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赵景深先生(1982)在《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中称曹雪芹的《红楼梦》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壁”，此番评价是将两部经典摆在等高的位置。但是《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在刻画男女主角爱情的内容方面和形式方面较之前的作品，例如《西厢记》，有一定的超越。
关键词 : 《红楼梦》: 《西厢记》;爱情超越，
引言
爱情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同样在中国文学史中也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西厢记》中的“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作为传统理想的“大团圆”式结局，在“才子佳人”千篇一律的恋爱模式下，也不免落入俗套。《红楼梦》中宝玉、黛玉最后的悲剧意蕴以及不同以往的恋爱模式，可以说是对《西厢记》这一类型作品的超越。林黛玉、崔莺莺身为封建时代的贵族女性，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这种反抗归根到底是二者身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仍存在程度上的一定差别。笔者希望通过对宝黛、崔张爱情的比较研究，能更深度地去解读《红楼梦》。
一、日久生情——对传统“一见钟情”恋爱模式的超越
《十住毗婆娑论》中有言：“因以得知，得者成就；果者从因有，事成名为果。”佛教因果观认为凡事物皆有缘起，所有果都是从因而生，所有事物都不会凭空存在，都会经历由因到果的过程。1所以这“萍水相逢”的缘起成了“情之所至”的关键，而这一点笔者把它笼统地称为恋爱模式。传统的爱情题材作品大都是“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美谈佳话，基本没有脱离“一见钟情”式恋爱的固化思维模式。《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生只在佛殿上见了那匆匆一面，就勾起两端愁思。“赤紧的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肠”，2深处闺阁又时刻受到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规范的贵族小姐崔莺莺，在看到一个模样清秀又品貌端正的男子，情理之中生出一段闲愁思绪。而作为男主角的张生更是辗转难眠，“我和他乍相逢，记不真娇模样，我则索手抵着牙儿慢慢的想”，情思磨人，只能“睡不着如翻掌，少可一万声长吁短叹”。
王实甫以“一见钟情”作为整部杂剧的出发点，从而架构之后的故事情节，可谓水到渠成，但这仅仅只能作为以爱情为题材的传统经典范本，如果想深入探究男女主人公爱情发展的轨迹，那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式的恋爱就明显地表现出断层式空白——只有突如其来的相恋和如愿以偿的结合。但是这不能就此否定“一见钟情”作为一种常见的爱情表现形态的魅力所在，因为在古代以封建贵族为主体的爱情题材小说占有很大比重，基于当时社会给予女性的压力，贵族女性接触男性的机会可谓少之又少；再者，贵族女性的婚姻是由当时政治、经济形态决定的，更关乎于世家大族的利益，所以说在统治者规划下，留给青年男女恋爱的弹性空间几乎为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封建社会公认的婚姻择选标准。3
《红楼梦》中宝玉和宝钗最后的结合也不例外地是以家族利益作为首要条件，但“一见钟情”式的恋爱并非作者曹雪芹的本意，所以曹雪芹在刻画宝玉、黛玉爱情时进行了原创性的发展超越。这种原创性的发展超越首先体现在他本人借贾母之口对前人的“陈腐旧套”进行否定批判。《红楼梦》甲戌校本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中，贾母对《凤求鸾》做出这样一番评价：“只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只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那一点是佳人?”从中可以看出贾母，或者说是作者的倾向性很明确——反对“一见钟情”式的恋爱模式。
其二，宝玉、黛玉不同于崔莺莺、张生“郎才女貌合相仿”般的直接式“两情相悦”，他们最后引为知己，是经历了一番过程的，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4这在《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有据可循的。宝黛之间的“日久生情”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宝黛爱情的萌芽时期。宝玉黛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大有不避嫌疑之处，但是此时爱情与友谊仍处于朦胧未兮的状态。第二阶段，宝黛爱情的危险期，从史湘云闯入到赠帕为止。前有“金玉良缘”之说，后有“金麒麟”之事，黛玉天性敏感多疑，再加上宝玉身上有着诸多“意淫”观念的体现，二人之间不可避免地生出嫌隙矛盾。不过在此阶段二人的男女之情渐渐明晰，宝玉就算挨打，依旧牵挂黛玉，吩咐晴雯送来旧帕，“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实谓之“真疼真爱真怜真惜”。5第三个阶段，宝黛爱情的稳定时期。自赠旧帕倾诉肺腑之言后，二人情感逐渐稳定下来，情由此所起，只一往而深。
