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工程实践中,虽然发包人合理地进行了风险分担,但由于利益驱动,承包人可能安分守己(act dutiful-ly),也可能背信弃义(betray)。处于信息劣势的发包人更可能相信承包人会恶意利用合同中的漏洞获利。因此,发包人试图将更多的风险通过免责条款设计转嫁给承包人,最终降低了风险分担方案的合理性。究其原因,我国的建筑市场缺失初始信任,发包人对承包人可信任性要素的有限认知以及对承包人道德风险的消极预期,导致发包人对承包人采取不信任态度,继而采用不合理风险分担方案,造成了发包人在风险分担策略抉择中出现逆向选择。为此,本文试图构建信任视角下工程项目风险分担困境改善研究框架,为解决工程项目发包人信任两难问题提供理论借鉴。
1 信任两难成因分析
发包人信任两难困境产生的基本原因是发承包双方信息不对称,根源在于激励措施不平衡。William-son指出交易中的信任具有算计性特征,信任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施信者对受信者可信任性的信号判断,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受信者可信任行为充分行事的信赖。发包人之所以徘徊于信任与不信任之间,原因在于对承包人信息无法确定的担忧,即使对承包人的意图、能力与动机进行了细致评估,仍无法保证其最终不采取背信弃义的利己行为。在发包人合理分担风险的条件下,承包人受到利益驱动,可能安分守己(actdutifully),也可能背信弃义(betray),使得发包人陷入信任两难境地。借鉴信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要解决发包人信任两难问题,需要有效披露承包人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的信息,同时设计科学的激励与约束制度,抑制承包人道德风险的形成,消除发包人的消极顾虑,进而促进发包人对承包人初始信任的建立,形成合理的风险分担方案。由此可见,事前有效披露承包人信息并抑制事后承包人的道德风险是解决发包人信任两难问题的关键。
2 文献综述
2.1 基于信息披露的信任两难问题改善
(1)工程项目中影响发包人初始信任形成的可信任要素有待补充。整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个体要素(能力、声誉、诚信、忠诚等)和互动要素(过往合作、目标协调、合作前景等)的不均匀组合交织影响工程项目发承包双方的信任水平。与此同时,工程项目的属性(项目周期、项目投资金额、招投标形式、采购模式、项目评价方式等多个因素)也会起到调节作用。在交易过程中,施信者在信任评估时更加关注被信任方与己方的社会联系(social linkage)。一般认为,我国具有关系导向型特征,以关系(Guanxi)为核心的社会规范要素对信任的影响已受到学者的关注。考虑到信任的情境依赖性特征,在西方文化中,信任更偏向于市场规范范畴,其社会规范意义在中国文化中得到了增强。上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影响工程项目信任的因素集一旦应用到中国的管理情境下,就会产生偏差。因此,结合中国文化背景,探索工程项目中影响信任形成的要素显得更为重要。
(2)工程项目中缺乏推荐信任的传递研究。在差序格局下的中国社会关系网络应以个人“人脉”为中心,由近到远,共包括4个层次,以及4种相应的个人连带关系和行动原则:家人、熟人、生人、陌生人。现有文献中对信任传递的研究集中于陌生人社会前提下的信任传递研究,如Lekkas、林家宝、鲁耀斌与章淑婷、童向荣、张伟与龙宇、邵堃等研究了网络消费环境中大规模分布条件下的信任推荐模型,提出公共密钥基础设施体系(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PKI),为推 荐 信 任 的 传 递 建 立 了 基 础。Beth、Borcherding、Klein发现开放网络环境下推荐信任的间接传递是受信方信息披露的又一重要途径。工程项目组织的临时性网络组织特性与网络环境下信任的形成具有一定契合度,但对工程项目中推荐信任的探索仍处于盲区,无法构建信任形成的整体框架。推荐信任的形成从本质上而言即为信任的传递过程,相关研究多以大规模网络交易为背景,“陌生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交易特征显着。与开放性网络相比,工程项目的封闭性更强。基于工程项目交易双方选择对象的有限性,现有信任传递模型无法直接套用,需要考虑在项目闭区间通过渠道整合,完善工程项目领域内推荐信任的传递路径与传递过程。因此,构建适用于工程项目环境下的推荐信任传递模型,已成为工程项目承包人在信息披露中需解决的另一关键问题。
综上,工程项目承包人的信息披露途径既包括发包人对承包人可信任要素的直接感知,又包括推荐信任的间接传递,二者相互交织,产生作用,使得从可信任要素与推荐信任间接传递相结合的角度探索工程项目承包人信息披露的内容与途径成为研究的必然。
2.2 基于激励约束机制设计的信任两难问题改善
