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悲剧意蕴体现了汉末文人生命意识的自觉和凸显, 个人丰富的情感与生命体验在时间和空间的共同作用下得以完成, 时间的逐步拉伸加深和丰富了个体体会痛苦的层次;空间的逐步拉伸使伤感情绪的表达更加个人化。经过个体对痛苦的反复体认, 终于促成了悲情意识的纯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忧患”为主要内容的悲剧意识的觉醒和升华。这些最可宝贵的思想意识在诗中通过游子思妇的相思之语和失意文人对命途的思索与抗争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时间和空间不同形式的拉伸增强了悲剧意识的表现力, 同时也为中国后世熠熠生辉的悲剧文学积累了经验。
关键词： 古诗十九首; 时空拉伸; 悲剧意蕴; 生命意识;
时间和空间是诗歌创作中的关键要素, 它们的共同作用往往能增强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时空拉伸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主要是通过作品中特定的词汇或营造的意境, 体现出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延伸, 其形式主要包括时间的逐步拉伸、空间的逐步拉伸和时空的交织拉伸。在此背景下审视诗歌, 往往会品味出其不同寻常的意味。
《古诗十九首》中所表现出来的悲剧意蕴是人对生命体认过程中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在历史进程中的诗性沉淀。个体只有获得丰富深刻的内在体验才可能把细碎短暂的人生感叹凝聚成“文温以丽, 意悲而远, 惊心动魄, 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10) 的包孕性丰富的诗歌语言。作为感受主体的人又是在共时的空间和历时的时光中逐渐发现了自我的价值。即所谓“时空的连续与交织构成了历史, 创造了整个人类文化”。 (10) 因此, 《古诗十九首》中的悲剧意味深厚广远, 耐人寻味, 不可忽视时间与空间两个要素在诗中的艺术体现, 时空拉伸背景下的悲剧意蕴也更富有生命的张力。
一、《古诗十九首》中时空拉伸的基本形态与生命意识的凸显
《古诗十九首》中的悲剧意蕴主要是通过生命意识的觉醒而体现出来的。生命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维度内的时间过程。生命个体在时间和空间的拉伸作用下完成对时代和社会所赋予自己的悲欢离合的体验, 从而获得心灵上的自觉, 升华出叩问自身的更高级别的悲剧意蕴。
(一) 时间的逐步拉伸与主体生命痛苦体验的加深
时间的逐步拉伸也即个体生命由于种种原因自身感知到时间流逝的平静缓慢。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 抒情主人公有条件在独处的情境下反复玩味某种情思带来的煎熬、无奈乃至痛苦。这就加深和丰富了个体体会苦痛的层次, 使其对待痛苦由对环境吁求式的排遣转变为生命内在的挣扎、承认和自我疏导。从而促使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悲剧意蕴的凝聚。
1. 由承受到体认——时间缓慢流逝过程中主体生命对相思之苦的自觉选择
《古诗十九首》中游子思妇诗以思妇之词居多。如《行行重行行》, 就是写“女子对于离家远行的爱人的思念” (10) 的典型代表。对相思之情的吟咏早已有之, 但都是通过描写漫长等待过程中时间的变化强调相思带来的痛苦, 自己无论如何都得承受。如“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虽然以“悠哉悠哉”点出了时间过程的漫长, 但目的还是为了突出见不到淑女的相思之苦。“挑兮达兮, 在城阙兮。一日不见, 如三月兮”也是通过表达等待时间的漫长来诉说自己对爱人的思念之苦。以上有关相思描写的诗句, 共同点在于在诗句所呈现的相思画面中, 我们只可以体会到时间流逝下抒情主人公对爱人的爱, 以及被动承受相思的痛苦, 而看不到抒情主人公对自身状态变化的描绘与关注。
