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中国文学史上卓越的作家,无论是他的诗、词、还是文,在内容与风格上皆独具特色,继往开来,创一代新风。苏轼,字子瞻,初字和仲,四川眉山县城内纱胡行人。八岁时,入乡校,跟随老师张易简读书。十岁时,改由母亲程氏教授。其父苏洵,因屡试不第,一气之下烧毁自己的文章,在外游学,返乡之后,开始躬身教导苏轼与其弟苏辙,当时苏轼十二岁。就是在这样一个富有文学气氛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为苏轼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嘉佑二年,苏轼取得进士后又通过宋仁宗的御试,随后就开始了他宦海沉浮的仕途人生[1]3-4.带着"奋厉有当世志"[2]1120先赴任凤翔府签署判官,此后相继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长官,再后来就发生了"乌台诗案",经过四个多月的折磨与摆弄,苏轼被解往黄州,在黄州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思考人生,追问人生的种种问题,得到一个结论:他的人生需要更加逍遥、旷达!此后,苏轼的人生境界实现了一个高度的跨越。这不仅表现在他更加沉稳成熟的性格方面,更加体现在他的诗词创作上,而和陶诗就是他思想转变、升华的一个射影。
那么和陶诗到底是关于什么的诗作呢?首先,可以品读一下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这首诗:
追问和陶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3]13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太皇太后去世,十九岁的宋哲宗亲自主持政事,在当时早已显现出来新党人物将要重新上台,"国是将变"的气氛。苏轼当时离京到定州后,一再上书表示希望再三考虑,再行定夺,要求哲宗长远地看待问题,但仍未阻止政局的变动。第二年新党上任,他们把打击"元佑党人"(苏轼是其中领头人物)作为主要目标,当时在朝的高级官吏数十人都被贬到偏远的地区。苏轼当然成为众矢之的,先后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阳东)、琼州(今海南岛昌江)之后又到儋州(今海南岛儋县)。贬谪生活的拮据艰辛,以至生活的悲苦也使苏轼愁闷不已,但是他很快得到解脱。在海南期间,与他形影不离的是《陶渊明集》,他把《陶渊明集》看作南迁"二友"之一,另一个是《柳宗元文集》。苏轼在评价陶柳诗风时,认为陶诗在柳诗之上,看来陶诗更合他心意。这也成为苏轼晚年诗作艺术旨趣的追求,从而做了一百多首和陶诗。这一百多首和陶诗不仅可以看作是苏轼对待困境的解脱途径,也可以看作是苏轼思想境界上升到另一个高峰,从侧面反映了苏诗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和陶诗可以作为苏轼穿越数百年,与异代知己心灵的沟通,也带给他些许慰藉。从而创作出与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诗作,同时也是对陶渊明诗作的种种反思,表明了自己与之不同的观点。
"从史料上看,苏轼的和陶诗分为三个阶段,即扬州阶段、惠州阶段、儋州阶段[3]147".
一、扬州阶段--向往陶诗
在此阶段,苏轼做了一篇《问渊明》,虽然不是和陶诗,应该算是苏轼和陶渊明第一次展开对话,也可以说是思想的摩擦。
问渊明子知神非形,何复异人天。
岂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
我引而高之,则为日星悬。
我散而卑之,宁非山与川。
三皇虽云没,至今在我前。
八百要有终,彭祖非永年。
皇皇谋一醉,发此露槿妍。
有酒不辞醉,无酒斯饮泉。
立善求我誉,饥人食馋涎。
委运忧伤生,忧去生亦还。
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
应尽便须尽,宁复事此言。[3]16
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苏轼有不同于陶渊明的许多看法,这是因为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玄学盛行的时期,而苏轼所执着的是蜀学,更何况还有许多历史原因,例如:人为的对其前代文学的弘扬与贬斥等等。苏轼认为在玄学的世界里,陶渊明无法协调有限与无限、当下与理想的关系,当两者相矛盾时,陶渊明可以不去理会,寻求醉酒以后的自在,苏轼是不赞同陶渊明这一观点的,他认为陶渊明这点是有局限性的。然而他怎么又作了一百多首和陶诗呢?客观来看,苏轼赞同陶渊明在人生困境中自得其乐、超凡脱俗的人生态度,面对人生挫折,陶渊明积极寻找精神解脱,去超越世间的苦与乐,从容应对,乐观旷达。苏轼当然赞同这种与世独立、独树一帜的思想境界。但此观点毕竟还有待发展、成熟,在苏轼看来,陶渊明并没有彻底解脱,原因在于他还不能彻悟。虽然到了已经脱俗的状态,但仍然没能很好地处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这不是陶渊明的问题,而是时代、思想等各方面的问题。与之更上一层的是,苏轼找到更为快活的解脱方式。
