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小论文（最新6篇）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于历史的研究也更加重视，基于此，本文汇总了6篇“高中历史小论文范文”以供参考。
　　 　　
　　摘要：思想是研究的先导， 历史研究应打破思维固式， 回归所研究的本真。破除历史研究中的“唯西”意识， 历史研究重视“是什么”, 轻事件间的因果联系， 重视思想的指导性， 并树立全球史观， 以科学的态度来达到丰富其人文性的目的。
　　
　　关键词：历史研究，意识，破与立
　　
　　历史研究是今人对以往历史的探究， 若给历史研究圈定一个范围，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界定可资借鉴：“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 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 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 在时际含偶现性、断灭性者， 皆非史的范围， 其在空际有周遍性， 在时际有连续性者， 乃史的范围也。”[1]由此， 历史研究应侧重对人类与社会有影响的、连续的人类活动。但是由于历史的过去性， 人们不能通过实践上升为理论的方法对历史进行分析， 研究主体需要借助“第三方”了解历史客体， 这种隐性的三角对垒使研究成果易为主观意识所累。所以笔者试分析历史研究中的框架意识， 破除历史研究中潜在的西方中心论意识， 思考具体历史研究中的几个基点问题， 并提出应注重历史的事实类研究， 轻事件间的因果联系， 重前人的思想研究， 树立全球史观。
　　
　　一、对历史研究基点的几点思考
　　
　　首先， 关于历史是人文或是科学的所属问题。“人文”这个概念在不同语境中， 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周易》说：“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此处与“天文”相对的“人文”, 系指社会和文化现象。人们也习惯于“科学”与“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对举， [2]而历史本身就包含人文性与科学性两个方面， 所以在历史研究中存在是单取其一面还是有所侧重的隐形抉择。历史研究的人文性在于其研究对象、研究中介、研究落脚点都是人， 其科学性在求实， 但过分依赖于史料的考古发掘与史料是否可及。潜心研究的心血可能因“新史料”的发现而化为灰烬。这种根基上的主观性与其因史料或泛或缺而造成先天不足的客观方面， 都容易增加历史研究成果的模糊性。历史的人文性与科学性就好比实在的方式与实在自身的过程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当前语言因与实在之间的区分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特别是科学的语言不在是“科学之境”, 而是所研究的实在对象， 只是其研究中的一部分， [3]184即其科学性亦圈定在其人文性内。所以， 历史研究最终应定位在用科学的态度去达成丰富其人文性的目的。
　　
　　其次， 关于思维理解的断层问题。中国人的思维中关于对现实存在的合理性解释是断裂的， 这种现实的断层与历史研究目的的求是、求一甚为割裂。如把人的思维单列， 底层人们关注生存， 限于学识， 趋向于用感性与宿命解释现实问题；而顶层人们关注维稳， 借鉴中西方治世经验， 更趋向于理性与中西合璧。这种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思维上的断裂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接受圈来佐证， 试想在占中国总人口近70%的农村， 有多少人知道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人以其为信念支撑？从社会底层到顶层中一以贯之的稳定、深沉而内敛的思想主流一直是儒家传统中的精华部分， 如善良、进取等， 构成普世价值， 作为思想的缓冲地带， 调节、平和人们的心态。但是引导社会发展的精英集团往往会接触到更多的西化事物， 在中外价值观的冲突间如何抉择， 就构成了多变的、引导潮流真假“发展”的新引擎。而这种抉择是倾向于内， 还是倾向于外， 取决于民族心态， 其客观实效也是有待考究的。所以， 研究者应意识到这种领导者与被领导之间思想的割裂以及链接两者之间的缓冲地带， 以更透彻地理解社会现实。这种思想上的断裂就如同一架马车， 恐怕只有由马拉的车才叫马车。而马也可以认为自己是羊、是牛、是火车头。但只有认识到自己是一匹马， 才能有驰有缓地阔步向前。
　　
　　再次， 关于研究中的中国化问题。“化”字本身就道出了原理本身不存在某种说法， 是应用者的扩充意。其实本身或可单列成章。这种利用权威庇护的做法本身是自卑的， 其实质是西方中心论。比如囿于明末江南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 其探讨价值与其说有， 不如说是一种“希望有”的情结。原因是其一， 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 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4]11其二， 西方有如此的经济形态， 不意味着中国也要有类似的经历， 这种以西方为“轨”、削足适履的做法实不可取。
　　
　　二、历史研究框架的破与立