二、以悲为美——对“大团圆”喜剧结局的超越
中国古典美学中一直有偏爱“悲音”的传统，甚至于可以说是“以悲为美”。曹雪芹先生在着述《红楼梦》时，采用“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将“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悲剧意蕴从头贯彻至尾，打破了以往“才子佳人”故事框架下的“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6《西厢记》最后，君瑞莺莺美满团圆，可谓是“趁了文君深愿，酬了相如素志”，更是对全书“眼目”——“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照应和升华。这样“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固然为看官们所喜闻乐见，但是同悲情悲剧相比，缺少了一种生命价值方面的隐约美感。萧涤非(1984)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说道：“审悲活动使人的情感和理智快慰，从根本上说，就是使人的生命力充分活跃。”即由美好事物被破坏的痛感，上升为快感，最终落实到美感层面。所以说“以悲为美”的审美方式中心虽然在“悲”，但落脚点最终在“美”。
这一点在宝玉黛玉的爱情结局上有集中体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将此前的恩怨情债都付诸一炬，只剩魂归离恨天，潇湘馆外真真是风梢竹动，月影移墙，一片凄清冷落；而贾宝玉了却尘缘，作者并未多述其中经过，一句“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便将悲剧意蕴同悲壮苍凉的浩大自然相结合，营造出极致的凄凉美感。7由此两处可见，曹雪芹对“以悲为美”的表现是通过世间的自然景物将悲剧意味消融在一种虚幻的和谐里，最终达到一种中和的平衡。8宝黛爱情的悲剧是美感事物遭受外在打击后呈现支离破碎状态的具体体现，它的深层表现是作者曹雪芹对“情”的价值的充分肯定与追求，也更加符合封建社会的现实状况。9
三、反抗彻底——女性主体意识的超越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以男权政治为中心的社会，为巩固统治而所阐发出来的礼教文明成就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的女性形象——贤妻良母、贞女孝妇。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女性似乎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缄默不语的群体，她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架构在男性统治的条件允许之下进行的。汉代董仲舒提出“阳主阴从”的阴阳理论，进一步奠定了“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固化意识，从而形成一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
阴阳五行说的来源之一是人们对生殖观念的崇拜，《周易·系辞上》有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10古人由天地尊卑进而解释社会男女关系，肯定了男女有别，更有高下主次之分的合理性，这也是女性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体系下受到压迫剥削的重要原因。但是从中国哲学对立统一的观念来看，阴与阳虽然处于对立层面，但是二者相互调和，相互补充，从而达到一个平衡稳定的整体，并没有明显的高下贵贱之分。
从这个角度再去审读《红楼梦》和《西厢记》，两对男女主角反对封建制度，追求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背后是对封建统治阶级规划下男尊女卑理论构建的批判和较量，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呐喊。11《红楼梦》和《西厢记》这两部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冲破了主流文化下的藩篱，谓之经典，实至名归。可是笔者认为，曹雪芹较王实甫对于封建制度的反抗精神更甚，所以体现在书中女主人公人物形象方面，林黛玉较崔莺莺的女性主体意识也更加深刻彻底，这也是《红楼梦》对《西厢记》发展超越的一大体现，这一体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林黛玉从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加之性格孤标傲世，多愁善感，周围姐妹少有能与之真正交心的，而她唯一的情感寄托是与她同为封建叛逆者的贾宝玉。有人评论林黛玉较崔莺莺对爱情表现得更为柔弱、敏感，没有崔莺莺主动追求爱情的勇气，可是《西厢记》中张君瑞崔莺莺私会尚有红娘相助，黛玉宝玉二人又有何人相助?环顾贾府上下，个个都是封建卫道者的面目，黛玉因此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只怕一步走错，落人口实，便是爱情万劫不复的深渊。林黛玉比崔莺莺面对的阻力压力更多也更大，而她能奋不顾身地与宝玉相爱相知，是对当时女性身份的一种超前的突破，她所涉及的女性主体意识层面更为深刻具体。
