳冰的手稿，“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可见也是辗转多次得之，实属不易。魏、李二人编集的李白集，在中唐颇为流行。贞元六年（790年），刘全白作《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谓“文集亦无定卷，家家有之”,即可说明。
元和十二年（817年），范传正在李阳冰编《草堂集》十卷本的基础上，重编“文集二十卷”.对于范编本，因唐宋时期所有公私书目都不见署作范传正编李白集的记载，无法推测其编李白集的书名，仅知有二十卷，可见是诗文合编本。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云：“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公之宗族，编缉断简，以行于代。”
《旧唐书·李白传》载李白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说的就是范传正这个重编本。范氏所收李白诗文，“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公之宗族”,与李阳冰“皆得之他人焉”有相同之处。詹锳《〈李白集〉版本源流考》一文认为：“范传正所编的二十卷本或许是在李阳冰《草堂集》基础上扩大成为二十卷的。”
这个推测较为合理。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即为何魏颢、李阳冰编集的李白集，在300年后的北宋都能见到原书，而范传正重编署名李阳冰的“文集二十卷”本却没有人看到？宋代的乐史、宋敏求、曾巩等人编李白集，都未曾见到过这个本子，此为可疑之处。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即范传正重编的这个二十卷本没有实际刊刻过。《旧唐书·李白传》所载“文集二十卷”是采自范碑而非实录。
李阳冰说李白诗“草稿万卷，手集未修”,又说“当时着述，十丧其九”,可见李诗散佚的比例很大。李白全集的失传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宋人重编李集做了很大工作，最大程度保存了李白诗文。那么，散佚李白诗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武承权《李白诗文散失、真伪、着作数目试析》一文从李白诗文集以及其他唐人材料中搜检，认为散佚诗21首、文4篇。但武文的统计只包括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可能与事实上散失的数目有差异。
李白诗在唐代就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清末黎庶昌编《古逸丛书》收有日人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着录有《李白歌行集》三卷。“歌行”在唐代指乐府诗，《李白歌行集》即为李白乐府诗集的单行本。藤原佐世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在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年），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敕编汉籍书目。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宋敏求因编李白集，得到王溥家藏李白诗集的上、下二帙，共104篇，而缺下帙。其《李太白文集后序》云：“治平元年，得王文献公溥家藏白诗集上中二帙，凡广一百四篇，惜遗其下帙。”宋氏又据魏颢本广诗44篇，合148篇。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卷三至卷六、咸淳本《李翰林集》卷三至卷五为乐府诗。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李白乐府三卷”与《李白歌行集》三卷相吻合。据胡俊《唐宋〈李白集〉编纂过程中的诗、文分合及相关问题》一文分析，咸淳本《李翰林集》所收乐府诗为149首，去掉《塞下曲六首》后人补入的其4,正好是148首，与宋敏求据两本增广的诗篇数目相同，而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所收乐府诗为147首，可见，王溥家常本与魏颢本所据原本皆为李白乐府诗的单行本。
别集以外，李白诗在北宋前还以多种方式流布，试分别加以考述。唐代除了魏颢、李阳冰、范传正整理、编集李白诗集流传外，更多的是以手抄的形式传播。手抄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即李白本人的手迹与他人抄写的李白诗文，这在别集未编辑之前是李白诗的主要传播方式。先谈李白的手迹。《全唐诗》卷八百六十许宣平《见李白诗又吟》前小序：“白访宣平不得，乃题诗于庵壁曰：‘我吟传舍诗，来访仙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杖空踌躇。应化辽天鹤，归当千载余。’宣平归庵，见壁诗，作此。”