　　
　　历史研究框架的破， 在于破除模式， 破除各种框架意识， 回到关注事物发展的最本初状态。但是没有理论指导的研究成果可能是破碎的， 所以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不妥之处， 尚请方家指正。
　　
　　首先， 历史研究应重视事实类研究， 轻因果联系。历史研究重视“是什么”.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历史的三时段理论。长时段以一个世纪或几个世纪为单位进行计算， 中时段以10到50年为单位进行计算， 短时段是以年月日为单位进行计算， 并认为其中的长时段属于原因性时间， 它是人类和事物演变的基础， 并以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作为参照。[5]笔者借用其三时段划分， 但并不赞同其长时段重视原因性分析的论断。历史研究贵在求“实”, 历史应重视是什么的研究。在研究长时段时重视“是什么”, 但是不穷追“到底是什么”.由于受史料、研究者学识阅历等的限制， 长时段历史更难以贴近原貌， 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其研究价值， 因为其本身即构成一种文化存在。相对而言， 中、短时段的历史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较精确的揣度。
　　
　　历史研究宜轻因果联系。一方面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 不一定是在当时最有可能发生的， 也就是不一定是可能发生概率最高的事情， 所以如果以必然的心态去研究偶然发生的事的原因， 是有失偏颇的。此外， 研究中长时段历史发生的原因也是没有借鉴意义的。从心理学上分析， 研究者主动研究某一事物， 兴趣这一因素必不可少， 因为人们不会对一无所知的事物感兴趣， 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了解， 而这个所谓的了解可能会使研究者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 或成以今推古的缺陷。另一方面， 对于因果的研究所得应满足基于史料的简单信息综合， 不用遵循实用性研究一定要得出什么套路来。[3]9如功效派思想在运用到实践时将自私和对权力的欲望解释为一切事物的主要原因， 这种观点虽有其合理性， 但不免强断， 使历史研究单一、乏味， 且易失去本真。
　　
　　其次， 重视人的思想研究。一方面， 思想具有跨越性。当下有许多“理所应当”, 而时人亦有许多“理所应当”, 两者如相近， 则研究成果易逼真；两者如相斥， 会让研究成果扭曲或费解， 而这两者的重叠度取决于由客观环境所衍生的思想。比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天津条约》修约过程中， 咸丰皇帝并不以割地、赔款、开户通商等利权为要， 而以现今看来非常寻常的国际惯例“公使驻京”为命脉， 宁可以免除全部关税来婉拒！[6]因为在当时， 民族、国家观念并没有形成， 利权条款的危害时人亦无从了解， 只是晓得常驻使臣无外乎“监国”与“质子”, 断不容他人监视。另一方面， 思想具有指导性， 马克思主义学者亦认为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脱离历史人物的思想来研究其行为是不妥的。比如两广总督叶名琛，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谎报广州军情， 喜报迭传， 致清帝得知广州失陷、总督被俘后甚为惊愕。薛福成讽刺其“不战不和不守， 不死不降不走”, 亦有很多人将战败归咎与他， 但深谙传统道德精义的叶名琛认为自己所为是另一种忠君， 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发展的高峰期， 一方是倾覆之患， 一方是利权之忧， 如何抉择很明显， 即使他据实已报， 皇帝也无力支援， 徒扰圣听罢了。[6]153所以在理解了其忠君思想后， 是否对其行为定位为愚顽时， 或许有所宽容， 历史研究亦更贴近原貌。
　　
　　再次， 树立全球史观， 重视共时研究。就像存在着特殊， 相对亦有一般。世界本是多彩纷呈的， 东方也好， 西方也罢， 都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不必削足适履。遵从西方的研究或发展范式， 看似“抄近路”的借鉴本身根源于一种遵从的自卑民族心态， 其研究成果或会呈现出“支配态”的不伦不类。
　　
　　三、结语
　　
　　思想是研究的先导， 历史研究中应凝练正确的思想动态， 破除历史研究中的“唯西”意识， 重视历史“是什么”研究， 轻事件间的因果联系， 重视思想的引导性， 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周文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D].长沙：湖南大学， 2012.
　　[2]于述胜。也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意识”--基于教育研究的理论思考[J].教育研究， 2012, （1） :53-58.　
　　[3]刘北成， 陈新。史学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5]范为。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的革新和贡献[J].法制博览， 2016, （19） :318-319.　