承包人对发包人合理分担风险有相当程度的相机抉择空间,亟需抑制开展工程项目中事后承包人道德风险影响要素的分析,为发包人信任的形成提供保障。Chow、Cheung、Chan的实证研究发现,对承包人行为的可预见性是发包人信任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Arrow与Williamson强调,贪欲的力量会使人们用尽各种诡计寻求己方利益最大化,导致发包人基于信任的合理风险分担无法成为实现发包人对承包人积极预期的充分条件。在发包人合理进行风险分担的前提下,一种可能是承包人在物质激励下履行合同义务,另一种可能是收益的诱惑导致承包人产生道德风险行为。依据“以牙还牙”(tit for tat)原则,一旦一方选择背叛,另一方必然不会选择合作。如果发包方的信任预期可得到满足并获得回报,信任则向良性循环发展,这一过程有赖于对发包人信任的建立。若发包方认为信任受到背叛,将增强其对承包人的怀疑,甚至急转直下,变为不信任状态。因此,防止承包人的道德风险行为、稳定工程项目中发包人对承包人的积极预期,也是改善发包人信任两难问题的关键。但是,在研究工程项目承包人策略不确定保障机制时,需要处理两方面难题。
(1)发包人的合理风险分担与承包人的积极互惠行为间并非因果使然关系。从规范的角度看,风险分担被视为一种显性激励机制,主要是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监督条件下,通过优化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强化补偿激励,进而促使承包人选择使发包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但Wong、Cheung、Ho的研究发现,发包人的合理风险分担对承包人的激励可能失效,进而导致承包人面对合理风险分担时策略选择的不确定性增大。
(2)突破工程项目信任两难困境的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研究发现,针对信任两难困境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多是分析促成合作双方信任的行为规律,进而得出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是突破信任困境的重要基础的结论。与行为分析相比,有关保障交易双方信任机制形成的研究尚显不足,这也是导致信任两难问题仍未破解的重要原因。此类研究仅在社会两难问题中的公共品竞争领域有部分涉猎,如环境保护方面,可为交易中信任两难问题的改善提供借鉴。鉴于研究领域具有公共品且非盈利性的局限,现有研究多强调制度惩罚的重要性,然而在工程项目中委托—代理关系的交易属性是影响信任的关键要素,无法回避制度激励的重要作用。因此,从激励与约束的角度综合分析工程项目中的制度供给,可以保证信任的有效建立。
信任的存在可推动发包人采取合理的风险分担方案,进而激励承包人安分守己甚至予以投桃报李的回报。承包人存有相机抉择空间,仍不可避免采取消极行为。因此,探索承包人策略选择的影响因子,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激励与约束承包人道德风险的治理对策,是改善发包人信任两难困境的重要保障。
2.3 工程项目信任研究方法论
工程项目中基于质性材料的传统信任研究方法无法有效保证数据收集的真实性与准确性,降低了研究成果的解释力,使得对研究方法改进的探索成为信任研究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源于信任研究的情景依赖性、独特的语义联系及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如“在不信任情况下,是否要利用对方的合同漏洞予以获利”等),使具有组织行为与心理状态双重交叉特征的信任研究在数据采集、分析处理中具有一定难度。单一性地采用基于质性材料分析的半结构性访谈、基于量表开发的问卷调查及多案例分析法无法保障数据的可靠性,部分受访者出于项目信息涉密的警惕及避免尴尬而给出不真实的答案,进而导致研究结果出现系统偏差。
由于数据可靠性已成为制约具有情景依赖特征的信任精准化研究的主要瓶颈,因此改进研究方法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是实现本研究目的的重要保证。通过对信任方法研究的梳理,得出两点结论:
(1)数据采集的标准制定是实现数据可靠性的前期保障。通过对已有典型文献的分析发现,采集标准对数据可靠性具有显着影响。目前,工程项目中的信任数据多采集于区域内的项目管理专家名录,对被访者项目类型与项目管理经历具有一定限制。不可否认,相关标准的拟定对数据可靠性具有一定作用,但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数据可靠性路径设计与研究背景缺乏强关联性,标准设计过于宽泛,对研究主题的投影不足。
(2)研究方法从单一的问卷调查向多元化质性材料分析的集成视角转变。Venkatesh、Brown、Bala针对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研究、质性材料分析及量化分析方法的选择问题,指出研究方法的融合(Mixed Meth-ods Research)是进行研究现象观察描述、信息收集及分析的有效手段,尤其在问题提出、构建理论阶段,集成融合多种研究方法以改善单一方法的弊端是可行的。
鉴于信任的难以度量性与描述性,采用集成式的研究方法将有助于数据分析的客观性,这对于信任描述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集成方法可以对信任数据形成有效的三角检验,确保其可靠性。
