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跨越历史和文学两个学科，其性质甚为特殊。它既是一种文学形式，有着与生俱来的虚构性和表现性，又处在历史学构造的强大话语背景之下，并深受其影响，形成了独特而复杂的叙事话语结构。话语是“一定数目的陈述之间”的“散布系统”，是“对象、各类陈述行为、这些概念和主题选择之间”的“某种规律性”。对象、陈述行为的方式、概念、主题的选择所屈从的条件是话语形成的规则。据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言语层面（说什么？）、叙事层面（怎么说？）和思想层面（为什么而说？）对历史小说的叙事话语进行分析。
一
话语从语言学角度可以定义为句子、语句、言语和篇章，是遵循一定规则的言语活动。在语汇层面，历史学和历史小说有着共同的、对应着特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意义系统。诸如“革命”“秦始皇”“戊戌变法”等语汇，在两种性质的文本中有着基本一致的所指意义。但上升到言语活动层面，两种文本语言的能指意义则有所不同。
言语活动可以分为语言和言语两个层面。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它相对固定且具有规约性，只凭社会成员间通过一种契约而存在。而言语属于个人领域，是个人说的话语。历史小说言语建构的基点是一系列已有的历史史料，它是由一系列历史人物、事物和场所等语汇组合成的语言材料，已自成一整套较固定和完整的意义系统。而言语建构的整体效果则是形成可对话的历史话语语境。
罗兰·巴尔特认为，标志历史话语转入的是被称为“审核方式（monitorial mode）”的转换语，就是“把信息（报道的事件）、信码陈述（报道者的作用部分）以及有关信码陈述的信息（作者对其资料来源的评价），组合在一起。这是证明历史话语身份的‘证据’，它包括了对于资料来源和见证者报道的各种叙述，以及对引证其他原文的该史学家的报道行为的各种论述”。对于历史信息的选择、整理和叙述所形成的丰厚历史史料，不仅是进入历史话语的切入口，也是构成历史话语的基本元素之一。
史料作为构成历史时代景象的微小现实细节，是历史小说叙述行为的出发点。历史小说从审美的角度运用虚构的想象来表现史料。如果单单罗列一些历史史料就会沦入历史学叙述的圈套，而撇开史实，离开环绕和制约着其言语的特定环境，仅仅用特指某些历史人物或事物的名词（如新历史小说用来虚构一些国恨家仇，权力纷争，人性丑恶故事的古代事物及人物的符号），甚至模拟古人的语言形式写对话，那么这只是叙事手段调配出的文化幻觉，构建的是一场虚幻的文字游戏。小说因找不到相应的“地址”而无法走进历史，最终将消解其“历史性”的本质特征，成为仿历史小说或伪历史小说。因此，历史小说语言的使用中，能指的意义大于所指的意义，语境的意义超过了词汇本身的意义。当表示特定时空的语言符号被抽离了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语境含义而成为一种抽象的象征符号时，历史话语就变得无效。
历史学提供的史料只是构建历史小说话语的支点和元素，小说家对它的处理不仅仅止于“移情作用”，而要通过对历史证据的艺术处理，即由作者主观转化后呈现的，对被社会长期共同积累的经验所塑造过了的史实进行文学虚构和审美想象，将表现同类历史内涵的不同形象组合成一个个特定凝缩的历史意象，由考证历史知识到重新体验历史，才能形成其历史小说的话语特征。这种话语形式于诗意的形象体验中表现一定社会思想和时代精神，于一定历史场景的逼真细节和对话中，呈现丰富生动的人物精神世界，展现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体验，探寻“历史在我们今天始终持续着在活生生起作用的力量”，并对身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当下现状进行反思。
历史小说言语层面的话语最终是以构架其可理解、可对话的历史语境为最高层面。“‘历史的力量’决定了在某个时期只能有某种生活”。人类文化的遗传密码是历史小说语言内容和表现形式的边界。“许多场合，历史隐蔽地进入了人们的精神，占据了通常的言辞语汇，主宰人们现有的眼光和决断。”
历史谱系本身就有一种先在的暗示，是不可任意篡改的有意味的形式，它是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先在的确定性把历史小说和其他小说类型区别开来。