谈到苏轼的处事方式,不能不谈及他的思想。苏轼的思想中糅合了儒、释、道三教合流学说,这种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的理学,它给文人学者提供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的理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受到治国济世的儒家理想的深刻影响,况且宋代本来就是一个战事频繁、局势动荡的朝代,要想在这样一个朝代中有所作为,是很艰难的一件事。苏轼虽才高八斗,然而生不逢时,几经宦海挫折与排挤。在这种形式下,只有内心强大,让心灵停留在一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净土上,才能活得更加逍遥、旷达。
陶渊明在历史上可谓是乐观、积极、旷达的典范,所以苏轼很喜欢陶渊明。开始时,苏轼无意于和陶,但是独特的人生经历,以至于后来被贬海南,苏轼最终选定陶渊明为反思平台,并与之对话,对于人生、生命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前面已经提到,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大体分三个阶段,扬州阶段是苏轼无意和陶的过程,在《和陶归园田居》中有这样一句:"昔我在广陵,怅望柴桑陌。长吟《饮酒》诗,颇获一笑过[3]32".可以看出,当时苏轼对陶渊明《饮酒》诗只是比较喜欢,偶尔会作和陶诗,但都是"一笑"置之。苏轼在扬州并没有"和陶"之意。在扬州苏轼曾写下《和陶饮酒》二十首,可以算是和陶的开始。史料记载,陶渊明作《饮酒》诗大都是在他晚年,而且写于不同时间。陶渊明所在东晋时期,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陶渊明看破东晋官府黑暗,执意辞官隐退,隐居后的陶渊明远离世俗,住在偏远的山村,以酒为伴,时常醉酒后诗兴大发,随性抒发自己心中的感慨,之后便集成今天所见的《饮酒》二十首。客观来看,陶渊明所作《饮酒》诗,本是自娱自乐,因为他在诗中曾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4]18.
但是从侧面却反映风烛残年的陶渊明对自己人生有意识的反思,通过咀嚼人生的酸甜苦辣而使自己的心灵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进而追求自我的人生价值。
与之不同,苏轼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则是一气呵成的,如果说陶渊明是对整个人生的自我反思,而苏轼只是着眼于当下。在《和陶饮酒》二十首的小序中,苏轼已经交代"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3]18,苏轼强调他喝酒是以酒为乐,或醉或醒都乐在其中。苏轼在《和陶饮酒》其一中,开门见山的提到"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据史料记载,苏轼在扬州之前受人构陷,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四个多月,几乎被杀,经多方营救,才保住性命,终贬黄州。之后由于重新启用旧党,苏轼又被招用。在元佑年间,苏轼达到了仕宦生涯的高潮时期。与陶渊明相比,苏轼的人生大起大落、世事多变。在人生的最高点时,苏轼有了追和陶诗的冲动。或许是经历命运的折磨,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苏轼的人生受到重创,心灵在痛苦中挣扎;元佑时期,位居高官,威风凛然,正是经历了这极具戏剧化的人生,苏轼既痛苦又喜悦,他看清自己仍然被命运所掌控、捉弄。然而性格的原因,苏轼对于不合理的事情依然会发表自己的见解,而这一切均抒之于作品当中。
当然《和陶饮酒》二十首更多的是那种无奈之情,被尘世所累,所以他把这种忧愁的解脱方式寄托于酒,以美酒解心中的块垒。
和陶饮酒(其四)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
一朝传两翅,乃得粘网悲。
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
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
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
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3]19
