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传统鬼文化及鬼故事的影响(2)

　　此故事中，张应和妻子因奉佛，算是佛家弟子而免遭恶鬼所害。这类故事应该是比较早的宣佛鬼故事，表现佛对人的庇护，反映出传统鬼文化受佛教思想的浸染。只要诚心信佛、吃斋念经，或是抄写经卷、建造佛像，哪怕对着佛像烧香拜佛、危难时喊一句佛，都能得到佛的庇护。中国民众历来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想，对于各类惠而不费的宣传，有着试一试无妨的心态，同时佛教的因果报应和求佛必救说，迎合了中国民众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给广大民众生命财产以安全保障，因此在民间拥有广大的信仰群体。因此，在讲述荒诞不经的鬼故事的同时，也宣传了佛教的教义。
　　
　　再者宣扬佛教三世轮回思想。好生恶死乃人之天性，为了逃避死亡，秦汉以来神仙思想流行，但国人追求长生久视的梦想在现实面前屡屡破灭。魏晋以来，士人身处乱世，生命意识觉醒，死亡恐惧感加剧。而佛教三世轮回思想改变了民众对生死的传统看法，适当消解了对死亡的恐惧，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佛教用前世、今生、来世和天、人、阿修罗、地狱、畜生、恶鬼的 “三世六道”来解释生命不休和果报循环的观念对鬼故事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个立体空间的冥界在中国鬼文化中第一次清晰呈现。如 《幽明录》中的 “阮瑜之”以人鬼对话确证轮回不虚，表明转世轮回确实存在。佛教徒充分利用国人的鬼魂信仰，将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融入到鬼文化和鬼故事中，通过一个个生动的鬼故事宣扬三世轮回思想，使鬼故事成为佛教教义最生动的注脚。
　　
　　还有宣扬信佛免罪罚的思想。这类鬼故事通过宣扬民众是否信佛的利弊，恐吓民众信佛，宣佛痕迹明显。如王琰的 《冥祥记》记载：
　　
　　宋王胡者，长安人也。叔死数载，元嘉二十三年，忽见形还家，责胡以修谨有阙，家事不理，罚胡五杖。傍人及邻里，并闻其语及杖声，又见杖瘢迹，而不睹其形。唯胡犹得亲接。叔谓胡曰： “吾不应死神道须吾算诸鬼录，今大从吏兵，恐惊损墟里，故不将进耳。”胡亦大见众鬼纷闹若屯外。俄然叔辞去，日： “吾来年七月七日，当复暂还，欲将汝行，游历幽途，使知罪福之报也。不须费设，若意不已，止可茶来耳。”至期果还，语胡家人云：“吾今将胡游观，毕，当使还，不足忧也。”胡即顿卧床上，泯然如尽。叔于是将胡遍观群山，备睹鬼怪，末至嵩高山。诸鬼遇胡，并有馔设，余族味不异世中，唯姜甚脆美。胡欲怀将还，左右人笑胡云： “止可此食，不得将还也。”胡末见一处，屋宇华旷，帐筵精整，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为设杂果槟榔等。胡游历久之，备见罪福苦乐之报，乃辞归。叔谓胡曰： “汝既已知善之可修，何宜在家？ 白足阿练，戒行精高，可师事也。”长安道人足白，故时人谓为白足阿练也，甚为魏虏所敬，虏主主事为师。胡既奉此谏于是寺中，遂见嵩山上年少僧者游学众中。胡大惊，与叙乖阔，问何时来？ 二僧答云： “贫道本住此寺，往日不忆，与君相识。”胡复说嵩高之遇，此僧云： “君谬耳，岂有此耶？”至明日，二僧无何而去。胡乃具告诸沙门，叙说往日嵩山所见； 众咸惊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乃悟其神人焉。元嘉末，有长安僧释昙爽来游江南，具说如此也。
　　
　　在这则鬼故事里，宣佛的意味比较浓，故事通过 “游历幽途”,而知 “罪福之报”,并宣扬那些 “戒行精高”的修行者在地狱，不但地位很高，还能得到群鬼的礼遇。在宣佛故事中，这样的情节安排多有雷同，但恰恰反映了佛教徒在民众中不厌其烦地强化信奉佛教的意图，可又忽略了故事的艺术性。佛教的这些思想，满足了中国民众特有的、尤其是下层民众潜在的精神需求，在民间争取了最广大的善男信女。正如郑欣所言： “崇佛派以通俗小说形式，把佛法之广大、报应之灵验、地狱之可怖展现在人们面前，使许多人对佛教产生敬畏，有所祈求，从而成为佛教的信徒。所以，宣佛小说在制造舆论，影响群众，压倒反佛派的声势，从而为佛教的广泛传播造成有利条件方面，则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佛教虽然也具备丰富的文学材料，但毕竟是外来文化，国人在接受上有一定困难，而鬼故事则来自中国民间，是普通民众最喜闻乐见的故事，因此佛教徒采用鬼故事来宣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佛教徒将佛教教义改编成一个个生动、鲜活、极具说服力的鬼故事来吸引信众，鬼故事成为宣扬和阐释佛教思想最生动的宣传册，成为吸引信众极有效的途径。
