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体文学自其随着燕乐的发展肇兴于唐代之始，就以其不同于诗、文的文体特征与文体传统，注定要经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伴随此的是词学的曲折进程。元代中期以后，词与音乐的关系完全分裂，北曲以绝对的优势取代词而成为一代之文学，迨至明代，世俗文学进一步得到发展，传统的诗文受尽冷落，被称为“诗余”的末道小技的词体文学更是饱受轻视。明人词体观念的基本定势是出于对南宋和元初词坛的雅正和清泚的审美理想和趣味的反动，趋向于浅俗与香弱。五代时秾艳的《花间集》和流行于南宋的浅近香艳的《草堂诗余》，成了明人习词时仿效和趋从的范本。
拟话本是后代文人学习宋元话本而创作的体制与之相似的案头文学形式。明代冯梦龙编创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明末清初凌蒙初所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在“三言二拍”中，作者征引或创作了大量的诗词等韵文作品，其中词体的数量虽不及其他，但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从出现于拟话本小说的这些词作中，我们不仅仅能够看出明人拟话本小说的创作观念，而且更能够从中窥见词体发展的曲折历程和明代的词学观念，以及文学发展史上各种文体之间相互的碰撞和融合。
1 拟话本中词体文学样式的征引与创作
明人在拟话本小说的创作中植入词体文学主要是通过征引前人作品和小说家自己创作两种方式。
这显然也是其深受宋元话本影响的一个明证。以“三言二拍”为例，大致说来，或集句，或篡改，或直引。题材也多种多样，恋情词、写景词、神仙道化词，都能够较好地融入作品当中。
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中权翰林七夕独宿客邸，甚是无聊，“乃咏宋人汪彦章《秋闱》词，改其未句一字……”，这是根据情节、故事中人物身份对原词进行改动，以丰富故事内容和更好地塑造人物。
又如卷九《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诌梅香认合玉蟾蜍》中有一首《桃源忆故人》，抒写一位女子卧后清宵的情感:幽房深锁多情种，清夜悠悠谁共? 羞见枕衾鸳凤，闷则和衣拥。无端猛烈阴风动，惊破一番新梦。
窗外月华霜重，寂寞桃源洞。
作品中托言此为女主人公素梅所作，作者实则是北宋秦观。原词为:玉楼深锁多情种，清夜悠悠谁共? 羞见枕衾鸳凤，闷则和衣拥。无端画角严城动，惊破一番新梦。
窗外月华霜重，听彻梅花弄。再如《喻世明言》卷十一《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书生赵旭辞别父母亲朋上京应试作了一阕《江神子》:旗亭谁唱渭城诗? 两相思，怯罗衣。野渡舟横，杨柳折残枝。怕见苍山千万里，人去远，草烟迷。芙蓉秋露洗胭脂，断风凄，晓霜微。剑悬秋水，离别惨虹霓。剩有青衫千点泪，何日里，滴休时?
这首词实际上是金代词人元好问所作，也有几处字词的改动。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当然也有不少是直引，不作改动。
拟话本中引用诗词，实际承续的是话本传统。
鲁迅先生在论及宋代市人小说征引诗词时曾做过这样的分析: “《通俗小说》每篇引用十次之多，实远过于讲史，开篇引首，中间铺叙与证明，临末断结咏叹，无不征引诗词……”宋元说书艺人在说书过程中征引诗词，一方面是为更加取信于听众，另一方面也有显露自己学识、展示自己学问渊博的目的。拟话本小说创作者多是受过专业文化教育的文人，他们有一定的声望和学问，征引诗词于他们而言，更多地则是出于叙事方面的需要和叙事观念的制约。
说话艺术发展到明代产生了拟话本小说，更趋于案头化和艺术化。小说家自然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但同时我们也应从中看出我们古典文学重“文”轻“事”的传统。以史传文学为例，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就不以事件发展平铺直叙而以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命运的变化来安排情节。
拟话本小说虽是“说话”，重在叙事，但小说家知道，真正使故事活起来，靠的还是逼真的情节和充沛的感情。这就要长于言志抒情的诗词来发挥作用了。
明代中晚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重情的文学思潮逐渐勃兴。而“词之为体，要眇宜修”，用来在小说中点缀情感最为合适不过。加之明代词学衰落，词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低谷，文人们都不着意为词，因此就有了以上的一种现象。
