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古诗十九首》作为创作于东汉末年的一部诗集, 其中涉及很多人生中常常遇到的问题, 写出了古人内心深处几种深刻的人生感悟类型。其中对及时行乐的生动描写, 写得温厚缠绵又酣畅淋漓。。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特殊产物。它是身处末世的底层文人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这种选择的背后, 体现了一种理性主义的人生态度。同时它也表明了文人们对生存意义的重新思考, 这其中也渗透了强烈的生命意识。
关键词： 古诗十九首; 理性主义; 生命意识;
翻开《古诗十九首》我们会读到不少鼓吹及时行乐的诗句, 如“为乐当及时, 何能待来兹”, “不如饮美酒, 被服纨与素”等等。长期以来人们对《古诗十九首》中表达的纵欲主义思想也都是众说纷纭。游国恩先生认为这只是一种消极情绪的流露, 没有多少思想价值。而李泽厚先生认为这是“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1], “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2]。其实这种纵欲主义思想是特殊年代中产生的。这种思想其中有着丰富的思想意义和审美内涵。它对于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无奈的人生选择
东汉末年, 政治极度腐败。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两次党锢之祸给予了士大夫阶层沉重的打击。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 再加上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 终于爆发了黄巾起义。统治阶层虽然镇压了这次起义, 但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更是使得各地烽火连年, 民不聊生。整个东汉王朝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动荡不安的政局, 士人们的生存处境极度艰难。而对于处在统治阶级底层的《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来说, 他们的情况尤甚。《青青陵上柏》中, 作者通过自己游戏宛洛时的所见, 抨击了当时政局的黑暗。在诗中作者说:“洛中何郁郁, 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 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 双阙百余尺。”作者去京城洛阳游玩, 却发现权贵们的宫殿巍峨壮观。他们只知道纵情享乐, 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诗的最后一句说:“极宴娱心乐, 戚戚何所迫。”达官贵人们为了享乐, 而荒废国事。作者对此忧心忡忡。
在这种背景下, 儒家强调的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只能是一种幻想。朝廷的荒淫腐朽, 使得士人们报国无门。而儒家一直以来都将出仕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当士人们发现他们的理想和追求无法实现时, 便只能通过纵欲和享乐来使心灵得到抚慰。《青青陵上柏》中, 作者说:“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 聊厚不为薄。”人只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既然如此, 我们就来纵情的饮酒作乐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之所以会选择一种放纵的人生,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沉重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 作者感到无能为力。他的理想和追求与这个黑暗的现实之间有着尖锐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于是他发出了“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这样的感慨。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一种煎熬。而排遣这种痛苦和煎熬的方法就是“斗酒相娱乐”。在《生年不满百》中, 作者也这样写道:“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 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 何能待来兹。”正是因为人生如此短暂, 而忧愁却如此多, 所以我们更应该极力地去追求快乐。由黑暗的现实所滋生出来的虚无感、悲痛感, 是这种纵欲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这种纵欲主义正是对虚无感、悲痛感的一种重要解脱方式, 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将享乐作为解脱现实的手段并不是《古诗十九首》独有的现象。例如, 同样生活在东汉末年的曹操在他的《短歌行》中这样写道:“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在这里曹操也是将饮酒作乐作为化解人生悲苦的手段。但与《古诗十九首》不同的是, 曹操在这里虽然流露出了一丝凄凉和无奈, 但之后却马上转向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求。在诗的最后作者写到:“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这充分表明了作者求贤若渴的心情, 也说明了曹操非常渴望能建立一番伟大的功业。这首诗中虽然有这样的消沉之音, 但总体而言却依然豪迈慷慨、气势磅礴。通过与《短歌行》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古诗十九首》中的纵欲主义更显得绝望和无奈。曹操身处统治阶级的上层, 面对这样的现实, 他虽然也会有一丝悲凉和无奈, 也会有短暂的消沉, 但可以通过建功立业来改变现实, 实现抱负。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是底层文人, 他们只能通过享乐来安抚心灵, 除此之外, 别无他途。