　　[6]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
　　
　　摘要：室韦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室韦一名最早见于《魏书》，主要是南北朝以来中原人对居住在契丹以北的许多族属相同部落的泛称，关于室韦的来源也有许多种说法，唐代是室韦发展的重要时期。文中针对唐代室韦的活动范围、社会情况及与唐朝的关系几个方面对室韦民族在唐代的发展历史进行具体的阐述。
　　
　　关键词：唐代，室韦，族源，活动范围，社会情况
　　
　　一、室韦族源
　　
　　对于室韦的族源有许多种说法，但主流说法是其源于鲜卑，也有认为其是由鲜卑和肃慎两个民族分支融合而成。针对于室韦来源于鲜卑在《魏书·序纪》中有记载。拓跋鲜卑发祥于大鲜卑山，即今天的大兴安岭北部，后来又迁徙至呼伦湖地区，再辗转南迁阴山弱部一带。在拓跋鲜卑从呼伦湖地区迁徙以后，关于呼伦湖这一地区在历史上各北方少数民族居住地都与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根据相关史料分析，在北朝时室韦民族在这一地区出现，基本可以认为是当时拓跋鲜卑迁徙时一部分原住民没有随之迁徙，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壮大，重新形成较大的部落，而且部落实力也不断增强。并以鲜卑的另一译名形式室韦开始与中原政权进行交往。
　　
　　在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考古发掘出隋唐时期室韦墓葬20多座，经研究可以确定当时隋唐时期居住在呼伦贝尔地区的主要是室韦诸部。室韦之名始见于北魏，作“失韦”.主要分布于嫩江流域及其以西各支流，其中心地域当在今雅鲁河和阿伦河之间。到隋朝时，其活动范围较北朝时期有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室韦部落已开始向呼伦湖一带进行迁移。而且由一个单一的小民族群体开始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为诸多部落和几个民族融合为一体的室韦部族。每一个部或每一个地域中都还包括若干小部落，他们过着贫弱的游牧、渔猎和采集生活。唐代是室韦诸部蓬勃发展和壮大时期，不仅活动范围大大扩大，而且部落明显增多。
　　
　　二、唐代室韦的活动范围
　　
　　在《旧唐书·北狄》对于室韦的记载表明，当时室韦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小群体，已发展成为九个部落，而且每一个部落和地域内还包括许多小的部落。针对两唐书中所记载的地名与《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对照，可以判断出唐代时室韦居住于现在的松花江和乌苏里江范围内，大致活动范围可以判断为呼伦湖西岸以东、嫩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的黑龙江两岸，包括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地区。与突厥以额尔古纳河呼伦湖为界。
　　
　　据两唐书《室韦传》记载，当时室韦各个部落以呼伦贝尔作为主要活动地区，而且在当时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室韦民族克服了诸多困难，抵御各种灾害，顽强地生存。但由于受制于自然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当时室韦民族经济生活较为落后，而且在唐朝后期，当时突厥和回纥实力相继衰弱，在这种情况下，室韦趁机西迁，因此在唐代后期，室韦各个部落的分布范围开始向西和向南进行迁徙。
　　
　　三、唐代室韦的社会情况。
　　
　　（一）唐代室韦的主要生产方式
　　
　　在唐代室韦民族主要以渔猎、畜牧和农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而这其中以渔猎和畜牧为主，农耕较为落后。在渔猎生产中，主要是利用弓箭来进行狩猎，并以貂和鹿等野兽作为主要猎物，在室韦部族中，以貂作为主要物产，由此可以判断出当时室韦民族生活在森林里。并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此时的室韦部族以鱼和猪作为主要食物，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当时室韦部族生活的区域内有着较多的河流和湖泊。在许多史料的记载中都表明唐代的室韦民族处于原始的狩猎时代，并以渔猎作为主要生产方式。
　　
　　在《旧唐书·北狄》中对于室韦畜牧方面的记载中表明，当时室韦主要畜牧产品以猪肉和猪皮为主，猪肉做为主要食物，而猪皮则做成衣物。由于受制于所居住区域地形条件的限制，当时室韦民族畜牧业发展中羊较多，而马较少，这与所处森林地带有关，适合放牧，而且森林中野猪较多，因此猪群是当时室韦民族的主要财产。从中也能看出，当时室韦的畜牧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由于室韦少马，这也决定了当时室韦无法发展骑射力量，这在古代少数民族主要以骑射作为主要军事力量的情况下，说明室韦当时军事力量十分有限。
　　
　　在两唐书中关于室韦农业的记载基本上没有出入，农业生产工具主要以木犁为主，还没有使用金属工具，处于最原始的农业生产状态。仍以游牧业为主，农业较为落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室韦农业不发达与其当时所居住的环境也有直接的密切关系。室韦地处北方的呼伦贝尔地区，常年气温较低，不适宜农作物生长，而且当时与北方天气适宜的农作物种类较少，这使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农业生产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另外，当时室韦民族人口较少，而且所居住的环境周边野兽众多，依靠猎食和放牧就能够保证生存的需要，这也是导致当时室韦民族对于农业发展并不重视，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难度，所以导致室韦当时农业发展十分落后。