综上所述,针对工程项目中信任两难问题改善的研究已具有现实需求,开拓了工程项目信任研究的新视角。工程项目中有关初始信任建立的动力及保障机制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借鉴。国内外学者对理性选择及互惠理论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因此,在以往工程项目信任研究的基础上,为了稳定发包人对承包人未来行为的积极预期,突破发包人的信任两难困境,亟需深度挖掘发包人初始信任建立的推动因子及保障承包人预期行为实现的激励、约束要素,为构建发包人信任两难困境改善机制并制定相关管理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此外,国内工程项目案例库尚不健全,缺少研究用的面板数据,使得大多数研究缺乏信度。
3 信任两难问题解决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研究工程项目发包人信任两难治理机制的目的是促成发包人初始信任形成。研究表明,上述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为信任形成提供动力,而且要求提供有助于信任形成的保障机制。鉴于此,本研究包括承包人可信任要素集合确定、基于PKI的推荐信任传递模型构建、合理风险分担状态下承包人策略选择影响因子识别3个部分。
3.1 承包人可信任要素集合确定
一般认为,承包人的可信任要素主要包括问题处理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诚实、正直、忠诚、合作经历等,它们对初始信任的影响水平不同。然而,不同情境下,尤其是文化背景的嵌入,使得承包人的可信任要素集合随之改变,进而形成新的可信任要素集合。
因此,考虑到我国关系倾向型的交易文化背景及项目交易的一次性博弈特征,确定工程项目承包人可信任要素的研究包括3个方面:
(1)廓清承包人可信任要素的一般集合。现阶段,工程项目承包人可信任要素的研究遍布于不同文化体系,信任的情景依赖特征降低了现有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因此,有必要在众多初始信任的影响因子中寻找影响发包人初始信任水平的显着性因素。为了达到净化承包人可信任要素、建立一般性要素集合的目的,本研究通过对现有工程项目承包人可信任要素的文献进行文本分析,利用聚类分析法筛选出适用于不同文化体系下的基础性要素,进而构建承包人可信任要素的一般集合。
(2)识别我国交易文化背景下承包人可信任要素的初始集合。基于对我国关系文化的考量,需要对承包人可信任要素的初始集合进行再补充。由于此类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因此本文将采用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利用焦点小组(focus group)对受试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并以三层编码迭代的方式,筛选出我国交易文化背景下承包人可信任要素的初始集合。
(3)构建工程项目承包人可信任要素集合并采用因子分析法验证假设结果。结合研究(1)与研究(2)的分析结果,构建工程项目承包人可信任要素集合,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将上述承包人可信任要素设计为量表,通过向受试者分发量表获取数据。基于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通过因子载荷分析对观测变量提取公共因子,验证概念模型的各个构面并选择载荷较大、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变量作为承包人可信任要素的关键因子。
3.2 基于PKI的推荐信任传递模型构建
在工程项目中企业主体间存在跨项目合作,因此企业价值链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相互联系。
不同项目之间的价值链存在一定联系,构成工程项目领域的价值链系统,系统中存在大量参与方合作以及推荐信任的传递。同时,政府资质评级制度也为工程项目中推荐信任的传递提供了构建公共密钥基础设施(PKI)平台的基础。鉴于此,本研究首先明确基于价值链的工程项目信任传递主体,其次植入PKI,构建工程项目推荐信任传递理论模型,最后利用多案例分析法,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1)识别基于价值链的工程项目信任传递主体。工程项目中的价值链是指工程项目各参与方为实现项目价值而进行互动、信息传递所形成的路径与轨迹,项目价值也随着各方合作而逐渐形成。价值链包括每个阶段各参与方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也就是各参与方之间的信任传递路径。由于工程项目建设存在周期性,不同阶段的参与方存在差异性。考虑到价值链的整体性、连贯性及利益相关者的核心构成,本研究初步选定发包人、承包人、设计人与咨询人、政府资质认证部门作为工程项目信任传递主体,需通过结构性访谈加以验证。