二、清醒理智的人生态度
从诸子百家开始, 理性主义便被纳入中华文化的框架之中。正是这种理性精神, 使得中国人一直是以一种清醒理智的态度来对待现实和人生。中国人没有像西方人那样虔诚的宗教信仰, 所以我们不会像西方人一样去一个虚构的彼岸世界里去寻求解脱。中国人不求来生, 不问彼岸, 将生存的全部意义都放在了这个可知可感的现实世界。这种理性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人对于人世间近乎变态的留恋和对于人间生活的近乎变态的执着, 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死亡的近乎变态的恐惧。”[3]
《古诗十九首》中的及时行乐的思想的背后也体现了这种理性主义精神。《今日宴良会》这首诗从表面上看是在宣扬享乐主义。“何不策高足, 先居要路津”, 讲的就是人应该高居要位, 然后让自己更好的享乐。但这首诗还有更深远的含义。正如叶嘉莹所说:“你不要看到他写的都是宴会、弹筝、唱歌等, 就以为这首诗只写及时行乐。其实, 他写道了社会, 也写到了人生。”[4]这首诗前几句都是在写宴会上一起听音乐的欢乐景象, 但“齐心同所愿, 含意俱未申”一句则表明这群人在仕途上的坎坷失意。因为诗中所说的“新声”实际上是代指的政治理想, “含意俱未申”则表明他们的理想无法实现。正是因为这样的现实, 所以作者不得不以“何不策高足, 先居要路津”这样的方式来寻求解脱。在这首诗中, 作者痛苦的来源是现实生活, 而他摆脱痛苦的手段也是在现实中寻找出路。这背后体现出的对人世的留恋, 正是这种理性主义人生态度在作品中的体现。而诗的最后又说:“无为守贫贱, 坎坷长苦辛”。从中就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作者依然保持着一种冷静的态度。诗的最后并没有激烈的情感抒发。它只是用反问的口吻来劝解自己不要一直固守贫贱, 而要珍惜眼前和当下, 及时行乐。《回车驾言迈》中, 作者也这样写道:“人生非金石, 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 荣名以为宝。”生命是如此的短暂, 所以要珍惜荣华富贵。从这里可以看出, 《古诗十九首》如此注重享乐, 注重物质享受的根本原因, 还是源于对死亡的逃避和对生的重视。作者希望通过享乐来使生命从苦闷的现实中得到解脱。
之所以说这种纵欲主义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清醒理智的人生态度, 是因为它说明了《古诗十九首》“完全执着于人间, 关注于现实”[5]。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 它也没有放弃希望。不管现实怎样黑暗, 都依然是在现实中寻找解脱, 寻找希望。在这里的纵欲主义其实也只不过是为了在现实世界寻找解脱的出路, 在纵欲的背后, 依然体现着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眷恋。因为不管这个世界怎样黑暗怎样让人绝望, 它都没有走向虚无, 或者是在一个形而上的虚幻世界里寻找解脱。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来源于现实, 所有的出路也在现实世界里, 即使是“痛不欲生, 但还得生”[6]。
三、生存意义的重新领悟
由于东汉末年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 人们时时刻刻都要收到死亡的威胁。《去者日以疏》中说:“出郭门直视, 但见丘与坟”, 《驱车上东门》中也有“浩浩阴阳移, 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 寿无金石固”这样的诗句。死亡离人们并不遥远, 它触手可及, 无时无刻不围绕在人们周围。人的生命就像朝露一样短暂, 转瞬即逝。这是生活在那个动荡年代里的人们对世界最基本的感受。而《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的眷恋就构成了《古诗十九首》最基本的思想。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说:“从事哲学即是学习死亡。”存在主义把走向死亡作为生的自觉, 人是通过死来领悟生的意义。正是在死亡的背景之下, 正统的儒家价值观念都被瓦解了。这便促进人们去重新思考生存的意义。人总是会走向死亡的, 谁也无法拜托这个命运。正所谓“万岁更相送, 圣贤莫能度”。既然如此, 活着本身的意义在哪里。“圣贤莫能度”一句就说明了作者本身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以传统的儒家观念来看, 人应当步入仕途, 应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应当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的最高标准和终极追求。但黑暗的现实使得这一切都显得遥不可及。文人们的理想和抱负根本不能得以施展。“圣贤莫能度”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圣贤也和我们一样都不能摆脱死亡的宿命。一切都是从无中来的, 最终也会归于虚无。既然这样, 那么圣贤们为我们描绘的通向不朽的人生道路自然也就是行不通的。原有的价值体系崩溃后, 面对着短暂而虚幻的人生, 人需要为自己重新寻找生存的意义。这时纵情享乐成为了其中的一种选择。在《驱车上东门》中, 作者说:“服食求神仙, 多为药所误”, 追求永恒的企图是荒唐的, 徒劳的。与其如此, 还“不如饮美酒, 被服纨与素”, 既然人总是要死的, 既然通向成仙的道路根本不存在, 就不如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尽情地享乐。正是因为对死本身有了深刻的体会, 因为意识到人是“走向死亡的存在”, 所以那些原先的人生出路也都不能使人实现真正的超越和不朽。在这种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下, 作者提出了“不如饮美酒, 被服纨与素”的观点。这里的及时行乐, 便有了一种反抗虚无与绝望的含义, 是为无意义的人生重新寻找意义。