　　
　　二 鬼故事叙事之演进。
　　
　　直至魏晋，鬼故事一直未脱离 “丛残小语”式文体，篇制短小，语言琐碎，人物形象模糊，叙事处于发展阶段。魏晋六朝战乱频仍，儒学式微，使思想文化获得极大的自由，各种文化、学术思想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大放异彩。在民间蛰伏了很久的鬼文化和鬼故事也堂而皇之活跃在全社会。佛道两教的传播，也积极利用鬼故事作为宣教的载体和工具。同时，鬼文化也积极吸收佛道思想来丰富鬼文化理论。这个过程中，佛教的地狱世界、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观念，给鬼文化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极富想象色彩的宇宙空间观念和生命时间观念，为鬼故事的叙事拓展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提高了故事叙事能力，使鬼故事的文学性进一步凸显。鬼故事开始主动反映时代政治现状，表达人民群众的理想愿望，抒发个人情怀，使鬼故事由宗教叙事向世俗化叙事转变，成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中最耀眼的故事题材，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有些作品完全可以与唐传奇相媲美。浦安迪曾指出： “叙事的世俗化作为一种契机导致了文学叙事的产生，由此，叙事的本质发生了变革，引起了本质意义上的小说叙事的生成，使得 ‘六朝则为小说真正风行的时代'.” 可以说，在魏晋六朝佛教等宗教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刺激下，鬼故事的叙事观念才得以转变，叙事的演进才发生了质的变革。
　　
　　首先佛教传入以后，给鬼故事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极富想象色彩的宇宙空间观念和生命时间观念，为鬼故事拓展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提高了鬼故事的虚构能力，使其文学性进一步增强。在佛教思想渗透、影响下，鬼故事在艺术上作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探索，故事篇幅不断增长、容量愈加增大，并能够通过恣意汪洋、纵横驰骋的虚构想象和丰富的艺术手法展现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虚构能力得到极大增强。如 《续齐谐记》“王敬伯”条，人品才学俱佳的王敬伯，于夜在舟中独自凭栏抚琴，暗自叹息，竟引来 “姿貌闲美”的女鬼。人鬼奏琴和诗，相欢缠绵。晨别方知竟是邻船新亡女，且尸骨未葬。女鬼虽入幽冥，但难舍人间，将王敬伯视为知音，情深意重，感人至深。故事利用多种艺术手段来提高叙事的艺术性，叙事讲究条理章法，悬念设置波澜起伏，用人物的外貌服饰、言谈举止表现人物的特定情绪和内在性格，使人物形象具有较强的可感性和生动性。叙事突破了作者代叙的模式，通过人物对话来显示内容和推进情节发展。叙述与对话相间的方式，使情节更为充实，结构更为紧凑，具有一种缜密之美。语言上韵散相间，散句叙述，韵文抒情，错落有致。尤其是那段歌词，辞藻华丽，语言精美，如泣如诉，情真意切，不但抒发了人物的思想感情，而且增添了故事的文学色彩。故事善于营造氛围，幽怨悲切的基调，有很强的感染力。故事对女鬼的描写用笔细腻传神，描绘出一个幽怨惆怅的美丽女鬼，为后世文学塑造女鬼形象开启了一种模式。与早期鬼故事比较，这个故事叙事演进甚速。当然除了小说自身的发展演变外，与佛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佛教宇宙空间观念和生命时间观念，激发了鬼故事的虚构性，从注重实录向文学虚构转变，树立了小说虚构的自觉性。浦安迪也曾说过： “……虚构性叙事文体……则今天看得到的中国最古的小说，大概是六朝志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