《云仙杂记》卷二：“李白游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吴胶粉，捧乞新诗。白为题讫，僧献玄沙钵、绿英梅、檀香笔格、兰缣袴、紫琼霜。”这两则是李白题诗在寺院的墙壁上，一自题一请题。除了寺院墙壁，李白还在其他地方题诗。《许彦周诗话》：“先伯父熙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夜梦至一处，榜曰清香馆。东偏有别院，东壁有诗牌云：题冀公功德院，山东李白。”
天宝中李白入京供奉翰林，主要的工作就是写诗。这在唐人笔记小说中多有记载，试举几例。《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一：“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
《唐国史补》卷上：“李白在翰林多沈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唐摭言》卷十三：“开元中，李翰林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
这些笔记小说的记载，虽有夸饰之词，但李白才思敏捷，挥笔成词的事实不成问题。李白还将自己的诗呈给别人，以求博取名声。《本事诗》高逸第三：“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
这则轶闻为多家笔记小说转载，流传较广。唐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予尝过当涂，访翰林旧宅；又于浮屠寺化城之僧得翰林自写《访贺监不遇》诗云：‘东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味之不足，重之为宝，用献知者。”
可见李白也时常将自己的诗篇赠与他人。李白存留下来的书法也是其诗歌重要的流传途径。《宣和书谱》卷九：“尝作行书，有‘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尤飘逸，乃知白不特以诗名也。今御府所藏五。
行书：太华峰、乘兴帖。草书：岁时文、咏酒诗、醉中帖。”李白传世的书迹比较可信的，有《上阳台贴》、《访贺监不遇贴》、《送贺八归越贴》、《与刘尊师贴》、《乘兴贴》、《月下贴》、《楼虚贴》、《天若不爱贴》、《处世如大梦贴》等。按，《访贺监不遇贴》即《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三《重忆一首》，唯诗中“稽山无贺老”贴中作“东山无贺老”,一字之差。《送贺八归越贴》即《李太白全集》卷十七《送贺宾客归越》，此贴为宋孝宗淳熙间所刻《秘阁续贴》收录。《乘兴贴》见《上阳台贴》宋徽宗跋，其云：“太白尝作行书，有‘乘兴踏月，西如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贴”.《乘兴贴》与《月下贴》、《楼虚贴》俱见王琦《李太白文集》卷三十诗文拾遗，其注云：“唐锦《龙江梦余录》：胡文穆记李白三贴，其一云乘兴踏月，其二云月下卧醒，其三云楼虚月白。”
《天若不爱酒贴》即《宣和书谱》所谓草书《咏酒诗》，为《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三《月下独酌》其二。《处世若大梦贴》即《宣和书谱》所谓《醉中贴》，为同卷《春日醉起言志》诗。《送贺八归越贴》、《与刘尊师贴》俱见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记载。这些李白手迹是其诗歌流传的重要载体，由其亲笔抄写，现存下来的不过是极少一部分，更显得弥足珍贵。
再谈他人手抄李白诗。在唐代较为集中抄写李白诗的，当属敦煌抄本《李白诗集》。敦煌遗书所存李白诗主要见于伯二五六七号，存李诗37题43首。这组手抄唐诗总题为《唐写本唐人选唐诗》，除了李白外，尚有李昂、孟浩然、王昌龄、高适、丘为、常建、陶翰等九人的诗篇，当为残卷。敦煌唐写本《李白诗集》为现存最早的唐人抄本，字迹清晰，书写规范，题文分行或空格抄写，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更为难得的是，抄本在书写内容上讹夺脱漏之处很少，对校勘李白诗文有文献价值，它是考察唐宋以来李白诗歌异文的重要版本依据。在唐代编修的几种李白集失传的情况下，这组手抄李白诗对探求李诗原貌显得格外重要。张锡厚《敦煌本〈李白诗集〉残卷再探》、黄永武《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二文对此多所发明，可参看。
