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与读者交流的艺术”，小说要实现其“说服”读者或相互“认同”的目的，必须依靠“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小说修辞的动态系统不仅包括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互动，更重要的是，这种互动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动，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因此，小说修辞的表现形态同时受到四个方面的制约：
世界（修辞语境）、作者（修辞主体）、文本（修辞行为）、读者（修辞受众）。小说修辞这种复杂的张力结构，使小说修辞具有丰富的可能性。同时，小说修辞动态系统中各要素的历史性决定了小说修辞的历时性。
大体而言，目前学界对小说修辞的历时性已有较强共识，但尚未系统梳理小说修辞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小说修辞复杂的张力结构，使小说修辞具有丰富的可能性，但就具体民族具体时代的小说创作而言，其修辞风貌具有历史必然性。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可能改变一个时代的思维模式，进而改变读者与作者的审美成规，从而促使作者调整自己的修辞策略，发展自己的修辞技巧，最终改变小说修辞的整体风貌。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中国小说修辞，必然受到时代语境与民族语言文化心理的影响，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
一、修辞语境的历史性
与其他修辞一样，小说修辞是在一定语境中发生的，“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小说“是与作者和读者、说者与听者之间那种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不可分开的活动形式，脱离它们不可分开的社会目的和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无法理解”。小说的修辞语境，是判断小说修辞的基本前提。亚理斯多德认为，一个好的演讲者，要根据场合、听众等因素来选择话题与技巧。陈望道则认为修辞首先应考虑“六何”（即“何故”、“何人”、“何地”、“何时”等），也就是修辞语境问题。根据陈望道以及亚理斯多德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将修辞语境概括为修辞情景（何时何地）、修辞受众（何人）与修辞话题（何故）等几个方面。
1.修辞情景的历史性 “修辞情景可以定义为人物、事件、物体和关系的结合造成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事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小说本身同时也可理解成是诗歌形式的修辞反应”，它总是试图通过说服读者认同作者的意见，从而参与现实事态的改变过程。离开小说叙事的修辞情景，也就难以对小说叙事的修辞目的、修辞效果以及艺术价值进行准确判断。由于修辞情景构成的具体性，它也必然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国传统小说的修辞情景中，虽然人物、事件、物体等因素不时变换，但这些人物、事件、物体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道释为补充的文化体系以及以封建宗法制度为支柱的政治体制，三者相互依托，共同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传统社会的封建意识形态划定了小说修辞话题创新与修辞技巧创新的可能空间，传统社会的经济模式则划定了小说生产与传播的可能方式。因此，传统小说虽然有文言与白话的分野，但二者的修辞情景并没有根本差异，其修辞目的也没有根本差异。鸦片战争的爆发，将中国强行推向了世界，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中人物、事件、物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先进技术的传入，改变了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生。经济基础的改变引发“百日维新”，并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终结封建帝制。处于这一背景中的传统文化，也在清末民初的下层启蒙与上层维新、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根本性的冲击。这种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对小说修辞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生产方式改变了小说的生产与传播途径；政治上的动荡与变革，为小说修辞的话题更新提供了的材料；文化上的革新，则为改变小说的审美成规与修辞契约提供了可能。