拟话本小说中点缀穿插的词当然也有不少是小说家自己创作。总体成就远不及金元词，更遑比两宋词与清词。题材内容多样芜杂，宋代文人词和民间词的影子都能从中看出，但大都仅具其形，在创作成就上徒得皮毛。
如《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入话部分就有一首说理词《西江月》: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 万事空花游戏。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
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作者自言这首词“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
而给读者的感觉却是寡然无味。
又如卷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的一首合卺词，调名是《如梦令》:可惜名花一朵，绣幕深闺藏护。不遇探花郎，抖被狂蜂残破。错误，错误! 怨杀东风分付。
词写一个女子被男子摧残的事情，只是用了一个粗浅的比喻。这在明清小说中是习以为常的惯式，随处可见，并无新意，反而成为赘疣。
当然也有写得出色、恰到好处的。如《喻世明言》卷七《羊角哀舍命全交》中一首《西江月》这样描写雪景:习习悲风割面，蒙蒙细雨侵衣。催冰酿雪逞寒威，不比他时和气。山色不明常暗，日光偶露还微。
天涯游子尽思归，路上行人应悔。
这首词上下阕分别从正侧面不同的角度来写雪，细致生动地写出了雍地隆冬雪景，主人公左伯桃的羁旅之苦也借此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小说家创作的这些词的一大特点是浅俗。内容上多为劝诫说教，或是应制调笑。所用之典也多是下层民众熟知常提的那些个典故，以求契合作品环境，迎合接受者的趣味。由于复杂的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原因，晚明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缺乏良好的生长发育环境而陷入停滞不前状态，不仅没有发展为近代资本主义，而且很快就要萎缩了。
在文学艺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的宿命观念和迷信观念的增强，市民的庸俗趣味和统治阶级的腐化享乐意识交融，这一切的汇合结成了文化的怪胎。
从拟话本小说中词的创作我们多少也可以窥见一点明代文化的特质。
另一方面，具有士大夫风格的雅作也是有一定数量的。虽然拟话本中的词承续宋元说话传统，属于通俗文学，但其作者不再是市肆茶楼之间的民间说书艺人，而是文人士大夫，有些还有着较高的学问和社会声望。由于创作者身份的原因，一部分篇目是表现出了士大夫的情趣和意志。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就在入话部分引用南宋朱敦儒的《西江月》: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这是不得志的封建士大夫的牢骚语和故作放旷语，是北宋苏轼词体革新运动以来词逐渐士大夫化和雅化的结果。所以明代拟话本小说中的词总体呈现出的是一种雅俗结合的特点。
2 历史视野中的明代拟话本词
2． 1 词体的发展与拟话本词
我们古典文学中大多数文体都是最初兴起于民间，曲子词亦不例外。叶嘉莹在其与缪钺合着的《灵溪词说》中曾经用一首七绝论说词的起源:
风诗雅乐久沉冥，六代歌谣亦寝声。
里巷胡夷新曲出，遂教词体擅嘉名。
词体正是中唐燕乐大盛之后，从“里巷”之间兴起开来。现存较早的民间词集《云瑶集杂曲子》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活泼，感情真挚热烈。但由于古籍埋没，拟话本词主要还是学习两宋文人词。只是为了契合故事环境而创作了一些俗词。那些用于调笑的俳谐词和出现在固定场合的程式化的应制词仍然是受到文人词的影响而作。
词体的曲折发展过程中有两次“误入歧途”，其发展几乎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一次是晚唐五代词的误入艳科门径，另一次是南宋词的过度雅化而失去了真性情。而拟话本中的词创作恰恰学的就是这两种词体的弊病，导致了很大程度上的艳情化和程式化、应制化。其实这与明代人的词学观念也有很大关系。
2． 2 明人的小说创作观与词学观