　　
　　（二）唐代室韦的社会构成
　　
　　在《通典·边防十六》中对于当时室韦的社会构成有相应的记载。在记载中表明当时室韦各部处于分散的状态，没有统一的首领，也没有形成部落联盟。各部落首领的产生没有严格的继承制度，可以通过选举来产生，这说明唐代室韦还处于氏族公社阶段，没有建立部落联盟。在新唐书记载“婚嫁则男先佣女家三岁，而后分以产，与妇共载，鼓舞而还，夫死，不再嫁”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室韦民族已经有了婚姻和家族的观念，同时私有制、家族和财产等概念都已产生。
　　
　　（三）室韦的其他习俗
　　
　　唐代室韦在人死后主要以风葬为主，主要是通过构筑大棚，并将死者置于大棚之上，服丧期为三年，这与《魏书》中对于鲜卑葬俗的记载基本相同，而且室韦民族的风葬习俗与契丹相同，由此也可以证明此时的室韦民族与鲜卑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史料对于契丹葬俗记载中，是将死者尸体置于树上，而在室韦民族葬俗中是将死者尸体置于大棚上，这说明此时的室韦民族没有生活在森林中，其生活在草原上，由于树木较少，因此只能由树上转移到大棚上。目前生活在呼伦贝尔地区的鄂伦春族在清代时的葬俗习惯也与室韦民族的风葬相同，而且对鄂伦春族生活的地区与唐代室韦民族生活的区域进行对比发现，二者之间生活区域十分接近，所以可以判断鄂伦春族可能会是室韦民族的后裔。
　　
　　在新唐书中对于室韦民族的居住环境有相应的记载，表明当时室韦民族为了躲避飞蚊多以巢居为主，即在树止巢居。平时住在利用草或是皮子搭建起来的帐篷内，这与鄂伦春族居住的仙人柱十分相似。在迁徙时也随之带走。由于冬季十分寒冷，则会选择进入洞穴中居住。在史料中对于唐代室韦巢居和穴居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也充分地说明当时室韦民族还处于十分原始的状态。
　　
　　四、室韦与唐的关系
　　
　　在《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关于室韦向唐朝朝贡的记载。如“武德中，献方物。贞观三年，遣使贡丰貂，自此朝贡不绝。”、“贞观五年，始来朝贡丰貂。”由此可以看出，从唐高祖时期开始开始，室韦和唐朝之间就有了往来，而且唐太宗时室韦开始向唐朝贡。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一时期内，东突厥灭亡，由于长期以来室韦依附于东突厥，在东突厥灭亡后室韦无所依靠的情况下只能归附于唐朝。东突厥在贞观四年时由唐朝将其击破，擒获了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自此后，室韦开始归附于唐朝。而且唐朝在贞观三年置师州安置契丹和室韦。即从唐太宗开始，唐朝开始实行对室韦进行管理，而且到了天宝年间，所管辖区域内的室韦人口增长了好几倍之多，这也充分地说明了室韦归附于唐朝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和进步。在唐玄宗时，又设置了室韦都督府来进一步加强对室韦的管辖。在相关的史料中都有所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室韦对唐朝忽降忽叛，这使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室韦会随着唐朝的兴衰来决定依附于唐朝还是叛出唐朝，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室韦民族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室韦民族的忽降忽叛与其所处之地较远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唐朝强盛时能够对其进行有效控制，但在唐衰落时，其他少数民族则会强盛起来，这就会在一程度上限制或是隔绝室韦与唐的交往
　　
　　结束语
　　
　　在唐朝时期的室韦民族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夷族特征，而且在唐朝末期，在颉戛期人打击下，回鹘汗国被击败，从蒙古草原逃走，这使室韦有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开始向西迁徙并开始发展壮大。在唐代室韦民族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室韦民族中的一支是当前蒙古人的直系祖先，生活在现在的呼伦贝尔地区，岗嘎墓群出土的随葬品进一步提供了室韦人在此居住过的依据。在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室韦民族顽强的生存和发展，并与北方各民族之间相互交融，为呼伦贝尔地区的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久和。室韦的经济和社会状况[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1）：28.　
　　[2]刘光胜，郑英德。试论室韦诸部都是蒙古族源[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5）：1.　
　　[3]张久和。南北朝隋唐时期室韦地域考--室韦史研究之一[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1（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