但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发生变革的过程并不同步，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修辞也表现出一种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的“现代”理论逐渐在中国各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经济上的“现代”生产方式、政治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化上的“现代”话语体系成为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对这种“现代”体系的认同，是 20 世纪中国小说所面临的修辞情景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全境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国小说的修辞情景。统一的中央政府终结了政治分治，计划经济体制结束了经济自由，统一的意识形态终结了思想多元，这种三位一体的社会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传统社会的相似性，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修辞表现出一种浓厚的“返古”倾向。“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开放，使这种高度集中的社会管理体制发生转变。政治对经济与文化的有意识松绑，促进了市场经济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使小说修辞获得了更广阔的自由空间。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在意识上相对有些“超前”。这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修辞情景，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修辞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分化。
2．修辞受众的历史 性 尽管理论家将小说读者划分成有血有肉的实际读者、作者的读者、叙述读者、理想的叙述读者等多种形态，但无论哪一种读者，都存在着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一方面，无论是真实读者还是作者设想出来的理想读者，都是被既有文化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小说家通过自己的修辞创新，强化或改变读者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成规，从而创造了他的读者。正是这种价值判断与审美成规的承续性与变异性，构成了修辞受众的历史性。小说的阅读有“一种基本要求，读者们要知道，在价值领域中，他站在哪里。———即，知道作者要他站在哪里”。作者是否能够把握读者的价值需求是小说修辞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史上，“三纲五常”一直是中国社会数千年超稳定结构的支柱。几千年的“奴化”教育，使传统中国人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两种命运。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数读者要求小说的只是一种能够给他们带来替代性满足的白日梦，中国小说由此形成“瞒与骗”的传统。正是在这种受众期待中，虽然绝大多数传统小说读者是普通百姓，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侠客这类读者仰慕与企盼的人物形象，一直统治着小说的舞台。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参照系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关于现代“人”的思想，逐渐成长。通过先觉者的传介，使当时小说受众的价值判断产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他们不再要求小说提供一个白日梦，而是要求小说让读者认识到生活的真相，从而促进社会变革。这种读者性质的转向使“新小说”的“新民”命题以及现代小说的“立人”命题成为可能。建国后的理想主义（空想主义）激情，却使小说修辞交流出现一种新的互动模式。无论在传统小说还是现代小说中，读者对小说修辞的影响，都以真实读者为依托。建国后的互动中，真实读者被职业读者与“理想读者”所取代。各种批评家凭借政治话语的权威性，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构建出“理想读者”，借用“理想读者”的超越性与普适性对小说进行直接干预。通过这种多重转化，建国后的“理想读者”成为意识形态向小说修辞进行控制的工具。新时期小说修辞重新向真实读者回归。但这种回归同时也导致了读者的分化，使小说修辞也产生重大分化。先锋小说、严肃小说以及通俗小说都有着其各自的受众群体，也由此形成各自的价值判断标准。受众的价值判断影响着小说家的修辞目的，受众的审美成规则制约着小说家的修辞策略。一方面，受众既有的审美成规是小说家修辞创新的前提，另一方面，小说家的修辞创新又可能改造受众的审美成规。正是这种相互影响，使得受众的审美成规也呈现出一种历史演进的历史。中国传统小说“白日梦”性质实际上隐含着读者对于“异于常人”的生活的关注，使得传统小说表现出鲜明的以情节为中心的“传奇”色彩。现代小说读者则试图发现“近乎无事的悲剧”背后的原因，以人物尤其是普通人物为中心，成为新的审美成规。建国后的“理想读者”关注意识形态使命，因此，如何表述“理想”成为这一时期“理想读者”的审美成规。新时期真实读者的分化，也导致了读者审美成规对小说修辞的影响产生了重大分化。