此诗中的食叶虫与小麻雀经过努力,而未成正果,这里当然是用两种动物自拟,其中也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苏轼向往陶渊明那种自在的生活,然而现实的他没有完全放下包袱,他只能饮酒,从非醉非醒中与陶渊明进行对话,去摸索出自己的出路。这首诗可以算是苏轼在扬州期间内心的独白了。
苏轼在扬州所作《和陶饮酒》二十首组诗是他思想有极大转变时期的作品,并且趋向成熟,也是他对自己人生做的一个思考和评估。
二、惠州阶段--尽和陶诗
绍圣元年(1094年),高太后谢世,苏轼等第一批元佑党人随之被解散。位居高官的苏轼,几经波折,最后被贬惠州,苏轼的仕宦生涯遭受沉重的打击,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价值。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宣泄平台,那就是"和陶",而且对"和陶"有了更进一步的青睐。如果在扬州苏轼只是向往陶渊明的生活,那么在惠州阶段,则是苏轼真正有意要和陶了。他从陶诗中挑出那些对人生问题有所思考的内容,再度揣摩,并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所作《和陶归园田居》中的一个详序: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于汤泉,曦发于悬瀑之下,浩歌而归,肩舆却行,以与客言,不觉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葱昽,竹阴萧然,时荔子累累如芡实矣。有父老年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渊明《归园田居》诗六首,乃悉次其韵。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今书以寄妙总大士参寥子。[3]30
在此序中,"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苏轼拿此次'和陶'与扬州时所做的和《饮酒》联系起来,特别强调自己这次作和陶诗是"尽和",将此次阶段的"和陶"上升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初被贬至惠州,苏轼惆怅不已,人至晚年却被降至人生低谷,然而最重的是他要面对现实,变被动为主动,有意对照陶渊明来抒发自己的心绪。翻开史书,不难发现苏轼在此时,不仅在陶渊明处寻找寄托,并且主动靠拢道教、禅宗等,他试着与其进行心灵的沟通。同时,在读陶诗时,苏轼融入了自己对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理学思想的认识,感悟着陶渊明对人世的困惑,从中参悟自己的人生出路,由以前的被动接受,到现在的主动迎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苏轼得到了不一样的人生。对于《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苏轼也是一气呵成的,这是他初到惠州的和陶诗。在这六首诗中,有"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这应该算是这组诗的中心句,深层的含义是:苏轼要从人生中把握自我,要努力向陶渊明靠拢,将之提升为自觉意识,与陶渊明成为精神知己,这是苏轼尽"和陶"的本意。
在《和陶咏荆轲》中,苏轼所展开的与陶渊明的对话更进一步阐明了自己与陶渊明观点的不同。对于陶渊明《咏荆轲》,人们或是认为它寄托了作者忠于晋室的封建政治伦理感情,或是简单地把它看作单纯体现作者个人豪放情怀的随性作品。实际上,《咏荆轲》应是以隐曲的方式寄托诗人对君臣相得这一理想政治环境的渴望之情,并且对壮士们是赞扬称颂的。在《和陶咏荆轲》里,有这样一句"太子少不忍,顾非万人英。…胡为弃成谋,托国此狂生"[3]55.苏轼此言具有深层意蕴,他认为太子在对国家大事的决断上,应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亡秦只三户,况我数十城。渐离虽不伤,陛戟加周营。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3]56.在这两种复仇心理中,苏轼赞同楚国之从容恢宏志气,却否定了高渐离的英气。在苏轼看来,情怀、气概有时候更高于表面的成功,从另一方面看,也体现了苏轼蜀学的观点。
在许多和陶诗中,都能找到苏轼独特的反思和见解,从中可以看出在此阶段,苏轼的心态逐渐稳定下来,尤其是在此心态下逐步活跃起来的人生。
三、儋州阶段--升华陶诗