社会语言学的代码涉及到“诸意义的社会的结构化和它们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的语境语言学的实现”。相对于历史学家对主观情感和意志保持刻意距离，并将读者排除在考虑之外，历史小说家个人对于历史的叙述既包含了他的个人经验，又包括了前人和过去社会传递而来的经验。因此，历史小说的语言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和解读符码，既表达作家个人的历史经验和人生体验，又能表现人类共同的历史思想和精神，其中蕴含着以往人们对这个历史对象的记忆、叙述和评价的语言符码组成的先验符号系统。
二
叙事是言语再现的方式。历史小说话语在叙事层面具有双层结构。如果说历史学的叙述目标是构成初级指涉物的事件，即“在一种稳定文化中培养出的各种故事类型的情节结构”的话，那么历史小说的叙事则既包括了对这种“初级指涉事件”的历史叙述，又包括在此之上的诗性叙事，而后者具有建构意义的功能。这种诗性叙事有“一条置换的链条——将作者置换成虚构的叙事者的角色，再将叙事者置换进想象中的角色的生活……然后故事（在历史事件或是作者的生活经历中）的‘本源’又置换成了叙事的虚构事件”。它将历史学中的事件、行为者和场所等编码为诸故事要素，把历史事件转变成故事，从而生产出崭新的意义。
一方面，历史小说的叙事话语仍然受一定历史话语谱系的制约。历史按着一定的路标行走，其特有的意象植根于具体情境中，植根于人类习惯和制度的发展源流中。历史小说的叙述有着自明的规则，在其“初级指涉”叙述层之上的“叙事话语只能遵循特定的叙事路线追溯历史。这不仅是历史聚焦点的规定，同时还是叙事话语的规定——叙事话语只能处理一个历时系列的事件轨迹”。另一方面，历史小说运用一系列叙事策略对历史事实进行排列、组合和重构，对其进行虚构性的文学叙事。
历史小说以历史情景中的人作为叙事的核心，通过内聚焦、外聚焦和零聚焦等多种聚焦手法的综合应用和转变，文本从内部和外部展现了历史情境中的人情和人性。同时，文本还从人物或叙述者的限定性视角出发，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顺序、原因和结果，按照一定的策略编排而构成事件的发生结构。这种结构具有高度的隐喻性，它赋予历史情节以特定的聚合价值。同时，文本还通过压制和贬低了一些因素，抬高和重视了其他因素，对某个历史事件给予了价值评判。
除了运用聚焦手段之外，历史小说还通过将历史情节戏剧化而对历史事实进行有意识的重新描色，施加特定的故事结构类型，并在历史情节中添加各种冲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之间的冲突，使历史事件由一个客观存在变为具有或喜剧化、或悲剧化、或闹剧化效果的情节建构。
其次，历史小说的时间架构是以审美体验时间为轴心的，这种“体验时间不能被数字标记或被逻辑分析而只能由纯粹意识或意向性来予以把握”。它使得历史小说可以不受直线型时间轴的束缚，从历史学叙述的前后相承、环环相扣的链条中挣脱出来，运用反复、中断、跨越、省略、倒叙和插叙等叙事手段，重组甚至逆转历史叙述的线性链条，构建自由穿梭的时间场域，实现对历史的虚构叙事。文本运用中断的叙事手段，切断了历史事件之间的连续性；而运用省略的手法则将历史中的某个时段加以忽略，形成有意味的叙事空白；还可将某个历史片段反复叙述，使一连串关系连贯的历史事件被不断互相替代而形成碎片的系列状态，从而打乱了历史叙述前后相承的因果链。由于历史学意义的线性叙述逻辑链的断裂，小说叙事将许多历史叙事中必然的、稳定的、单一的板块裂变为偶然的、可能的和多样的结点纳入其叙述范围。
第三，历史学和历史小说对于历史叙述的基本语式不同。
托多罗夫将叙述语式分为叙述和描写两种。描写是“向我们‘展示’事物”，叙述是“向我们‘说出’这些事物”。编年史叙述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写，而历史小说则是一种具有虚构和想象性的叙述行为。它通过叙述者的叙事向人们展示某段历史及其背后的意蕴，其“本质上的虚构性不应在被提及的人物、事物、事件的非实在性中寻找，而应在提及行为本身的非实在性中寻找”。