3．修辞话题的历史性 由于修辞情景与修辞受众的历史差异性，使得小说的修辞话题也表现出鲜明的历史差异性。作为典型的“人学”，“人”是小说修辞永恒的中心话题。不同时代小说家对于“人”有不同理解，对于“立什么人”与“如何立人”的阐释，更是千差万别。但由于他们所处修辞情景与面对修辞受众的共性，也表现出一种历史共性。在传统小说中，关于“人”的理解，始终建立在等级意识上。“主-奴”的二分法，是“三纲”内在的支配性的结构，君臣、父子、夫妇中，一方具有绝对的权力，另一方则只有服从的义务。权力与义务的分割，是传统小说中“人”的根本属性与鲜明特色。传统小说修辞话题的核心就是“驯民”。晚清的“新民”，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臣民”意识，转换成一种“国民”意识，但这种“国民观”关注的依旧是个体的义务，而不是个体的权利。“新文化运动”引进了西方的人权观念，使得“人”得以浮出历史地表。“人”在两个方面不同于“民”：“人”生而平等，“人”是权力与义务的统一。这种“人”的观念使现代小说的修辞话题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立人”成为现代小说的核心命题。现代小说关注的是“常人”，建国后小说关注更多的则是“先进”与“典型”，其小说修辞话题变成“立超人”。这种“超人”可以是英勇献身的革命者，也可以是公而忘私的建设者。他们身上都表现出“公而忘私”的特性，表现出向“义务”回归的倾向。然而，无论是现代的“常人”人权观，还是建国后的“超人”义务观，都与现代主体意识直接相关。在后现代主义眼中，人的主体性成为一个被解构的神话，“主体性的人”变成了“非主体的人”。理性与主体性等现代概念，在后现代思潮中被碾成碎片。
二、修辞契约的历史性
小说修辞交流的横向轴包括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人物－受述者－隐含读者－读者多个层面多个要素。如何调节与处理各个要素之间的距离与关系，关系到小说修辞契约建构的和谐性与稳定性。
这种修辞调节同样受历史语境制约，其中的关键问题有叙述语言的选择、叙述权威的建构以及叙述距离的调节等几个方面。
1．叙述语言的历史性 语言是叙述契约的前提与基础。小说语言体式与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趣味以及修辞成规密切相关。通过语言体式，作者与读者相互了解对方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与审美趣味，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与修辞成规，从而了解对方基本的修辞立场，建立基本的修辞契约。尽管中国古代小说存在两个传统———文言小说传统与白话小说传统，但因为它们有着各自的受众群体与审美成规，一直和平共处。同时，由于它们同属小说家族，在文学王国中地位都不高，因此小说语言与小说本身一样不被人们重视。在晚清的时代变局中，梁启超等人强调以文学对普通人的影响力来定文学之高下，于是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应该独占鳌头，小说语言体式问题也随之凸显。然而，“新小说”的白话强调直白，而非韵味，这种偏向也使得辛亥后，出现一股骈体复兴浪潮。以文言写情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得以兴起，与读者对“新小说”的语言体式的审美疲劳，不无关系。五四新文学的文白之争，不仅包含白话与文言之争，而且包含欧式白话与传统白话之争，其中隐含着使白话“雅”化的倾向。这种“雅化”引来了大众语运动的反拨。这一运动在当时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但在 40 年代的解放区，大众语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一跃成为文坛的主导语体。然而，也由于政治的支持，使得大众语最终被政治驾驭。建国后大众语言中层出不穷的政治语汇，无疑正是语言政治化的一个明显标志。新时期政治对文学的松绑，也使得小说语言体式得以松绑，由此表现出真正的生活化与风格化。小说语言体式制约着作者-读者之间修辞契约的建立。文言、旧式白话、欧式白话、政治化大众语分别与士大夫、传统市民、现代知识分子、政治化群众的审美趣味形成对应关系，背后潜含着重抒情、重情节、重人物以及重政治等修辞成规。新时期个性化的语言，同样与小说的个性化直接对应。
