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管理学自身理论的混杂是导致“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根源。在管理理论丛林的状态下,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只能使理论自身走向消亡, 强调“理论的严谨性”只能使理论等同于具体现象的复述而失去一般性。在管理学领域, 过多的“新颖理论”与“没有理论”同样有害。中国本土管理学或管理学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 必须基于若干基本假设进行“重构”。对管理行为基本假设的探讨很可能在哲学层面上展开, 管理学可能应重新回到泰勒、法约尔等创立的古典传统的基础之上。
关键词： 管理行为的基本假设; 中国本土管理学; 管理学元理论; 管理学的古典传统;
一、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结构”与“解构”
(一)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结构”。
贾良定等通过分析1981~2010年间发表在6种世界顶级管理学期刊上的259篇与中国情境相关的文章, 发现“关系”是研究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时运用最多的概念。在费孝通“差序式格局”的奠基理论框架之上, 许烺光、杨国枢、黄光国、高承恕、翟学伟等学者都对“关系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 形成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基于关系”的基本线索和结构。
(二)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解构”。
1969年, 美国社会学者米切尔将社会网定义为“一群特定的个人之间的一组独特的联系”, 从而开辟了西方学者对于社会网络关系研究的全新领域。在此之后一批着名的社会网学者, 如格兰诺维特、林南、怀特等, 创建了极为丰富的理论, 提出了如强关系与弱关系、结构洞等概念。
将社会网与本土“关系研究”相对照, 很多学者对中国本土关系的存在与否提出了疑问, 其要点是:中国本土的“关系”现象能够使用社会网的理论进行解释, 而事实上中国本土关系现象也能在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欧国家找到类似样本。通过理论的覆盖性与现象的类同性, 这一观点实际上完成了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解构”。
二、管理行为的典型事实、基本假设、基准点、参照系、理想型与宏大理论
在管理学研究领域, 不仅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被“解构”, 甚至管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都存在被其他学科替代的危险。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巴尼说, “管理学中组织理论的研究, 早期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借用理论, 建立了人际关系学派;后来从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中借用概念, 建立了权变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最近, 从生物学中借用概念, 产生了种群生态理论。”Mc Guire直接指出, 由于管理学理论来源繁杂, 导致管理学家“根本无法就实践中管理学者们究竟应该做什么、该如何去做达成一致意见。”这与作为管理学分支领域的本土管理研究被“解构”具有高度类似性。
然而, 就如何促进管理学自身理论范式的形成, 相关文献极其缺乏, 并且未得到管理学界的重视。Markoczy提出了基于“管理典型化事实”的理论构建手段, 所谓“典型化事实”是“在许多环境中都被观察到的现实, 它们作为经验真理被广泛认知。”本文认为, 上述“典型事实”实际上就是经济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基本假设”或“基准点”、“参照系”。钱颖一认为, 上述概念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 而是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例如, 经济人假设并没有反映人性的全部, 但它构成了我们理解所有经济现象的一个良好标尺, 为进一步解释现实提供了理论的参照系。
基于基本假设或参照系, 就可以形成一套内部逻辑严密、自洽的理论体系。反观管理学理论, “相当多文献在研究假设、概念化方式和结论方面都是不一致的。管理领域的文章在对理论概念进行详细描述之前, 常常需要花几页纸来澄清以往研究中那些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概念框架和研究结论”。
事实上, 不仅经济学采用上述学科构建的框架, 在社会学中同样如此, 韦伯的“理想型研究”就是基于同样的考虑。韦伯指出, “理想型式是通过着重强调一种或数种观点, 通过综合许多混乱的、分散的或多或少出现而又不时消失的具体个别现象而构成的, 它是根据那些着重强调的观点化成统一的分析结构而加以分类整理的。”通过对经验事实进行综合整理得到的学科一般性的理论基础, 也被称为“宏大理论”。笔者曾指出, 管理学研究过分重视中层理论而忽视宏大理论的建构是导致管理理论丛林的重大原因。
三、本土管理行为若干基本假设
无论是经济行为基本假设, 还是韦伯的“理想型式”, 绝不等同于自然科学中完全正确的“公理”, 而是一种“基准点”或“参照系”。基于上述判断, 马上可以理解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甚至管理学研究被“解构”的原因正在于, 理论丛林状态导致的大量视角不一、互相矛盾的理论, 绝不会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回到理论的基本假设”, 学术界的探讨应该在“一个或有限的几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基于此, 本文尝试提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三个基本假设:
(一) 集体主义假设与个体主义假设。
集体主义应看作是中国人管理行为的“基本假设”, 这意味着: (1) 根据韦伯的观点, 集体主义虽然并不恒定, 而是混乱的、分散的、时有时无的, 然而它在中国人的管理行为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2) 集体主义是一种应然状态, 即中国人的组织中, 管理者认为组织成员“应当”是集体主义的, 并以此出发对组织进行管理; (3) 应然不等于实然, 即“中国组织中的成员是不是集体主义的”可能千差万别, 企图以实证研究对这一维度的存在与否做出一个“或是或否”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二) 责任假设与权利假设。
中国人的组织生活首先强调的是对于组织的责任, 而西方人的组织生活首先强调的是组织不能强迫成员, 组织成员的奉献应限制在契约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 西方才会研究契约之外的“组织公民行为”, 而组织公民行为对于中国人的组织而言是“应当的义务”, 杨百寅称之为“主人翁意识”, 它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与“组织公民行为”类似, 但是其出发点不同———因而无法用实证的方法将它们相区别;其次, 因现实契约无法解释包括“公民行为”在内的很多组织积极行为, 因而西方学术界构造出一个“心理契约”的概念作为中介, 这针对于西方管理实践而言非常合理, 但是对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就是多此一举———因为中国人本“应当”具有主人翁精神。
(三) 人治假设、法治假设与关系思维。
通常认为, 东方民族传统上偏好人治的治理方式, 而西方民族传统上偏好法治的治理方式。反映到组织的治理中, 笔者认为这一基本假设仍然是正确的。
法治假设在组织管理中的体现是西方组织更重视成文的规定, 不随意修改已经确定的规则、规定, 而中国组织中模糊的规定、规则随处可见, 管理者应对的方式是“变通”。与前述基本假设类似, 本假设并不表明中国本土组织中完全没有成文的规定以及自始至终的执行, 而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人治”与“变通”, 与“变通”类似的“灰度思维”甚至写进了中国着名本土企业华为的“基本法”。中国本土管理中的“关系”就来自于人治假设, 正因为人治的存在, 因而“情感的”或“情感与利益相混合”的关系才能在组织生活中发生作用, 这是“中国式关系”与西方社会关系的重大差异。
四、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复构”与管理学的“重构”
在当前管理理论丛林的状态下, “中国本土管理学”作为一个分支领域是不可能存在。事实上, “理论的丛林”本身就意味着管理学很难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体系。中国本土管理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 必须基于若干基本假设, 本文称之为对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复构”。
当然, 理论的发展最终是为了解释与解决现实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基本假设构筑起来的理论体系对现实的解释力很低, 这一套理论体系便面临淘汰或更新换代的可能———目前, 主流经济学就面对这样的现实;但是,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 或者像主流管理学这样, 学术界存在无数个解释相似现象的、不可通约的理论, 那么理论同样是无用的。
在管理理论丛林的状态下,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只能使理论自身走向消亡, 强调“理论的严谨性”只能使理论等同于具体现象的复述而失去一般性。Pfeffer、Mc Guire、Markoczy等意识到上述问题的存在, 然而这一问题并不是个别学者所能解决的, 管理学界必须恢复到对于管理学基本假设或者管理元理论的探讨中, 管理学基本假设应该成为管理学界的共识或至少是主流管理学界的共识。正如Markoczy指出的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 要求作者们的每篇论文都提供“解释、预测和令人兴奋”的理论, 可能反而会阻碍这一进程。过多的“新颖理论”与“没有理论”同样有害。
对管理行为基本假设的探讨很可能在哲学层面上展开, 因为这些探讨的理据不仅仅是实证数据, 就像经济理性并不是通过实证而建立起它自身的基础性地位一样, 经济理性的基础是经济哲学与经济思想史。同样管理行为基本假设也应该立基于管理哲学与管理思想史之上。换言之, 管理学的“重构”要求对全部管理思想进行细致的梳理, 管理学可能应重新回到泰勒、法约尔等创立的古典传统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Markoczy L., Deeds D L.Theory Building at the Intersection[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9.46 (6) .
[2]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体制改革, 2002 (2) .
[3]徐淑英, 任兵, 吕力.管理理论构建论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4]吕力.制度模糊化、变通及其结果[J].管理学报, 2015 (4) .
[5]杨百寅.“组织主人翁”还是“组织公民”——基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员工行为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 2014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