纵欲主义的背后是生命意义的重新领悟, 它的背后体现的是生命意识的萌发。正是因为有了生命意识, 《古诗十九首》呈现出与之前的官方文学的不同面貌。在经学思想影响下的两汉文学, 过分突出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 而对文学本身所应有的审美价值极大地忽视了。文学的作用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而不是抒发自身的生命体验。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班固的《两都赋》, 这篇作品以儒家学说为依据, 以歌功颂德为主旨, 是属于典型的庙堂文学。它通过长安与洛阳的对比, 从而达到歌颂当朝统治者的目的。这一时期的其它作品也多与此类似。由于被封建统治者拿来作为巩固其自身统治的工具, 两汉时期的文学自然而然的就会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缺乏真挚的生命感受, 没有深刻的生命体验, 让之一时期的官方文学日益僵化, 呈现出死气沉沉的面貌。
而《古诗十九首》对享乐主义的宣扬, 其实是生命意识的一种体现。《青青河畔草》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妇女独守空闺时的心路历程。这首诗一般的闺怨诗有着很大的区别, 主要是因为诗中女主人公身份非常特殊, 她是一个“倡家女”, 也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妓女。这种特殊的身份, 使得她将肉体的享受看的比对爱情的忠贞更重要。所以当面对长年漂泊在外的丈夫时, 她的想法就是“荡子行不归, 空床难独守”。王国维对这首诗的评价是“可谓淫鄙之尤”。但这种“淫鄙”的背后, 恰恰是最真挚的情感的抒发。这样的想法最符合诗中女主人公的身份。这种与封建礼教相违背的表达, 让《古诗十九首》摆脱了说教意味。文学不再是政治的附庸, 而回到了它本来应有的位置。这表明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即将到来。
钟嵘曾用“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话语来评价《古诗十九首》。之所以对它有如此高的评价, 还是因为《古诗十九首》将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经历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这里没有一本正经的说教, 没有枯燥无味的论述, 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 有的只是最真实的个体情感和最真切的生命体会。包括其中那些纵欲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 都是最真诚的生命感受, 都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面对沉重黑暗的现实时所发出的心底的呼声。王国维在评价《生年不满百》《驱车上东门》等诗时也说:“写情如此, 方为不隔”之所以说它“不隔”它能把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大胆的表露出来。魏晋时期是一个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年代。而《古诗十九首》作为“开一代先声”[7]的作品, 它其中渗透的生命意识, 为魏晋时期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其实改造从《古诗十九首》就已经开始了。之后的建安文学继续承袭了这一路线。《古诗十九首》中体现的生命意识在魏晋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古诗十九首》中的纵欲主义的意义, 不仅是将文学从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也在于它对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意义做了重新的思考。正是因为先有了人的觉醒, 然后才有了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有着强烈的否定传统和权威的意义。表明当时已有已经经学思想的束缚, 开始重新定义生命的意义的自觉意识。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 对魏晋文学走上新的发展道路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2][7]李泽厚.美的历程[M].三联书店, 2009.93, 93, 90.
[3][5]陶东风.陶东风古代文学与美学论着三种[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12, 13.
[4]叶嘉莹.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M].中华书局, 2015.93.
[6]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M].三联书店, 2009.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