2．叙述权威的历史性 声音“指叙事中的讲述者（teller），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然而，叙述声音不仅指“谁在发声”，而且潜含着“谁能发声”、“为什么他能发声”等问题，因此“这个术语已经成为身份和权力的代称”，小说的叙述声音折射出各种社会文化权力之间的博弈。叙述声音是否具有权威，如何获得权威，关系到小说修辞交流的可靠性。兰瑟认为，“社会行为特征和文学修辞特点的结合是产生某一声音或文本作者权威的源泉”，包含“由作品、作家、叙述者、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荣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这一界定指出了叙事权威在内容上包含知识、意识形态以及美学价值三个方面，在形成上则是由作者-叙述者-读者之间的互动完成。这从两个层面凸显出了叙事权威的历史性。一个时代的知识水平、意识形态以及审美成规，划定了叙事权威内容演变的可能性。在传统小说中，“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不仅统治着意识形态，也统治着审美领域，甚至认知领域。因此，在传统小说中，叙事权威与封建思想体系直接相关。现代小说则从多个向度对这一体系进行解构，现代性话语体系取代前现代性话语体系，使得民主、科学、自由、理性等词语成为现代小说叙事权威的关键词，其核心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建构。而后现代小说则将人的主体性视为神话，解构、颠覆、碎裂、游戏等词，成为理解后现代小说叙事权威的关键词。不仅叙事权威的具体内容有着鲜明的历史性，小说家获得叙事权威的过程与方式也有着鲜明的历史性。传统小说中的叙事声音，基本是集体型的。这并不是说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集体”，而是小说的叙述者自觉地采用集体的价值标准，从而表现出明确的“载道”意识。这种“集体型”叙事权威，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表现出“宣讲”姿态。现代小说则是从“叛道”开始。这时的叙述者虽然相信自己把握了真理，但他也明确知道大众与自己实际上并不持相同或相近的价值立场，他的叙事权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作者型”权威，他凭借自己的坚信，与大众的价值体系进行对垒，并试图从根本上改造大众的意识。尽管现代小说作者与读者的价值体系可能不同，但双方对理性的认同，则是双方交流的基点。而在后现代小说中，作者对真理的确信已经消解，在某种程度上，叙述者也并不抱有太多“劝转”读者的成分，甚至作者与读者之间对理性也难以取得共识。在这种情形中，小说的叙事权威表现出一种“个人型”特征，叙述者追求的不再是自己对事件的阐释与评价获得广泛认同，而只是自说自话，无论叙述者还是读者对事件的阐释与评价都趋向多元化。
3．叙述距离的历史性 作者对其与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人物-受述者-隐含读者-读者这一交流链条中各要素之间距离与关系的处理与调节，是小说修辞契约的重要内容。这种调节同样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历史特性。首先，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具有历史性。在中国的传统叙事中，白话小说大体以讲-听为中心，而文言小说则以写-看为中心。对于讲-听的写作传统而言，一次性的过程、公共化的场合，使得情节的吸引力以及即时的道德判断成为重要制约因素，经验与教训是传统白话小说的主要关注点，“一个故事或明或暗地蕴含某些实用的东西”。写-看传统则意味着写小说者与看小说者在时空上的分离。这使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变成个体交流与私密交流。然而，由于传统文言小说传播的有限性，使得这种交流始终只是“小众写作”与“小众阅读”。现代印刷术使小说得以更迅速更广泛地普及，将传统的“讲-听”与“写-看”两方面的优势结合了起来。一方面，现代印刷术使得“写-看”不再是“小众”的专利。现代印刷术使小说生产与传播的成本大为降低，白话的推广又使得小说对读者的文化要求降低，更重要的是，作者有意识向读者靠近，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小说读者迅速扩张。另一方面，现代印刷术保留了写-看中作者与读者交流的可重复性与私密性。看的可重复性使作者可以设置更多的阅读障碍，“怎么讲”的相对独立性与重要性得以凸显；而交流的私密性则赋予小说修辞在价值观念与审美观念等方面更大的自由空间。现代小说作者不仅可以通过小说修辞进行价值启蒙，而且可以通过形式创新进行审美改造，使读者理解与接受作者关于“怎么写”的形式创新的意义，小说修辞因此获得重大解放。在后现代小说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平台被解构，写-看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解构，读者的看与作者的写之间，成为相互分离的两个阶段。这种分离，虽然带来了双方的自由，但也带来了意义的消解。其次，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具有历史性。作为“被创造出来的自我”，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之间存在着多重对应，而叙述者作为隐含作者的再创造，则具有更大自由，可以“可靠”，也可以“不可靠”。这种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之间的对应与错位，造就了小说修辞的丰富可能。