据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冯梦龙和凌蒙初二人有着明确而相近的小说创作理论。冯梦龙论文首重情真，他在《三遂平妖传·序》中就提出“动肝肺”说。凌蒙初提出“道学论”，反对假道学，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在提倡作品中的真情。那么在叙述中恰当位置点缀植入诗词，自然是能够烘托故事情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喻世明言》卷十一《赵伯升茶肆遇神宗》写书生赵旭落第，看榜后郁郁归至客邸所作的几首词:秋气天寒万叶飘，蛩声唧唧夜无聊，夕阳人影卧平桥。菊近秋来都烂缦，从他霜后更萧条，夜来风雨似今朝。( 《浣溪沙》)独坐清灯夜不眠，寸肠千万缕，两相牵。鸳鸯秋雨傍池莲，分飞苦，红泪晚风前。回首雁翩翩，写来思寄去，远如天。安排心事待明年，愁难待，泪滴满青毡。( 《小重山》)黄草遮寒最不宜，况兼久敝色如灰。肩穿袖破花成缕，可奈金风蚤晚吹。才挂体，泪沾衣，出门羞见旧相知。邻家女子低声问: “觅与奴糊隔帛儿?”( 《鹧鸪天》)作者代赵旭创作的这几首词，更渲染烘托出主人公落第后内心的郁闷和深秋旅宿孤馆的凄寂，读者阅读之后也被深深感染，就像是亲身经历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一般。
另一方面，在小说艺术上，冯、凌二人都能够很好地处理把握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冯梦龙提出“真幻论”，凌蒙初有“真饰论”，都认为作品要取材于现实，又要有所加工，有所虚构。“三言二拍”中“有诗为证”，“有词为证”的话语经常可见，作者征引或创作诗词，目的也是要使故事显得更真实。
明代是词学的中衰期。前面已经提到，明代中期以后市民庸俗趣味的泛滥和文人出于对理学思潮的反动而产生了病态的享乐意识。从某种程度来看，它们虽然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但却仅停留在非常肤浅的表层，缺乏积极的意义和理想的追求。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形成了明人艳丽香弱的审美趣味，并未推动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在明末陈子龙之前，明代词坛长期萎靡不振，更何况点缀于小说中的词的创作。明代一种普遍的空疏学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小说家不着意为词。
2． 3 文体间的碰撞与融合
小说中征引或创作诗词的现象在唐传奇中就有。唐代《游仙窟》中就有诗 70 余首。后来的宋元话本、明清长篇或短篇小说都有这一传统。
回顾我们漫长的文学史发展历程，不同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情况比比皆是。远者不论，就以诗和词而言，词能够盛极两宋，与唐诗尤其是晚唐五代诗的影响绝对是分不开的。这一点早已为学者们所发现。袁行霈先生就曾有过一篇论文《长吉歌诗与词的内在特质》，从各个方面论述了李贺歌诗“已经具有词的内在特质，并对词内在特质的形成产生过影响”。另一位词学专家杨海明教授曾专门探讨过晚唐五代文人诗歌对词发展的影响，他认为晚唐诗人韩偓的《金奁集》就是由诗向词过渡的形态。
诗词与小说之间的相互碰撞和融合也是经历了一定发展阶段的。在小说之中征引诗词只是两者之间的初步接触和碰撞，是初步阶段。张稔穣在其《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中戏称之为“古代小说中诗与小说的搏斗”，结果为“两败俱伤”，善乎此论。验之拟话本小说之中的词，不正如此? 词与小说同出于里巷，欣欣然趋赴服务于小说，何曾想到反而成了作品中与情节、人物等诸要素关系不大的粗制滥造的赘疣? 只有到了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诗词才慢慢地真正融入小说中，小说才开始借鉴诗境词境而开始营造自己的意境。《红楼梦》昂立于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诚非偶然，曹雪芹从诗歌抒情性出发，不用诗歌进行描写，也不以之展示诗才，而是以之作为小说中人物真情实感的流露，通过诗词作品、诗境而展示人物个性、感情的差异。诗词与小说两种文体，至此可谓水乳交融，浑然无间地融合了。
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拟话本小说中的词的征引与创作虽然还有诸多不成熟之处，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仍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拟话本小说创作中的叙事策略、明代文人的审美趣味和词学观念，以及文体之间互动的一些规律，诸如此类，都是拟话本小说中词体文学所带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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