而《行行重行行》中所表现的相思之情则不同, “相去日已远, 衣带日已缓”一句通过“日已”二字点出了时间的缓慢流逝, 同样诉说着女主人公内心的远别爱人的痛苦。不同的是她注意到自己的衣带也“缓”了, 这是对自己状态变化的关注。表明她在思念爱人的同时并没有把自己完全消解在相思的对象中。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 不光是要去承受相思之痛的痛, 更要意识到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的状态。关注自身的状态, 意识到这种痛苦对生命的消磨, 而继续相思下去, 就体现了生命对痛苦的自觉选择, 不再是单纯的一味付出, 被动承受, 显示了抒情主人公生命意识的觉醒。虽然这种自觉的相思也很悲哀, 但这正是女主人公一味承担悲痛折磨的抒情诗中难得见到的新的悲剧意蕴。
2. 由触景而叹到感境而愁——主体生命对思乡之苦在特定时间段缓慢拉伸过程中的连续性体验
思乡之情在时间逐步拉伸的背景下变得更加浓烈和难以逃遁。《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归之诗也显示出独特的韵味。在《古诗十九首》之前的抒情诗歌, 它们所传达出的故园之思的悲凉情绪, 都要通过眼前鲜明的物象来触发, 并且都要通过心里的今昔对比来完成。这种感觉是由瞬间而集中的。如“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就是通过眼前纷飞的雪花作为触发物, 再通过脑海中昔日的“杨柳依依”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今非昔比的悲哀。与之相类似, 《十五从军征》的整体意境, 也透露出“今昔恍若隔世的悲凉之感”。 (10) 正是由这凄凉之景对视觉的冲击, 才让思乡思人之情更加浓烈。但这样的触发式抒情方式太依赖于外在环境, 仿佛没有凄惨萧瑟的景物与环境, 思乡之情便难以言说。
但《古诗十九首》的思乡之情却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如其代表篇目《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 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 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 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 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 泪下沾衣裳。
夜幕降临, 正是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光。这个时光对于独处的抒情主人公来说, 是体察和整理内心情绪的最佳时机。全诗通过把夜这个平静的时间段拉长, 通过明月, 床帏这些眼前之物平和地呈现, 使人在徘徊、彷徨这些自己主动的动作消磨中感到内心自然而连续的思乡之苦。“愁思当告谁”一句表现的就是这种内在的对苦痛的感觉, 不需要今昔两个环境的触发, 看重的就是主体生命内发的对痛苦的体验。因此从《古诗十九首》开始, 后世诗歌中在描写思乡之情时, 便不那么依赖外在环境的触发, 只要有人在, 便有乡情的抒发。凡触手可及之物,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用来思乡了。这些虽然也是外在的事物, 但它们已经没有季节或今昔对比所打下的印记了。这种情感的无可逃遁, 正是由于它源于生命个体内心的挣扎。不再靠具有鲜明特点的外物来触发思归之情, 这正是注重人的情感, 描写人的觉醒的体现。
3. 由立身之难到失路之悲——主体生命对自身在漫长时间过程中的平庸空虚状态的认识与思索
对时间流逝给人带来的痛苦, 屈原在他的《离骚》中已经说得够痛彻了:“老冉冉其将至兮, 恐修名之不立。”但那只是立身不成, 他还有目标可以追寻。人生苦短的悲和追求目标而不成的苦使屈原发出无奈的一叹。而“人生寄一世, 奄忽若飚尘”所包含的悲剧意蕴则要复杂的多。
《今日良宴会》整首诗的背景是失路之悲。无门, 无法建功立业, 这就注定要平庸一辈子。而“寄一世”中的“一世”, 又暗示这是一个需要一天一天过得极漫长的时间过程, 生命主体已经意识到这种平庸的状态是一种痛苦。表面上和“恐修名之不立”感叹的都是无法达成目标的遗憾。但屈原面对的只是时间不够无法达成目标的悲哀, 而这首诗传达出的情感则是主体生命在无法看到目标时面对平庸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的痛苦与思索。这也使得《古诗十九首》在面对人生时态度变得多样化。游乐、求仙、服药看似荒诞不可取, 实际上正是为了对抗平庸无聊的人生。尽管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仍不免落入xuwuzhuyi的窠臼, 但这正体现了人如何把握自己的生命的悲剧性。这正是生命意识凸显后每个有自觉意识的人所要面对的问题, 正所谓“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 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 (10)