其二，《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才子佳人”式恋情的完美落幕仍是基于封建统治者安排的仕途经济道路。试想，张生若是没有登科及第，金榜题名，那赤裸裸暴露在与世俗不相容的环境下的叛逆爱情，能否坚持到底?崔莺莺、张生的爱情并没有完全脱离封建社会对男女潜意识的规范，他们最终的结合是在此意识推动之下顺理成章进行的。12从这个层面来看，崔莺莺虽有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不敢与封建势力进行正面较量，“长亭送别”的实质也是崔莺莺对以仕途经济为具体表现的封建制度的默认和妥协。13相反，贾宝玉、林黛玉同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更是仕途经济的轻蔑者。黛玉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反抗是一种彻底的反抗，她劝宝玉“你可都改了罢”，也是从贾宝玉自身安全出发，并非心中所愿。正因如此，《西厢记》《牡丹亭》才能成为宝玉黛玉互相通情达意的媒介。虽然这也奠定了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但是林黛玉至死都不曾低头。14
四、结论
瓦西列夫(2003)在《情爱论》中说道：“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属的本能。”而这种建立在本能基础之上的爱情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被赋予了更符合人性化的特征和贴合心灵的属性，例如高洁的品格，独立的精神，永恒的意念等等。爱情说到底只是世间多数情感中独一无二的一种，但曹雪芹的《红楼梦》和王实甫的《西厢记》偏偏把这样一种世间独一无二的情感渲染到极致，成为经典绝唱。从爱情的角度来看，《红楼梦》虽然借鉴了明清时期“才子佳人”的故事框架，但是突破了以《西厢记》为代表的“一见钟情”式的恋爱模式，打破以往看官们所喜闻乐见的“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达到一种隐约渺茫的悲剧美感。《红楼梦》较《西厢记》更是以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切入口，极力寻求男女平等理论的建构空间，来作为反抗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
参考文献
Q蒋星煜着1982《明刊本西厢记研究》, 中国戏剧出版社。
0箫涤非着1984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0基里尔-瓦西列夫着,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译2003《情爱论》, 当代世界出版社。
注释
1拾井磊 2021 《<红楼梦>与佛教经藏关系考辨》，《曹雪芹研究》第1期。
2王实甫，王晓春评注 2016 《西厢记》，北京：中华书局。文中所引《西厢记》皆出于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3胡紫君 2019 《浅论<红楼梦>中“四春”命运悲剧性的成因》，《汉字文化》第15期。
4汤显祖着,钱南扬校点 2010 《汤显祖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5邓遂夫校订 2001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作家出版社。文中所引《红楼梦》皆出于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6袁媛 2016 《我国古典文学中“以悲为美”审美方式及其演变探究》，《语文建设》第30期。
7任安静 2020 《探析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中的美学思想》，《美术教育研究》第19期。
8于师号 2018 《诗性与灵性:林黛玉、婴宁形象的生态美学解读》，《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9任子豪 2020 《<红楼梦>与南京文化关系考察研究》，《汉字文化》第11期。
10王宝峰 2020 《传统儒学中的女性观及其现代意义》，《江西社会科学》第4期。
11叶雨涵 2020 《浅析唐元时期士人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思想变化——以<莺莺传>和<西厢记>为例》，《汉字文化》第7期。
12徐志豪、吉玉萍 2018 《所谓伊人:<聊斋志异·侠女>中高扬的女性主义意识兼蒲松龄的女性观》，《蒲松龄研究》第4期。
13桂宇雪 2019 《诗词与园林关系新论》，《大众文艺》第6期。
14胡铭 2020 《浅析<红楼梦>中的生活智慧》，《汉字文化》第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