一方面，已有的历史记忆在经历时间与叙事造型之间具有重要的中介功能。历史叙述中的先验想象力具有沟通权威历史叙述之间的裂隙，赋予历史的叙述或描写以连续性的作用，它是作家为表达某个主题、某种意义所作的，是必须想象已存在事物的知觉想象力。历史小说要构架历史话语语境也不能完全忽略这种知觉想象力的先验性。
另一方面，历史小说中，“为了弥补史册记载的缺陷，依据‘虽没有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原则，作家会有所想像，有所虚构，有所制造”。这种虚构是“一种意向性行为”，“具有一个认知的和意识的指向”。它可以突破我们对历史认知的局限，对一些已存在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处境、行为动机和思想情感进行文学想像。当作家构想历史中可能的对话和人的意识活动等细节时，就是在回忆着自己的历史经验，或者带着同情和想象而进入了别人的历史经验，从而对潜在历史事实作补充性书写，以填补历史叙述中的若干裂缝。因此，历史小说可以表现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补充大量未知和缺场的历史细节，特定历史语境下日常生活场景，甚至质疑历史的合理性等。这些是历史学家在缺乏确凿可靠的史料依据的情况下无法完成的历史想象。
三
历史小说作家则是投入了对生命的激情体验和对人类命运的深邃思考来写作的。历史小说的叙事话语在语言和言语、叙述实践层面之上还有着思想实践这一更高层面。
它是陈述主体进行意识形态再生产，对特定意义和思想予以构型的实践活动。首先，思想实践层面的历史小说叙事注入了作者当下的存在体验。作家在写作历史小说之前会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获得对一定历史时期丰厚的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经由各具差异的作家心灵而被不断再生产。作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表达这种历史记忆。历史小说中体现了作家的价值立场、解释评判以及叙述模式，形成历史小说话语的实践活动。它是作家的精神在作品中的“匿名扩散”。这种扩散既包括对历史的演绎、派生和辉映，也包括差异、替代、排斥和转化。
历史中的人物早已灰飞烟灭，其生的状态、死的过程已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封存在史书典籍中。历史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一个个历史上的个体“向死而在”存在状态，打破了当下与过去的时间界限，使得作家自由穿梭于古今。历史之于作家不应是一块布景板，或是用来挂小说的钉子，而应该是可以进行生存本质探索的鲜活语境。
另一方面，历史时间的限定性让作家领悟到个体存在的有限性。作家寻找到古代与当下之间连接的契合点，返回到当下，以当下的生存体验与历史情境相遇，突破时间有限性的限制，认识自身的发展源流，扩展了自己存在体验的场域，获得对存在本质澄清的凝视，并完成对自身未来发展的把握。
其次，时代意识的反思实践也是历史小说叙事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与一个时代思维的所有其他形式和表现同属一个大话语网络。历史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处在当下社会意识形态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信仰、伦理和道德话语等话语形态组成的网络之中，其题材范围、主题思想、价值立场等的确立无不受其规约。话语具有社会化的构造功能。历史小说的话语受到同时代意识形态织造的话语群影响，使历史得到重新观照、解析后，被赋予新的可能性解释。在此，历史小说的叙事话语参与了整个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作家试着从这一意义出发去阐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当下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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