(2)植入PKI,构建工程项目推荐信任传递模型。研究发现,在工程项目领域内政府部门发挥着与电子商务领域内PKI相似的支持作用,为推荐信任的间接传递提供了基石。考虑到工程项目的结构网络化与参与主体的关系复杂性,同时植入工程项目的政府资质评审部门作为PKI主体,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NA)构建工程项目的社会网络模型,通过网络密度测量项目网络密度,通过中心性测量项目各参与方处于网络中心的程度,进而构建工程项目推荐信任传递模型。
(3)利用多案例分析法对上述模型进行验证。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首先对案例库中的种子案例进行案例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WCA),全面反映所选案例推荐信任传递的不同方面;然后,在彼此独立的案例分析(WCA)基础上进行跨案例分析(Cross-Case Analysis,CCA),验证工程项目中推荐信任传递的核心要素框架是否成立,若有偏差,则需要进行调整和修正度量模型。
3.3 合理的风险分担状态下承包人策略选择影响因子识别
面对发包人基于信任的合理风险分担,承包人策略选择的不确定性导致发包人信任两难。一方面,承包人可能采取积极互惠行为,即不利用合同漏洞;另一方面,承包人可能采取消极互惠行为,即利用合同漏洞,从而导致发包人受损。此时,必要的激励与约束是促使承包人选择有利于发包人利益策略的重要保障。
因此,亟需挖掘干扰承包人策略选择的影响因子,引导承包人选择有利于发包人利益的策略,为稳定发包人对承包人的积极预期提供保障。由于本研究涉及受试者的道德与品行,为了减少上述因素的干扰,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实验室研究方法,具体包括3方面内容:
(1)确定合同漏洞要素的集合。通过半结构性专家访谈、合同条件分析、案例研究等手段确定合同漏洞要素的集合并进行编码,确定承包人可利用合同漏洞的调查问卷,通过已有研究成果以及问卷使用前的小样本预测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形成最终电子调查问卷。
(2)构 建 基 于“刺 激—机 体—反 应”的 假 设 模 型。结合文献综述与半结构化化访谈方法,对合理风险分担前提下干扰承包人策略选择的影响因子进行探索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沿袭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归纳关键影响因子,将关键影响因子初步设定为风险合理状态、监管状态、承包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无约束条件4类,作为后续实验室研究的行为刺激源。最后,建立影响因子与承包人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假设。
(3)行为实验检验假设模型。基于上述模型的假设,在实验室试验过程中向承包人提供4种刺激源,通过电子问卷反馈及眼动仪的信息采集,观测承包人的行为反应 (是否利用合同漏洞),揭示不同刺激源对承包人策略选择的影响。
4 分析与总结
以往同类研究多关注信任两难问题改善中受信者的信息披露,以承包人可信任要素的甄别作为核心研究导向,部分研究开始关注推荐信任间接传递的积极作用,但对发包人未来预期的忽视降低了信任形成的可保障性,使得发包人陷入信任两难境地。基于此,本文将信息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嵌入信任两难问题改善的研究思路中,以工程项目发包人风险分担决策困境作为信任两难的外显化表征,向前拓展工程项目承包人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传递路径,向后探索抑制承包人道德风险行为的影响因子,为发包人积极预期的形成提供保障,从而构建工程项目发包人信任两难问题改善的理论研究框架,实现改善目标。
此外,本研究基于情境嵌入的模拟仿真实验,为精确分析工程项目组织中的决策行为提供了量化研究范式。一方面,植入行为科学研究的基于仪器辅助的人机互动实验室研究范式,使精确评价工程项目发承包双方的行为数据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构建模拟仿真实验室环境下的数据采集、处理及分析的集成化模块,具体包括:基于工程实践最优投影(Optimal Projection)的受访者焦点小组(Focus Group)筛选可靠性保障模块;基于数据可靠性增长的情景嵌入式半结构性访谈过程设计模块;基于模拟现场(Project Scenario Simula-tion)的实验室仿真研究可靠性保障模块。
本研究的结果可应用于:
(1)在辨识出工程项目发包人对承包人可信任关键因素的基础上,集成要素评价指标,最终为优化资格预审要素提供支持。通过完善资格预审中的评价内容,利于承包人对关键可信任要素的认知,并向此方向发展。
(2)基于研究建立的推荐信任传递模型,运用信息扩散理论的推理方法,确定基于PKI的潜在信任信息发布主体(资质认证部门与工程项目其它主体)、信任信息发布要素及信息沟通渠道,最终实现基于PKI的建筑市场诚信平台优化。
(3)整理承包人的实验结果及试验后的回访内容,提出对承包人的激励与约束方案,进而优化合同保障方案,推动承包人选择安分守己甚至投桃报李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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