(二) 空间的逐步拉伸与伤感情绪的个体化
空间的逐步拉伸造成空间的阻隔, 使《古诗十九首》中的抒情主人公在迢远无依的环境里更加渴望个体心灵上的平等的温暖慰藉, 这就会使伤感情绪个体化。如在相思过程中人更注意微妙的心理变化, 思乡的悲哀情感更加倾向于个体生命的相互安慰。这一情感表达方式的转变恰恰证明了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凸显。为个体生命从群体悲哀的体验中解放上升到对个人人生悲剧意蕴的品味, 做了准备。
1. 由阻隔之痛到无言之悲——主体生命对空间延展中的相思之苦的特殊感触
相思情感的产生必然和相离联系, 提到相离又不能不注意到空间要素的逐步拉伸对人的心理和情感的影响。《诗经》中的《蒹葭》篇云:“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历来被认为“似是情诗……诗人来寻伊人者也” (10) 。也是写作者和伊人由于相离阻隔而产生的相思之痛。但《古诗十九首》里由于分离而呈现的相思之诗体现的不仅仅是阻隔之痛。
空间距离由于游子的离去越来越远, 如《冉冉孤生竹》中“千里远结婚, 悠悠隔山陂”, 悠悠二字点出在时间过程中空间的逐步缓慢的拉伸。但这种阻隔之痛是通过主体的特殊体会来体现感伤而感人的, 即伤感是由内心对距离的体认尺度和现实中的实际距离差异表现出来的。既然隔了群山, 那“轩车来迟”不是很正常的么?又怎么会抱怨车和自己的爱人来的那么晚 (来何迟) ?原因只是主体对相思对象的思念在心理上超越了实际的距离, 而实际的距离又不可缩短改变。因此这种痛只能是化为心灵上的痛苦挣扎, 无法用言语表达清楚, 只有在心上“怨”了。
这点在《迢迢牵牛星》一诗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迢迢”突出的是空间在平静中遥远的拉伸。既然牵牛星是迢远的, 又何来“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只能用抒情主人公对空间距离的特殊的心理体认来解释了。这种相思强调的不是客观条件的阻隔, 而是主体心灵自发的挣扎。与《上邪》中“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的对外在环境强烈的吁求最终还是被自然所阻的情形相比, 这种相思虽然柔弱却能超越自然的阻隔, 使双方达到心灵上的认同。内心挣扎的越厉害, 这种脉脉不得语的相思之苦就越深, 个体生命体验到的悲凉就越深沉。《古诗十九首》中空间逐步拉伸所唤起的个体内心的自觉挣扎也对后世诗歌有所影响。如曹丕《燕歌行》中“忧来思君不敢忘”一句就更细腻动人。“不敢”二字体现的是相离后思妇内心的自觉不忘, 凸显的是她内在的挣扎和对感情的自我玩味。若换成“不能”就带有外部环境的投射与强迫了, 因此被评价为“便娟婉约, 能移人情” (10) 。
2. 由思归不得到思乡寄内——主体生命在空间拉伸过程中思乡心理角度的转变
从古至今, 人们思念故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思念那里的故人。从《古诗十九首》之前的诗歌创作来看, 《诗经》中的《河广》《采薇》和汉乐府中的《悲歌》都有空间缓慢拉伸的痕迹, 但主要表达的是欲归不得的悲哀。有的虽也怀人, 但主要是父母亲人, 没有明确说思的是某个人。如《河广》被解释为“客旅在卫的宋人, 急于归返父母之邦的思乡之作” (10) 而广为流传。
而《古诗十九首》中《涉江采芙蓉》一首“还顾望旧乡, 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 忧伤以终老”则明确说明是怀念妻子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夫妻之爱, 在空间“长路漫浩浩”的缓慢拉伸之下, 演变成思乡寄内的情感, 说明抒情主体需要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个体的心灵的贴近与慰藉。这种思乡寄内的情感抒发是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平等的源自心灵需求的渴望。它和思念父母兄妹带有血缘义务色彩的情感相比, 更能体现出人作为一个主体爱和被爱的渴望, 也使个体生命意识更加凸显。
二、时空交织拉伸下的悲剧意识的升华