苏轼在儋州是其贬谪生活的继续,他仍然没有脱离政治挫折和生活上的窘迫,但他的创作热情并没有减弱,而是更加旺盛了。黄州期间,积极入世和消极出世的矛盾使苏轼辗转反侧,而在儋州,这种矛盾早已变得平和,感情的激浪也趋于涟漪微澜。这并不是苏轼消极对待人生,而是他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心绪变得稳重而又成熟,思想也得到升华,处事不惊。超越是非荣辱,始终保持旷达的胸怀。这一时期苏轼真正体悟到陶渊明的质朴、平淡、真味,并在其中往往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陶还旧居》是苏轼漂泊到海南的第一首诗,其序:"梦归惠州白鹤山居作",从此序可以看出这首诗是苏轼由梦而感。苏东坡初到海南,居无定所,生活困窘,而且是以贬谪的身份,客居他乡,加之子由也不在他身边,孤苦凄凉之感油然而生,激发了苏轼怀念故乡、亲人的感伤情绪。此首诗中"不敢故乡山,恐兴坟墓悲。""穷鱼守故沼,聚沫犹相依",都是情感的真实流露。"生世本哲寓,此身念念非"可以看出苏轼认可了人生变幻无常这一事实。"往来付造物,未用相招麾",是苏轼思想的升华,面对移居这件事,苏轼已经将自己置身于茫茫宇宙中,到达了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状态,从而也就没有那么多悲伤感怀了。
在《和陶与殷晋安别》中,能够体会到苏轼诗的质朴与真诚。这首诗的背景是:因苏轼被贬,张中被罢官,那年冬天,张中离儋州,苏轼前后作送行诗三首。
从史料可知,张中与苏轼的交情不同于一般朋友,而是那种生死之交。这首诗里,苏轼陈述与张中交往的日常生活细节以及感悟,诗的最后一句:"空吟清诗送,不救归装贫"[5]97,曾因"乌台诗案"苏轼自誓"焚笔砚,断作诗"[6]1860,然而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不平使他心有所感,不吐不快,所以他又言"老拙百念灰寂,独一觞一咏,亦不能忘"[6]1771.作诗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件必要的活动,与他生命不可分割,以至"空吟清诗"成为他毕生追求的人生境界,由此看出苏轼把张中提升到了人生追求上的知音。
这一阶段,苏轼作和陶诗,已是"尽和"的执着,并且从陶渊明的诗作脱离出来,阐述自己对待人生观、价值观的观点。深远的思想与真实的感情自然结合,从中也透露出清新之感。与陶渊明相比,苏轼的诗更具有旨趣。
四、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苏轼每一阶段的和陶诗都是一个上升的过程,每一时期都有独特之处。他的和陶诗在风格上有如下几个特征:
1. 平淡自然,感情真挚
元好问曾经赞扬陶渊明诗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8]195.元好问欣赏的是陶渊明诗歌自然天成而无人工痕迹,清新秀丽而无雕琢之弊,这主要总结了陶诗的"真".苏轼正是喜欢陶诗的真切、自然,而向陶渊明学习真淳之风。苏轼作诗,将自然流露出的感情与景物相结合,使得诗中之景不在平常,感情也更加真笃。
2. 意在言外,意境合一
苏轼的许多诗需要揣摩、思索,有的诗句,表面平淡无奇,然而深层之意需要人们融入诗境,根据作者当时的写作背景和心情,才能明白诗中"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深意。他的诗完全出自本性,没有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或是因为诗人的创作水平已经到了浑然天成的境界,以至于意境相融,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是大多数诗人所追求的。
3. 名叫和陶,别于陶诗
苏轼和陶诗应该完整地定义为:以追和陶诗的方式而展开与东晋玄学大师陶渊明的对话,表现出对一代玄言大师陶渊明所关注的种种问题的再度反思,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读陶诗时,能够体会到陶渊明的作品大多是在吟咏田园生活,写出了劳动的快乐与艰辛,同时也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
苏轼虽然与陶渊明所处的都是乱世,但相比之下,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晚年还被流放到荒蛮之地,正是这样的条件下,苏轼仍然乐观旷达,超然于功名利禄之外,放下世俗的包袱,去珍惜现有的人生。从苏轼的作品中或许更能领略到其随遇而安、荣辱不惊的处世态度。在人生境界方面,苏轼的感悟要高于陶渊明,这也是后人所景仰苏轼的地方。
总之,苏轼的和陶诗透露出来的不惧困苦、达观自适的人生态度,感染着身处逆境的人们。它不仅是光彩夺目的文学作品,更是人们迷途中的灯塔,引领人们走向快乐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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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少康。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