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论文题目: 股权分置改革下股权结构变化与信息披露质量--基于厦门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以厦门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选取2004年-2008年的样本数据, 分别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等方面来对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结论是:股权集中度与信息披露质量显着正相关.
关键词: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结构; 信息披露质量; 相关性;
一、引言
关于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影响信息披露质量.本文旨在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对比分析, 研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探寻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 并进一步探讨在股权分置改革后, 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从而保护股东利益,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本文以厦门上市公司为例展开实证研究.
二、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厦门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
厦门市上市公司于2006年开始实行股权分置改革, 到2007年底, 厦门市14家上市公司全都实行了股权分置改革.截止2009年6月1日, 已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实现了全流通, 分别是创兴置业、厦工股份、建发股份、金龙汽车、法拉电子.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后, 厦门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明显, 表现如下:
(一) 国有股、法人股比重下降.在未实行股权分置改革以前, 厦门市上市公司的未流通股股数占到总股数比例的61%-72%, 绝大多数股份是国有股, 有9家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是国有股.仅有4家公司有高管股, 且所占比重很少, 不到1%.股改后厦门市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在总股本中的比例下降了7% 左右.
(二) 股权集中度降低.股改后,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平均值由原来的42.99% 下降到36.24%,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最大值由股改前的75.00% 下降到68.00%,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最小值由股改前的14.57% 下降到12.22%,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最大值由原来的75.50% 下降到75.36%,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最小值由原来的36.74% 下降到31.87%,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均值由原来的62.23% 下降到53.14%.可以看出, 厦门上市公司由前五大股东控制.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在股改前后变化非常明显, 平均值由股改前的133.38下降到13.53, 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了.赫芬达尔指数的平均值由股改前的0.2504下降到0.1833, 说明了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差距缩小了.
如果按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划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0%, 为股权分散型, 20%-50% 为相对控股型, 大于50% 为绝对控股型.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后, 有3家公司的控股模式为绝对控股, 5家为相对控股, 3家为股权分散.
三、研究假设与样本选取
(一) 研究假设
假设1: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假设2:股权集中度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二) 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以在2004年前上市的厦门市14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选样窗口, 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考虑到ST公司财务状况异常, 如果将这些公司纳入样本将极大地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因此, 剔除了3家ST公司, 得到样本11家.将2004- 2008年作为数据窗口, 数据截止时间为2008年12月31日.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新浪网 , 资料不完备部分以及因研究需要另外查找的信息主要来自证监会网站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和讯网 .数据处理采用EViews5.0软件处理完成.
(三) 变量选取
本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CR1)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 (CR5) 、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 (Z) 、赫芬达尔指数即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 (H) 作为衡量股权集中度的指标.
上市公司经常对年报进行更正或补充, 这种补丁现象主要涉及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遗漏披露实际控制人的情况、遗漏中介机构和独立董事的专项说明和意见以及关联交易、对外担保情况等方面, 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本文以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信息是否发生更正和补充来衡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IDQ) , IDQ取值为1, 表示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信息没有发生更正和补充, 信息披露质量好, IDQ取值为0, 表示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信息发生更正或补充, 信息披露质量为差.所建立的实证模型如下:
四、实证分析结果
实证分析的结果证实了本文的假设.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与信息披露质量显着正相关.也就是说, 股权集中度与信息披露质量显着正相关.
上述实证分析结果产生的原因可能如下: (1) 股权集中度越高, 大股东的监督和激励作用也越强, 他们愿意收集信息监控和激励经理人.那些有相对控股股东或其他大股东的股权相对集中的公司, 股东对经理进行有效监督具有优势.在经理是相对控股股东的代理人的情况下, 其他大股东因其持有一定的股权数量而具有监督的动力, 他们不会像小股东那样产生搭便车的动机, 监督成本与他们进行较好监督所获得的收益相比, 后者往往大于前者.大多数股东拥有的股份数量较大, 且具有加强监督和改善管理的动力, 因此有能力和条件及时发现管理经营中的问题, 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有效发挥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 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概率; (2) 既然第一大股东对公司业绩及信息披露质量是正向影响, 也就是说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是利益趋同的, 减少了上市公司内部之间股东利益博弈的失衡, 减少大股东进行虚假信息披露的动机.在上市公司没有进行虚假披露的情况下,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表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量得到增强, 减少了管理层特别是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协调时间和协调成本, 使得信息披露更加能够符合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实证分析结果看, 股权集中度越高, 信息披露质量越好.
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后,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有所下降, 但是如果股权过于分散, 则使股东行使权力的积极性受到抑制.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过高, 大量的小股东难以形成对董事会或管理层的有效约束.而且小股东因搭便车的动机不愿支付监督成本, 缺乏足够的动力监督经营、更换现任经理或董事会, 这导致会计作假被发现的概率不大.同时, 由于管理层缺乏长期有效的激励制度, 经营者的利益便很难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 经营者很可能不惜牺牲公司的长远发展来为自己谋利, 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不实的会计信息欺骗股东.这种情况下, 股东对经营者的财务造假很难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和约束.而且, 我国中小股东的投机性偏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信息需求者.在资本市场上, 中小股东大多是投机者, 他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短期的资本利得, 通过股价的波动获取差价.因此, 他们对能导致股价剧烈波动的内幕消息的关注甚于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关注, 这必然导致对会计信息内在需求的不足.在当前我国市场机制、各项法律和监督措施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 股权集中能有利于股东对经营者进行监督, 有利于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当法律对投资者保护较弱时, 大股东的存在可以视为减少权益代理成本, 增加公司绩效的一种替代机制.而且,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后, 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具有共同的取向.为此, 一方面, 应鼓励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 努力发挥控股大股东的股权集中优势.另一方面, 对大股东实施适当的制衡, 建立起合理的制衡机制, 监管机构对违规信息披露的责任人追究民事和刑事责任.以民事责任为主, 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可以上诉, 要求获得赔偿.在这方面还可以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制定相应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和控股股东赔偿制度, 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促进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稳步提高和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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