西方悲剧艺术往往把人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自身与外界所发生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作为描写对象体现其悲剧意识, 与此不同的是, 中国文学所表达和传递的最感动人心的悲剧意识, 就是以悲悯生命本身为核心的忧患意识。而这一悲剧意识的觉醒, 恰恰是在汉末这一思想激烈碰撞时期的前夜, 由率先完成生命意识觉醒的敏感而又多思的下层文人完成的, 《古诗十九首》中带有时间感和空间感的交织描写, 正是这一阶层用自己觉醒的生命, 体验、升华这一以“忧患”为主题的悲剧意识的绝佳写照。
(一) 时空交织拉伸下游子思妇吟唱中的悲情意识的纯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从艰辛和苦难中成长起来的伟大民族, 我们的先民也有许多对现实苦难的深切体验, 从而发出了在战争、离乱、疾病等苦难压迫生活下的悲愤的呼喊和对和平安泰的图景的强烈吁求。正如尼采所言:“一个痛苦的世界对于悲剧是完全必需的。” (10)
但是, 汉乐府毕竟只是民歌的代表, 这些作品中呈现出的苦难, 仅仅止于主人公所经历的眼前的具体之事。换言之, 只有当生活带给他们具体的痛苦时, 民众才能发出悲愤的呼喊。悲剧意识的觉醒, 首先要求的就是悲情意识的纯化, 即“人生悲剧感的萌发”, 而人生悲剧感的萌发, 其基础便是上文所述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就是人对生命本身的强烈关注。这显然是深受生存压迫的下层民众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作为一个在抒情时代孕育并成长起来的文化阶层, 东汉末期的下层文人群体, 具有敏感多思的心灵, 生命自觉的主体意识, 伤世悲怀的充沛感情, 恰好可以完成悲情意识的升华和纯化这一任务。在《古诗十九首》中, 诗人恰恰是通过对时空交织拉伸下游子思妇的悲情吟唱的描写, 让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人生悲剧感对于具体痛苦的超越和升华, 从而指向悲悯生命本身的情感核心。
《古诗十九首》中所表达的最重要主题内容便是游子思妇的相思之语, 但这绝不仅仅是囿于爱情的“儿女情话”。它包含着汉末下层文人在凉薄的世道下, 对生命本身的悲悯和关注。
《行行重行行》中在思妇的绵绵情语之下所透露出的就有浓重的生命悲凉之感。诗中“相去万余里, 各在天一涯”与“思君令人老, 岁月忽已晚”两句突出了时间和空间的突然拉伸给抒情主人公的痛苦。由于空间的万里阻隔, 想和自己心爱的人相聚而不可能, 这样虚耗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而“衣带日已缓”一句已经体现出抒情女主人公在相思中注重自己的状态变化的自我生命意识的突显, 没有希望的等待与相思对于一个已经觉醒了的生命个体来说, 就显得更加煎熬。而“岁月忽已晚”中表现时间突然拉伸的一个“忽”字, 更加痛彻地表现了时间流逝对生命本身的消磨与破坏。岁月匆匆流逝, 而青春是经不起毫无意义的等待和消耗的, 这就自然而然的使人心生悲凉。尽管在这首诗的结尾, 抒情主人公做了乐观的表达:“弃捐勿复道, 努力加餐饭”。但这只不过是劝人劝己的慰藉之词罢了。而这种自我化解的方法对达到夫妻相会的实际目的又是毫无作用的。也就是说, 个人对于生命中的某些痛苦, 是无能为力的。敏感而多愁的文人, 正是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 通过对当时社会条件下, 游子思妇分隔两地而不能见面的无法弥补的痛苦的描写, 揭示出了比生存和温饱更高层次的生命之悲。即:面对生命的不完美, 并不能通过努力, 找到使之完美的有效方法。人在生命的过程中, 有些时候是必须面对这样一种无能为力的等待与虚耗生命的状态的。于是, 便会让人产生一种整个生命都是悲凉无望的感觉。自此, 人生的悲剧感油然而发, 悲情意识得到升华和纯化。
只有当悲情意识上升到生命层面的时候, 个人才能真正深入的认识自己。只有对自己的人生悲剧感有深切体会和强烈关注的时候, 超越对苦难的呼喊, 对上天赐予公平的吁求的以悲悯生命为核心的忧患意识才会真正觉醒, 以这一“忧患”为主题的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悲剧意识, 才会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 大放异彩。
(二) 文人失路之悲表达中抗争意识的产生