但这种可能同样有着历史的规约与限制。传统小说中，叙述者基本上可以视为隐含作者的代言人，表现出鲜明的“可靠性”。现代小说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关系的最大变化，就是叙述者“不可靠性”的日渐增加。以《狂人日记》为始点与代表，现代小说尝试了多个维度的“不可靠叙述”。从这一角度看，文革期间“不可靠叙述”的消失是一个重大的文学事件。后现代小说中，不可靠叙述的大行其道，同样隐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第三，叙述者与人物及读者之间的距离具有历史性。弗莱曾经根据故事的主人公与现实人物的位置，将文学分为神话、传奇、高模仿、低模仿与讽刺几种类型，并且由此建立了一种文类的历史演变模式。然而，弗莱只注意到故事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读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注意到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以及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的相对位置的变化。事实上，叙述者相对于人物的位置改变，会带来叙述风格的改变。同样是普通人，从不同的叙述者位置看来，可以表现出高模仿、低模仿以及讽刺的意味。五四时期，真正的“常人”属于高模仿对象；革命小说中“超人”成为叙述的主角，“常人”则是低级模仿的对象；在后现代叙述中，“人”更是成为反讽的对象。叙述者与人物的相对位置可以导致修辞风格的变化，读者与人物及叙述者的相对位置的变化则可以导致小说修辞效果的变化。如讽刺建立在读者与叙述者的共谋之上，是二者对处于较低位置人物的一种共同审视；一旦读者认同人物，讽刺也便转化成了低级模仿。而反讽则意味着叙述者伪装自己处于人物之下，一旦读者不能意识到叙述者的伪装，反讽马上消失。这种复杂关系的演变，同样有着潜在的历史脉络可循。在以等级制度为背景的传统小说中，高模仿始终是其主要形态。低模仿与反讽，在一定程度上是随着现代“人”的平等意识产生的。
三、修辞策略的历史性
小说修辞横向轴的交流，必须以小说作品为基点。小说家对小说中叙述-叙事-故事这一纵向轴三者关系的处理，是其进行修辞选择与修辞创新的重要领域，它不仅关系到小说对世界-文本-意义关系的处理，同时也关系到小说修辞横向轴各种关系的处理，是小说修辞策略的核心内容。而对这三者关系的处理，同样有着其历史演变轨迹。
1．故事-世界：真实-虚构关系的历史性 作为人类生活的折射与反映，小说故事与现实生活世界存在着各种联系，小说家对小说是否反映现实、如何反映现实以及能否影响现实等问题的认识，决定了小说家的修辞策略与修辞技巧。不同历史时段，小说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一样。“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悠久的史传传统，使得传统小说包括《搜神记》等一直注重“写真”。明代以后，小说家逐渐意识到小说的“虚实相生”，但虚构时依旧不忘找一些真实的历史坐标。这种“写真”理论，在晚清小说的“新闻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传统的“写真”，隐含着小说故事与生活世界在现象层面的直接对应，而现代小说的“写实”则强调小说故事与现实生活在本质上的潜在对应，强调对生活的“典型化”的虚构，以发现生活的本质。建国后理想主义的风行，使小说表现出一定的“写梦”色彩，小说家更多地关注理想化的现实，而不是真正的现实。新时期以来，后现代思潮的涌入使“真实”成为被解构与怀疑的对象，小说观由此出现多重分化。既有坚持“写实”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也有认为想象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小说家，还有认为无所谓真实世界，有的只是真实的写作行为的小说家。真实观也影响到小说家的情节观。对于“写真”而言，要提升小说的吸引力，就必须选择较有吸引力的故事，由此注重情节的离奇与曲折。“写实”强调本质真实，注重典型化，人物成为核心，情节是表现人物的手段。对于“写梦”而言，重要的是提供远景，激发动力。而对于后现代小说而言，对情节及其逻辑链条的解构，是其重要特征。对故事-世界关系的思考，决定了小说家的真实观与情节观，从深层折射出人类思维模式的历史演变。
2．叙事-文本：展示-讲述关系的历史性 小说家在故事层面如何处理故事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反映了小说家的真实观，而小说家在叙事层面如何处理讲述与展示之间的关系，则反映了小说家的形式观与技巧观。对讲述与展示之间关系的处理，同样具有鲜明的历史性。首先，二者之间相互关系存在历史性。“展示”与“讲述”都不是“现代”才有的修辞技巧，但讲述与展示此消彼长的关系，却折射出小说修辞的发展脉络与历史演变规律。不同时期小说中展示与讲述的比重变化，可以看出一定时代小说修辞的主导特征。相对而言，传统小说中讲述的比重显然大于展示，而现代小说显然更为注重展示。现代小说的启蒙意识，鼓励读者“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也就要求作者不是代替读者进行判断，而是引导读者作出自己“理性的”判断。在这种背景中，展示的重要性显然要远远大于讲述。