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通过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发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存在减少的情况, 进而针对存在的问题找出导致的原因, 根据原因提出中国要改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的现象, 吸引日本的投资, 需要加快中国国内供给侧改革, 并且要改善日资在中国投资的环境,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词： 日本; 中国; 直接投资;
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现状
1.1、 日本对华投资总量情况
图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田正。
如图1所示, 改革开放以来, 日本对华投资已正式开始。1979年, 以上海宝山钢铁厂的成立为标志。1992年,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增长, 投资范围不断扩大。然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阻碍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进入21世纪, 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降低了工业品关税, 放宽了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限制, 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扩大。在此期间,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断深化, 投资范围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自那以后, 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次经历了低谷。2010年以来, 中日经贸合作进入调整期。中日经贸关系由合作转向经合,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峰值。2016年, 由于“购岛”事件等政治问题,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下降。2016年, 总额仅为31.1亿美元。
1.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行业结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非制造业领域。1990年, 非制造业占比为52.84%, 占比过半。非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一般机械行业和电子机械行业。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快速增长, 在食品加工、化工、纤维、一般机械、电子机械等领域的直接投资步伐不断加快。进入21世纪后,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也不断升级和优化, 逐步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交通机械产业逐渐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 交通机械产业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 日本在批发、零售、金融和保险等非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也有所增加。
表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分布比重
资料来源:财务省.财政金融统计月报[EB/OL].[2018-01-06].http://www.mof.go.jp/pri/publication/zaikin_geppo/.
1.3、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
图2 2015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地区分布 (单位:家)
资料来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田正。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尽管日本企业增加了在中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的直接投资, 但是以东部沿海为直接投资的首选格局并未发生改变。如图2所示, 2015年, 日本在华企业7900家, 其中制造业 4150家, 非制造业企业3750家。其中上海共有3272家, 占比重30%, 江苏1117家, 占比重14.1%, 广东省937家, 占比重12.3%。位居前三位的都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或者省份。可见东部沿海地区是日本企业选择直接投资受欢迎的地区。而相比较, 中部和西部日本企业极少, 如内蒙古自治区7家, 山西省3家, 甘肃省1家, 在青海和西藏则还没有日资企业进行投资。
1.4、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资方式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刚刚起步, 其融资方式是建立中日合资公司为主。自从进入上世纪90年代, 在中国放松对外资比例的限制后, 日本在中国建立独资企业公司变得越来越多。即使是中日合资企业, 日本控股的企业也占大多数。如图4所示,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第47次海外事务活动基本调查》统计, 2016年日本在华建立新企业7526家, 其中日本独资企业5415家, 占总量的85.24%, 日本独资企业占新企业总量的绝大部分。而日本出资比率50%以上的, 也就是日本控股企业共1267家, 占比16.83%。
表2 2016年中国当地法人企业数 (日本出资比率)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第47次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
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如表3和图3所示, 由于海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营环境的变化, 使得一些日资企业经营恶化, 不得不撤退。但是, 相比较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来说, 中国境内日资企业撤退数较多, 并且撤退的企业数量从2012年开始不断增加, 2016年撤退数269家。但是从2007年金融危机后, 日资企业在中国新建企业的比重在不断减少, 2016年度新建企业的比重还不到2007年比重的一半。日资企业在中国新建企业数不断减少, 撤退数不断增加, 就会导致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不断减少。
表3 2016年海外日资企业撤退数以及撤退比例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第47次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
图3 2016年海外日资企业新建比例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第47次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
3、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问题产生的原因
3.1、 中国国内因素