今存唐人选唐诗十余种，除了上提《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外，尚有殷璡《河岳英灵集》、韦庄《又玄集》、韦縠《才调集》选录李白诗。从这些唐人的唐诗选本中，可以考知李白诗歌的传播情况以及唐人对李白诗歌的看法。《河岳英灵集》是盛唐时期由丹阳进士殷璡选编的一部着名的唐诗选本，全书两卷，收录诗人24家，诗作234首。其中选录李白诗13首，依次为《战城南》、《远别离》、《野田黄雀行》、《蜀道难》、《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咏怀》、《酬东都小吏以斗酒双鳞见醉》、《答俗人问》、《古意》、《将进酒》、《乌栖曲》。
殷璡选诗注重风骨，他在《河岳英灵集》中说：“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集中所选诗篇，起于开元二年，止于天宝十二载，其间正是盛唐诗歌“声律风骨始备”的作品。他选的李白诗13首全部是古体，无一近体，这恰好是李白的强项，抓住了李诗的本质特征。他评论李白诗：“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抓住了“奇之又奇”的主要特色，是对李白诗的特色以及渊源最为精当的概括。他选的《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等诗，都是李白的代表作，兼有风骨声律二者之长，别具只眼。殷璡还指出，李白诗渊源于楚骚，这也抓住了李诗的艺术特质，对后世影响很大。
《又玄集》是晚唐着名诗人韦庄入蜀前在长安时所编，全书三卷，选录诗人143人，诗作300首。收录李白诗4首，依次为《蜀道难》、《古意》、《长相思》、《金陵西楼月下吟》。韦庄选诗注重清词丽句，他在《又玄集序》中说：“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时记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征数首。但撮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莫穷其巨派洪澜，任归东海。总其记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诵得者名诗三百首。”
所选4首诗，除了《蜀道难》是奇之又奇之作外，其他3篇都是堪称清词丽句，符合韦庄的审美要求。韦庄将杜甫、李白、王维置于卷首，显寓尊崇。他选杜诗7首，为全集之冠。李白、王维均为4首，可以看出他是按照诗坛地位的影响排列。7首杜诗与4首王诗均是近体诗，而4首李诗全是古体，可以看出对三人诗作有深入的对比分析，颇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才调集》为后蜀韦縠所编，全书十卷，收录诗人180多人，每卷选唐人诗100首，共1000首，是唐人选唐诗中部头最大的一部书。卷六收李白诗28首，依次为《长干行二首》、《古风三首》、《长相思》、《乌夜啼》、《白头吟》、《赠汉阳辅录事》、《捣衣篇》、《大堤曲》、《青山独酌》、《久别离》、《紫骝马》、《宫中行乐三首》、《愁阳春赋》、《寒女吟》、《相逢行》、《紫宫乐五首》、《会别离》、《江夏行》、《相逢行》。韦縠选诗提倡“韵高”、“词丽”,要求高尚的情韵格调和秾丽的词采才华，即所谓“才调”.他在《才调集叙》中提出了选诗标准，即“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所选诗人，盛唐突出李白，中唐推崇白居易、元稹，晚唐尤以温庭筠、韦庄、杜牧、李商隐四家诗最多，可见编者旨趣之所在，所取作品以秾丽蕴藉的闺情诗为多。韦縠所选28首李白诗与其他选本不同，没有一首豪放纵逸风格的诗篇，而是描写妇女的生活与怨情，题材与格调狭小，无论是在思想性还是在艺术性上，都不能代表李白诗歌的风格。
唐代的其他选本，如晚唐顾陶《唐诗类选》一书也收录有李白诗，因此书早已散佚，无法探知其收录情况。但顾陶所写的《唐诗类选序》与《后序》今完整地保存在《文苑英华》中，也可以大致探讨他的选诗宗旨与意趣。除了选本外，在唐代还有一些碑刻、碑帖收录了李白诗，甚至有些诗篇传到了海外。据王新霞《韩国<高僧遗墨>李白的两首诗》一文，知韩国清州西原大学保存有唐代新罗僧人金生书写的李白两首诗的拓片遗迹，收录在《高僧遗墨》中。两首诗分别是《王右军》、《送贺宾客归越》，文字与今本稍有不同。金生生于唐睿宗景云三年（711年），卒于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韩国《三国史记》卷四十八有传。其生活年代与李白同时而稍后，其书写的李白诗保持了原始状态。
作为盛唐最有创作个性的李白，在唐人心目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对唐代中后期诗歌的发展产生过什么影响？长期以来，由于李白诗在唐五代刊刻、流传的情况不明，导致对其诗歌的评价出现了偏差。有流布才有影响。本节拟综合前文考述的结论，考察李白诗在李白生前和死后三百年间，在社会各阶层各诗人群体间的流传情况，并对此作出分析。
在李白生前就有不少人对他的诗歌进行了评论。据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一书统计，唐五代时期“提及李白的诗有130首左右，文有31篇左右，诗话有11则左右，笔记有33篇左右”.
