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历史系主讲世界近代史。但是由于当时师资比较缺乏，所以我作为本科教学的“主力”之一，还承担了本校政法系和马列教研室干部大专班的世界近代史，外语系的世界通史和美、英、法、德、俄（苏）、日、意等大国的历史，以及国际政治学院（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前身，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团河校区）的世界现代史和世界当代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在断代史和世界通史的教学中，使我注意到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例如：我对当时的世界通史划分断代的标准产生了困惑。由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基本上是在苏联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对西方著作的译介也还有限，因此中国的世界通史教学除了一些各校自编的教材之外，最重要最基本的参考书是苏联10卷本《世界通史》（实际上是13卷，我们习惯上仍然称为10卷本），以及由周一良、吴于廑为总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4卷本《世界通史》，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周吴本”,及其相对应的4卷资料选辑①。这些基本的教科书，主要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分时期按国别地叙述了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且不包括中国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外国史。在这样的划分标准指导下，当时的世界近代史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现代史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结束；1945年以后为世界当代史。但是在实际进行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教学中，就带来了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将英国的一场内战作为世界历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转折点是否合适？如何认识15、16世纪（即所谓的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各种社会变化？将巴黎公社作为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向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标志性事件是否合适？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分为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这两个阶段的终点和起点是否说得通？十月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什么关系？战争与革命之间是什么关系？
将两次世界大战截然分开的论述是否科学？两次世界大战是否有其内在的连续性？法西斯运动的产生以及西方民主国家对法西斯侵略扩张采取的绥靖政策是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果有关？等等。
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我在教学中参考的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如英国学者H.G.威尔斯的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相当艰深的《西方的没落》、根据美国学者威廉·兰格主编的《世界史百科全书》翻译的《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与中世纪、近代、现代3部分），以及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的文字部分选译编成的《世界史便览：公元前9000年-公元1975年的世界》等等重要的通史类参考书以及其它专著，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和分期显然与国内的主流看法不同。我还注意到中国学术界对世界历史这门学科也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吴于廑先生的几篇相互关联的重要论文，即《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1）47-57页）、《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1）3-24页）、《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4）1-10页）。以后吴先生又陆续发表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和《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分别见《世界历史》1987年（2）1-18页和1993年（1）3-20页）。特别是吴先生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对“世界历史”这门学科的阐述，对我很有启发。他写道：“我仿佛看到世界史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有限定意义的分支学科，这门学科的探索目标在于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见《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不过当时我作为一个初学者，只是觉得这个对“世界历史”学科的定义的提法与过于强调世界历史上的社会形态演变有所不同，似乎更强调世界各地区的相互联系，但我也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它的重要性。
1986年，受国家教委（即教育部）委托，吴于廑、齐世荣两位先生共同主编新的《世界史》（6卷本），后来人们就将其称为“吴齐本”.1987年我作为齐世荣先生的助手，参加了这部《世界史》的讨论②。这些讨论主要在当时的高教社副总主编于渊先生的主持下进行。在多次倾听两位总主编的循循善诱的讲解和说明以及他们与其他前辈学者特别是分册主编刘家和、王敦书、朱寰、马克垚、王觉非、刘祚昌、彭树智、张象等先生的讨论中，我终于理解了吴先生的世界历史观。
在我看来，吴先生的世界历史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世界历史是什么；世界历史讲什么。
第一，世界历史是什么，吴先生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吴先生给“世界历史”这门学科的定义：“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①吴先生还多次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进一步指出世界史所要探索和说明的主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说：“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③这就是说，人类历史由原始的彼此闭塞的人群的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其自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是吴先生所认为的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世界史。
第二，世界历史讲什么。从上述定义出发，吴先生认为，世界历史所要探讨、阐述和讲述的，就是“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的历史”,在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包括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两个方面，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影响，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世界。从纵向看，人类历史经历了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尽管并不是所有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而是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是这个从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从横向看，人类的历史是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逐渐发展为全世界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息息相关的整体的过程。在历史的横向发展方面，物质生产的发展仍然是其推动力量。
吴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
他们互为条件；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横向发展一方面受到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促进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
总之，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会对横向发展形成制约，横向发展也会对纵向发展产生反作用。吴先生对于世界史学科的认知对象和主题所做的这种说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阐释。
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④甚至早于上述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在这些讨论中，我终于理解了这套书（吴齐本）的重要性：在阐释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也要重视世界历史的横向联系，也就是说，既要揭示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变而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又要揭示人类历史从各地区之间的相对闭塞到逐渐开放、从彼此相对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最终发展为息息相关的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与此同时，世界历史的这种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之间又是一种相互交叉的互动关系。揭示这种交叉关系，则是一个难度更大的课题。历史在纵向上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向横广发展。例如，资本主义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有世界市场，不会有广泛的殖民活动；反过来，横向发展又影响纵向发展，有了广阔繁荣的世界市场，才有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才有了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和那个直到今天仍令英国历史学家无限追念的维多利亚王朝；然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形成，对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区的发展又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影响。
据此编写的世界史，不同于“周吴本”,不仅将中国放入其中，而且在近代史编和现代史编中，以150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等等。这些在世界通史编写体例方面的重要变化和创新，不仅更符合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也解开了我的困惑，初步回答了上述提出的各种疑问，并提供了更多的至今我都希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教学与科研问题。例如：如何阐述和评价近代早期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在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以及横向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与理解；如何评价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内与改革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的关系；如何看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如何看待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的关系；如何认识冷战；如何理解全球化进程；如何理解非殖民化运动，等等。
1993年吴于廑先生在人们始料不及的情况下突然遁归道山，并未看到这套书的全部出版，令人唏嘘不已。但是他提出的这种整体的全球的世界史观，不仅开创了中国的世界通史编纂的新局面，开拓并发展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并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教学与科研课题，而且引发了学术界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新思考和新探索。吴先生在学术上的这种不断进取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