目前, 中国经济形势是增速放缓, 企业盈利预期下降。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额随着我国经济周期的变动而浮动。当中国宏观经济进入繁荣期,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将会增加。当宏观经济调整阶段到来时, 日本对华投资则呈现反向发展趋势。对于我国来讲,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即去产能、去库存、调结构, 这一阶段的发展模式为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压力, 也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其次是中国近些年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在持续上升, 加重了企业经营的成本。“雁行模式”下, 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价格较低的生产要素。然而,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以及中国国内老龄化问题的加剧, 劳动力的成本不断增加, 如图4所示, 2015年中国制造业人均劳动力的月工资要高于其他东南亚地区的国家, 导致日资企业不断撤离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寻找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图4 2015年亚太各国制造业工人月工资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最后是中日关系政治问题。2012年秋季以后, 中日关系围绕钓鱼岛问题出现恶化, 这直接就会影响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 日本一些企业因为受政治导向影响, 在投资过程中左右摇摆, 无法下定投资的决心, 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对华的投资。最近, 中日关系转好, 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 想要加强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但是, 中日之间的政治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一旦再次提及, 又会影响到中日之前的经济合作, 会影响日资企业对华的直接投资。
3.2、 国外因素
“安倍经济学”初期效果较好, 导致日本企业又将大量资金投放回本国。。安倍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上述三种手段也被称为新三支箭。其中成效比较明显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即通过超发货币推高国内的物价, 加速本币的贬值, 来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 刺激国民消费。“安倍经济学”实施的初期, 日本经济复低迷的现象有所改善, 导致日本企业将投资的注意力转回到国内, 加大对国内的投资。
“安倍经济学”后期效果减弱, 导致整体的对外投资呈现减速之势。日本经济从泡沫经济破灭后进入了持续低迷的状态, 日本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日本企业对未来利润预期不看好, 导致企业进行投资的欲望不断减。“安倍经济学”的实施, 初期有一定效果, 但是后发力度并不明显。2014年日本经济发展再次陷入困境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据数据显示, 2014年日本GDP增速大幅度下降, 数值仅为0.25%, 同前年相比数值降低了6倍左右。经济大环境低迷导致日本对华投资状况不太乐观。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价格和劳动力资源优势不再明显。受到以市场潜力大, 劳动力资源丰富为特点的东南亚地区的冲击和打压。从外部投资大环境来讲, 一个地区是否有吸引投资的潜力主要从以下六点考虑: (1) 投资国家政治稳定, 有良好的投资背景; (2) 经济发展潜力大, 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市场潜力大; (3) 自然资源丰富, 盛产金、锡、铜、镍、棕榈油、橡胶、胡椒; (4) 国际海上交通干线的地理重要性; (5) 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具备价格优势; (6) 有完整的市场体系, 且发展程度高并十分稳定。东南亚地区今年来逐渐开发金融市场, 并大理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 这一系列举措吸引了日本投资企业。根据东盟秘书处的数据, 2012年-2015年, 日本是东南亚FDI的主要贡献者。进入东南亚的日本企业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汽车、食品饮料、电子、专业服务和信息技术等领域。
4 、对吸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提出建议
第一, 根据区域定位提出不同的招商规划。
我国国土面积位于世界第三位, 辽阔的土地面积虽然为我国带来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 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国土领域广阔导致全国各地生产力水平不一致, 这一现象又使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和人均收入产生很大的差距。“雁行模式”演化下产生的东亚垂直产业分工模式, 并不符合我国市场发展的多样化趋势。所以, 吸引投资的计划根据不同地区有所不同成为了发展过程中必要的一环。举例来说,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较高, 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高居不下, 消费者收入不低, 导致消费能力也处于中上游阶段。这一地区的投资环境比较符合东亚层次的分工, 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 可以着重考虑产值较高的高端制造业、掌握核心技术的科研企业、引入金融行业和国内销售占较大比重的日本企业。另外, 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较为匮乏, 因此劳动力资源具备一定的价格优势, 且生产要素价格普遍较低, 这一投资环境较为符合东亚垂直产业分工体系,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领导下, 中西部地区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 并提高对该地区的资本投资度, 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树立具有特色的产业品牌, 拉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第二, 加快中国供给侧改革提高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效益。
以供给侧改革为重点, 主要从中国自身出发, 提高劳动力质量, 改善就业结构水平,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加快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 提高日本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投资效率。供给侧改革不是要降低中国经济增速, 而是要夯实基础, 巩固经济基础, 改善投资环境, 吸引更多优质日本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因此, 供给侧改革是加快改革的契机, 将更好地发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
第三, 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重塑日资企业投资信心。
加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日本高质量投资中国市场的投资环境, 已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 政府必须建立健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好的政策是吸引外资最重要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发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作用, 必须确立和完善对日直接投资政策。其次, 政府必须与时俱进, 制定相关产业政策, 使金融、财政体系建设更加完善。再次, 建立新的政府管理模式,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 在市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使市场成为检验投资质量的晴雨表。最后,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在经济全球化战略中, 中国将与世界市场接轨, 充分发挥世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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