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以来，中国公司在缅甸的大型投资项目就相继遇到了麻烦。先是缅北的密松大坝于当年 11 月被叫停，然后是中部蒙育瓦的莱比塘铜矿遭到当地百姓的抗议和抵制。虽然缅甸政府最终对莱比塘铜矿项目亮出了通行绿灯，但中国投资方还是被迫同缅方重拟了合同，降低了自己所持有的股份，并增加了土地征用的赔偿金等。正是由于持续的抗议和调查，莱比塘铜矿的开采被推迟了两年之久。
缅甸政府对于叫停大坝和调查铜矿所给出的原因都很简单：为了顺应民意。
我在这里并不想分析这些项目中谁是谁非的细节，而是想讨论一下关于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这个话题。美国一家智库机构最近出炉的研究报告就指出，对于中国在缅甸投资遇到的一系列麻烦，“中国公司应该吸取的教训就是：在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海外投资之前，必须对所在国的政治风险进行更为仔细的衡量。因为在密松最开始签署协议的时候，中国并没有预料到缅甸会发生这么大的政治变化。”
报告中提到的这个“政治风险”,指的就是任何政治性变化对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它涵盖的范围很广泛，从新的法律法规制定到政府换届，从政权是否稳定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其中，军事政变、与邻国的战争、资产国有化等，是其中的几个极端性例子。
比如，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曾经大规模地将私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国有化，最近的着名例子是在 2007 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下令将该国私营的电信公司 CANTV（西班牙国际电信和美国 AT&T 都有股份）收归国有。在查韦斯的收购价格公布之前，公司的股票就已经跌去了 50%,投资者们根本不管政府开出的收购价格如何，先抛售再说。
对于外国投资方来说，得到一个低于市场的价格被强行收购还算好的，资产被全部没收、再被当地政府赶出国门的事件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当然，大部分政治风险所涉及的事件并没有这么极端。更多的时候，它可能仅仅表现为一个新总统或总理的上任，或者是新的执政党所带来的法律法规改变，从而使得投资成本增加，一些先前有利于外商投资的因素变得不再吸引人了。但是，它们所造成的损失绝对不容忽视。
专门研究政治风险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政治风险系数的高低并非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度。一个国家的政治自由度与人民享有的社会利益之间的不均衡才是政治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伊安·布来梅尔曾经在自己的着作里指出，在高度民主和高度集权的国家中，政治风险系数都不高，而风险比较大的国家是那些不完全民主，或者正处于从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转型的国家。由于转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增加，人们适应新体制的心理准备不足，政府决策者在不同的“民意”之间摇摆不定，才容易导致政治风波，从而影响经济行为。近期频繁发生动荡的埃及、乌克兰、泰国等国家的情况，均证实了这一点。
比如今年 2 月初，泰国看守政府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汶颂派讪表示，泰国反贪部门对大米价格补贴计划展开的调查惊吓了中方，中国北大荒集团送去文书，要求中止此前签下的向泰国购买 120 万吨大米的合同。虽然随后北大荒高层出面辟谣，说“会继续进口泰国大米，继续履行订单”,但此事确实可视作政治风险发酵带来麻烦的案例。
再如，2013 年中国与乌克兰达成了一个 50 年的特别协议，即中国将租赁乌克兰 5% 的土地用作耕地。这一投资将使乌克兰成为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农业中心。但目前乌克兰政局动荡，要想有效地履行协议，我们恐怕只能冀望于乌克兰不会让这次政治危机演变成长期大规模的战争了。
无独有偶。2011 年的缅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转型的初始期，新内阁试图结束将近 50 年的军政府封闭政策，分批释放了全部异议分子，允许代表各种利益的团体和政党走上政治舞台，逐渐开放媒体，使受众不再处于“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的状态中。而这种不同利益团体粉墨登场、竞相呐喊发声的场景，又非常容易造成普通百姓因不能全面掌握信息的真实性，而表现出无所适从或易被煽动蛊惑的局面。
也正是这个时候，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很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虽想早点一脚跨进缅甸布局谋利，却又犹豫不定，始终处于观望状态。中国公司却在此时，签署了几项投资额高达几十亿美元的项目，后果则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得到印证。
实际上，2011 年，在英国着名的政治风险评估公司 Maplecroft 发布的年度风险指数中，就已经对投资缅甸给予了明确的警示，缅甸仅次于索马里、刚果、苏丹，排在全球最高政治风险国家的第四位，甚至高出政权极不稳定、恐怖袭击时有发生的伊拉克和阿富汗。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北非的利比亚。
尽管中国政府组织了有条不紊的撤侨行动，在内战爆发之前解救出了几万名侨民和企业员工，这当然值得褒奖，但利比亚政局的动乱还是造成了中国企业高达 20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据估计，缅甸密松水电站一旦彻底停建，中方企业（中电投）在已经投入到前期规划和安置迁民等事项中，直接和间接的损失也将达到 20 亿美元。
高风险的地方自然会吸引贪图高回报的投机家，但如果你并非一个投机者，而是一个力图稳健持久发展的企业，如何才能避免投资于这一类高政治风险的国度呢？
首先要对即将投资国度的政治风险有清晰的认知。其实，国际上存在着几个着名的政治风险研究机构。他们定期都会发布全球性的或者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政治风险分析报告。除了前面提到的英国公司 Maplecroft,世界银行也有特定的部门每年发布全球投资的风险评估，并就一些涉及政治风险的大型投资项目做出案例分析。
此外，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的国家简报同样值得参考，大型投资保险公司怡安集团、达信等企业也会提供国际政治风险分析以及针对这些国家投资的保险业务。
不过，值得注意到是，不同于其他可量化的金融风险或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是很难量化的。尽管上述分析机构都会试图对一个国家的政治风险做出一些指标性的界定，但更多的结论还是源于定性判断。所以，实地考察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