悲剧之所以成为一种艺术,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绝不是因为它只描写了社会的黑暗、人间的痛苦, 而在于它还呈现了人类面对苦难的抗争精神。换言之, 一个有生命自觉意识的个体, 虽然体会到了人生悲剧感萌发的切肤之痛, 却没有沉溺其中, 而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去寻求摆脱困境的正确之途。即便有些人生悲剧, 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中国悲剧的抗争精神, 更多地表达了主人公通过抗争“救世”的愿望, 甚至把解救民众于水火, 放在了理想价值的第一位。而这种抗争精神的力量来源, 正是悲悯大众, 悲悯生命本身的忧患意识, 这也是中国悲剧意识的魅力所在。
但是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文人阶层, 在面对悲惨社会现实的时候, 又是鲜有办法的。虽然能够敏锐地感觉到社会之悲, 民众之苦, 但又不能进行具体的改造实践。只能通过“仕进”这一条路, 影响政治, 从而“解民倒悬”。
《青青陵上柏》一首就用看似达观的口吻, 道出了失路之悲的痛苦和文人忧患民众而不得其门的煎熬心情。青翠的陵上之柏和涧中历历可见的石头都是坚牢之物。而“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则在时间突然拉伸的背景下道出了生命的经不起消磨的状态。“报国无门”只能让生命空耗, 这是人生何等的悲哀!而更深层次的悲剧意蕴在于:多一个占据高位而无所作为的人, 民众便多一分痛苦;多一个有忧患意识的文人失路, 社会便多一分病苦。面对汉末残酷的社会现实, 文人们并没有完全沉溺在虚无和自怜的泥淖之中, 依然有为官报国的愿望, 虽然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文人的失路之悲异常沉重, 然而这正是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 在动乱年代面对惨痛的社会现实和无可逃遁的人生悲剧感所作出的抗争, 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不光要求得自身的解放, 而且表现出要让整个黑暗社会得以改观的强烈愿望。
《古诗十九首》正是这样一组有着xuwuzhuyi表现形式, 而其内核, 恰恰是对既定命运的不屈抗争。它所蕴含的悲剧意识, 表现出中华民族对于苦难和悲剧的态度:肯定矛盾, 殉于矛盾, 以战胜矛盾, 在虚空毁灭中寻求生命的意义, 获得生命的价值。 (10)
总之, 《古诗十九首》通过时空拉伸所表现出来的悲剧意蕴体现为对个体生命的真正理解和关注。在这一基础上, 以“忧患意识”为核心的永远不向生命的困境屈服的悲剧意识得以呈现, 正是对这种悲剧意蕴的品味带来了悲剧意识的觉醒, 也促使具有中国特色的悲剧意识逐渐清晰、纯化和升华, 加快了中国文学中悲剧艺术成熟的步伐。使后世文学描写、诠释个人生命中悲剧意蕴的层次更加丰富;也正是对这种深沉的悲剧意识的理解和表现, 使我国后世的悲剧文学,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世界文学艺术的殿堂里, 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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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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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小如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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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中华书局, 2012:127.
7 (清) 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 2011:165.
8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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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宗白华.艺境[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