对展示的重视与现象-本质这一现代深度模式密切相关，展示的虽然是现象，但在现象背后隐含着本质。因此，“展示”也是“讲述”，作者的价值判断可以通过展示得以实现。而在后现代语境中，现象-本质这一深度模式被解构，从而导致小说文本-意义关系的解体，小说回到了文本自身，使得“讲述”也成为“展示”。第二，讲述本身具有自身发展的历史。讲述与展示此消彼长的历史演变，潜含着讲述方式的历史演变。前现代的“讲述”意味着作者“赋予”文本意义，现代的“讲述”隐含在“展示”之中，通过“展示”阐释意义，后现代的“讲述”则消解意义。同为“讲述”，三者进行讲述的姿态与方式却各不相同。传统小说中的叙述者表现出一种“宣讲”姿态。这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站在超出读者的位置上，不仅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而且还告诉读者应该从故事中得出什么教益。在这种关系中，读者很难与作者对话。现代小说通过“展示”进行“讲述”，由于形象大于思想，小说的意义变得更为丰富与多元，同时也使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后现代的“讲述”，则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独语”的倾向，作者更多地关注自己讲述的行为过程，而不是与读者的对话可能。第三，展示同样有着自己的发展史。“怎么讲”是一个历史命题，“怎么看”以及“看到什么”同样是一个历史命题。与“讲述”中“谁讲”中的这一比较清晰的“谁”相比，展示中的“谁”看则比较模糊。“真正”的“展示”一般都试图取消读者与对象之间的中介，使读者似乎是直接面对事物本身，因此“谁看”的“谁”似乎消失了。这一看似消失的“谁”正是“展示”的历史性的根基，这个“谁”决定了看到什么，以及怎么看，中间隐含着“展示”内容的历史性与“展示”方式的历史性。展示的历史性的另外一个层面，则是展示方式的历史性。对于展示而言，重要的不仅在于“看到什么”，而且在于“怎么看”。人类的艺术感觉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种历史化的感觉能力“生产”出来的。传统小说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凸显，现代小说对普通人的聚焦，后现代小说对碎裂场景的观照，不同时代小说的描写对象与描写方式，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有着重要的意识形态意味。
3．叙述-意义：现实-理想关系的历史性 小说的故事世界基于现实世界，同时也折射出作者的理想世界。小说家在叙述层面如何处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从而凸显出小说想要表达的意义，同样有着历史性。不同时期小说家处理叙述-意义的方式不同，他们对现实与理想之间关系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尽相同。传统小说对“写真”的强调，凸显了小说故事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为了使小说更具吸引力，他们更为关注“传奇”而不是常态，帝王将相的“英雄”叙事与才子佳人的“男女”叙事，以及花仙狐鬼的“鬼神”叙事，都出离了生活常态。这种“传奇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传统小说的理想世界，它通过讲述一个“源于”现实又高于常态的故事，给读者一种白日梦式的补偿。然而，也正是这种“理想”使传统小说在“写真”时“失真”，千篇一律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就是通过“理想化”的处理来满足读者的白日梦。现代小说的“写实”则以正视现实为基点，同时暗指理想的彼岸。晚清谴责小说的“新闻化”倾向已经隐含着正视现实的因子，新文化运动后，小说家更是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视为小说的主要使命。虽然不同小说家对于“病苦”有着不同的关注重心，如文学研究会关注生活中的困苦，创造社则更为关注精神上的苦闷，但他们都直面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并意指“疗救”。这种表面上“非-理想主义”倾向的小说，其实质却是一种写“非人的生活”的“人的文学”。解放区的诸多小说从正面阐释新社会的理想，其理想世界同样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建国后的理想主义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时的小说家不是从现实中去构建理想，而是以理想反观现实，于是现实生活本身也被理想化。新时期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那部分小说创作，以消解崇高为口号，理想自然也成为一个被解构的对象，同时，现实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对象，因此，文本回到了它自身，成为一个独立世界，与现实无关，也与理想无关。