这说明唐人对李白怀有浓厚的兴趣。李白作诗始于青少年时代。在蜀中，他就得到当时着名的道士司马承祯、文章家苏颋的称赞。在《上安州裴长史书》和《大鹏赋》中，他们推许李白“天才英丽”、“仙风道骨”,把他比作汉代的司马相如，充满了期许。李白入京后又得到当时的文坛领袖贺知章的揄扬，惊呼为“谪仙人”,从此“谪仙人”成了李白的代名词。贺知章与李白一见如故而成为忘年交，李白有多首诗赠他。贺氏归越后不久病故，李白后游会稽曾有多首凭吊之作。以上三人年辈都比李白长，司马承祯、贺知章都比李白大40余岁，他们对李白的赞誉会在当时引起轰动，有利于李白诗的传播。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中说：“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对李白的诗歌艺术特征进行了精确的提炼与概括，其超凡脱俗的谪仙气质已经被时人认可。在杜集中直接赠李白和涉及李白的诗作有15首之多，如“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这些诗高度地赞美了李白的诗作，看出他对李白的崇敬与钦佩。
据《新唐书·李白传》所载，李白在待诏翰林期间，曾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又据《李太白全集》、《本事诗》、《开元天宝遗事》、《明皇杂录》等书记载，李白在长安期间，还与嗣岐王李珍、徐王李延年、司勋员外郎卢象、监察御史崔成甫等相过从，这些人几乎都是当时京城里的社会名流，他们的延誉与提携，扩大了李白诗的知名度。魏颢《李翰林集序》说：“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任华《杂言寄李白》：“见说往年在翰林，胸中矛戟何森森。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
可见，当年李白诗在京城受到的重视程度，其他诗人如杜甫望尘莫及。盛唐时期可以说是李白的时期，但到了中唐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唐代的诗歌主潮由浪漫诗潮转变为写实诗潮，加上杜甫的崛起，元白诗派的形成，李白诗的影响逐渐减弱。到了晚唐，这种情况又有所回潮，出现钟摆现象。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二文出现扬杜抑李倾向，分别从文体、政治教化两方面来贬低李白诗，这与元白诗派的诗歌理论跟创作实践密切相关。元白的扬杜抑李说过火了些，韩愈表示不满，他在《调张籍》、《荐士》等诗中提出李杜并驾齐驱说。韩孟诗派中的中坚人物李贺，进一步将李白的浪漫诗风发展到极致。元白之后，中晚唐时期出现尊杜而不排李、李杜并尊的局面，杜诗写实与李诗浪漫交融贯通，二者相互作用使晚唐诗坛出现多姿多彩的面貌。这时期的诗人大多程度不等地受到了李白诗熏育。学习李白乐府和七古的有孟郊、李贺、张碧、马戴、刘叉、贯休、陈陶、吴融、修睦等人。学习李白绝句的有李益、李贺、刘禹锡、杜牧、张祜、韦庄等人，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继承李白浪漫诗风的诗人群。刘禹锡、杜牧的五七言绝句，在精神气质与艺术风格上与李白一脉相承，直接盛唐气韵，成为晚唐诗坛的绝响。
晚唐诗人几乎无人不谈李白，只是学李白诗的着眼点各有不同。他们高度地评价了李白的诗才和人品。皮日休在《刘枣强碑》中极力称赞李白想象奇特、光怪陆离的诗风，在《七爱诗》序中指出李白诗“真放”的特点。郑谷《读李白集》、释齐己《读李白集》二诗透露出李白集在晚唐的流布讯息。杜荀鹤在《经青山吊李翰林》中将李白视为千古难得一见的大诗人。释贯休咏李白之诗多达9首，在《古意九首》其8、《观李翰林真》诗中把李白塑造成一个笑傲权贵、放浪不羁的形象，视李白为下凡的星精。李白一生游历之地，尤其是江南一带留下了李白的踪迹，成为后代文人骚客登临凭吊的胜地，出现了大批的咏怀诗歌。姚合、李群玉、裴说、许裳、吴融、郑谷、韦庄、曹松等诗人集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后人的凭吊与登览，在某种程度上显现了李白及其诗的巨大影响。
五代诗风只是晚唐的延续，李白诗的反响没有超出前代。李白的形象在这一时期笔记小说中频频出现，而且进行演绎、神话，敷衍出了很多有关李白的传说。《开元天宝遗事》、《唐摭言》等书中均有李白的记载，不过已经传说化了，将李白作为人格的偶像加以美化和仙化，成为唐代主体人格高扬的象征，远远超过诗歌层面的意义，上升为文化层面的表征。五代史学家刘昫在《旧唐书·李白传》中引用元稹所写杜甫墓志铭重提抑李扬杜的老调，已开宋人抑李扬杜的新声，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需要再作探讨。
【参考文献】
[1]魏颢：《李翰林集序》，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48页。
[2]李白：《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80页。
[3]李阳冰：《草堂集序》，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46页。
[4]乐史：《李翰林别集序》，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53页。
[5]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后序》，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77页。
[6]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