由于修辞语境、修辞契约、修辞策略的历史性，不同时段的小说修辞也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形成相应的修辞类型。根据小说的修辞语境、修辞契约、修辞策略等方面的历史性特征，可以将中国小说修辞大致分为传统-阐释型修辞、现代-建构型修辞与后现代-解构型修辞三种类型。首先，对于传统社会超稳定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而言，小说叙事的主要任务就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尽管中国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但作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支撑的政治体制结构与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受到真正的冲击。通过多种途径的潜移默化，传统伦常思想已经化为作者与读者共有的“日用而不知”的社会无意识。传统小说修辞的主导情境，就是由这种“社会无意识”支撑起来的价值认同体系。在这样的修辞情景中，“驯民”是小说叙事的主要修辞话题。“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让每个人都各安其位，是“驯民”的关键。传统小说中的人事不过是这种天理的一种投射，作者的使命便是阐释天理，因此，他获得了一种“集体型”叙事权威，成为传统价值的阐释者，可以对读者直接进行“宣讲”。为此，隐含作者主要选择可靠叙述者与读者进行沟通，这一叙述者在价值立场、情感态度乃至认知模式方面都与隐含作者及读者十分接近。这种接近一方面使得传统小说容易被读者接受，另一方面也为传统小说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吸引读者。正是在这一压力下，传统小说注重故事的新鲜性与情节的曲折性，由此形成传统修辞较鲜明的审美特征。其次，现代社会的产生以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全面批判为基点。鸦片战争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使传统小说所面对的那种高度和谐的修辞情景逐渐解体，小说的“驯民”目的也逐渐让位于“新民”与“立人”。在价值多元的语境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变得十分必要，而时代也创造了“对话”的可能，由此，现代修辞成为一种“主体”间的交流。尽管在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存在着价值距离，现代理性精神为二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同时，作者的现代意识赋予隐含作者一种“作者型”叙事权威，使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能够基于理性与人权，就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的价值判断进行“对话”与“潜对话”，以实现新的价值体系的建构。在现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小说叙事的主题虽然有过多次转换，从五四的个性解放到左翼的阶级翻身再到抗日战争的民族解放，修辞诉诸理性与人权的基本取向始终未变。再次，如果说现代修辞的沟通平台是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的话，那么，在后现代语境中，这一平台逐渐失效。社会的原子化使得任何“逻各斯”都难以成为大家公认的中心。人类的自主性神话随着“逻各斯”的被解构而不成片断，人类曾经共有的沟通平台也不再被人信任。世界变成一种纷繁杂乱的“独语”的混合，意义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神话。在中国当下，后现代社会其实并未来临，但是，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心理，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原子化，使人们不再集中关注科学、民主、理性、自由等现代价值，由此导致一种话语平台的分裂。在这种语境中，小说修辞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对价值的认同，而是对言说权力的认同。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均成为解构对象，故事的逻辑联系被消解，人物典型被消解，剩下的只有碎片化的事件。同时，作者中心也被解构，作者通过元小说与戏拟等方式，让自己站在读者的位置对自己的叙述进行拆台，从而实现与读者位置的置换。这种后现代修辞虽然不再以现代的价值认同为目标，但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个现代之后的“自由”与“平等”。虽然在尚未完全实现现代价值目标的中国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却体现出一种思维的超前性，也意味着另一种启蒙：思维方式的启蒙。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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