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大连影视文学创作较为活跃，佳作迭出，如《闯关东》《大工匠》《真情错爱》《钢铁年代》《家有九凤》《天大地大》《漂亮的事》《常回家看看》《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大声歌唱》《暗红 1936》《幸福生活在招手》《刀影》等。当人们以现实和发展的眼光关注大连的影视文学创作时，更应从文化学的研究角度探讨大连影视文学创作的规律及其未来走向。因为文化视角研究的突出特征之一在于它是一种高度综合的、整体的影视文学研究视角，客观上决定了文化视角特有的整体求同、发掘共性的学科特点和倾向。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人们有了通过这一特殊的视角对大连影视文学创作的主客观状况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的可能。文化视角的特征之二在于揭示了影视文学作为文化现象对人类的文化属性的表现，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思想内涵。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被文化所创造，而大连影视文学作家创作心理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大，对其研究就更加必要。同时可以沿着这一方向深入研究大连影视文学创作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探索大连影视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的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的规律性。
一、大连地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大连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成了一种对大连剧作家影响巨大的思想文化传统，也促进了剧作家们文化精神的显现。从山东迁徙而来的人们的儒家文化积淀促使大连剧作家形成文化性格并获取创作灵感，无论是剧作家高满堂的家庭生活剧和社会现实剧，还是郝岩的悬疑谍战剧，都在不约而同地体现着儒家文化中关注社会发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不同于湘西作家那种道家文化的向心灵内转的“桃源”理想境界的追求，也不同于海派大都市的商业文明的现代化显现，他们有意无意地体现着这样的精神向度，那就是儒家文化特有的客观地谛视现实，把握人生方位，展现出了一个希望与现实并存的“民本”生活。这种潜在地将文学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体现出属于大连影视文学作家们自己的特色。
地域是文化的重要依托之一，地域中的自然风貌是文化发展的最初动力，“地域文化是在人类的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革等等，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系统”。大连剧作家笔下的自然风貌大多是北方的严酷的风景，显现了人物进取、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的生存状态，《我的娜塔莎》的构思便是大连景观的积淀，即便是上述作品之外的《温州一家人》也不是南方水乡场景的浮现，既没有道家文化的静穆审美观念，也没有老庄的天马行空背景。
不同地域中的人文环境也有不同特征，“人的一切活动，不管是内心的活动，还是外在的活动，都会产生质的变化”。在充满爱与理想的心中也同时充满着沉郁悲苦的忧患意识，这是大连剧作家特有的可贵之处。虽然在对社会与个人的苦难体验方面，或许不如其他一些地域作家，但他们的作品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与揭示方面往往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这源于大连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那种对于人生美好境界的执着追求，对大爱精神矢志不渝的开掘和推进难能可贵。而对于大爱之精神的高扬和人生根本价值的追寻，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是永远不能回避的。大连剧作家大多为人豁达，大连地域文化形成的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民风，成就了大连影视文学的文化精神内涵。
二、大连影视文学作家对儒家文化的认同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统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数千年。作为一种非宗教性的文化流脉，不但是一种官方文化形态，也是一种民间文化形态，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每一个细部。大连剧作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具体的创作中。
1． 仁爱通和，“义”在“仁”外
仁，是儒家思想文化学说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它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儒家文化认为仁具有两重含义: 一是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旨归; 二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内心修养。这两方面构成了儒家仁学的主要内容，“仁”的内在含义也就更加丰富多彩。爱人是“仁”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这里的人应当是泛指一切人。“仁者爱人”的结论推而广之，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血缘宗族的亲近关系的局限性。这一命题使伦理关系突破宗教血缘亲近的狭窄习俗领域，进入到了广阔的社会领域，使家族伦理转变成社会伦理，把爱人的范围从“亲人”扩充到“泛爱”，由家族走向社会。
大连剧作家笔下的文化理念就是要呈现仁爱之心，并且具有现代性认识，让每个人都得到应有的尊重。《闯关东》体现出主人公朱开山对他人的同情、关心、爱护，如在淘金的群体里，无论是对待金大拿、金把头，还是对待小金粒子都一视同仁，这也是一种民间“义气”的体现，“义”是“仁”的外在表现，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需要。《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无不诉说着“仁”既是一种道德意识，同时也是一种道德情感。自己是人，他人也是人，是“同类者”，相互之间要关爱，如《常回家看看》等捐肝故事的体现等。“人是具有尊严人格和理性的万物之灵，应该互相尊重和互相友爱”，《暗红 1936》把人的尊严人格和理性演绎到极致。
2． 家国一体，天下为公
家国同构使人们的血缘伦理情感交流有了可依托的社会组织载体，可以说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亲人之爱是人类情感中最深厚的根源，离开了亲人之爱、家族之爱，爱人的情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爱人之情本身就是爱亲之情的扩充和放大，而这必然要从家族内部关系开始，所以，孝悌是为仁之本。尊重父母的道德修养放在学业的首要位置，从小培养“孝悌”品德。《闯关东》《家有九凤》《大工匠》《常回家看看》《真情错爱》等，将家国同构进一步深化，便是先国后家。因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为模式中，“国”对“家”来讲，无疑是更重要的。《闯关东》后半部分，朱开山在抗日中身先士卒，哪怕是对自家带大的日本遗孤一郎也爱憎分明，《刀影》中的彭天戈同样以国事为重，这是剧作家们敬仰的民族大义情怀。
大连影视文学的家族观念无不体现出儒家文化的顾小家、更爱大家的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对天下苍生的“为公”之心，是要为万民的共同利益而存在，是“一种对于自身、家族、国家等束缚的超越，是一种人性的真正实现”。这一方面在大连影视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儒家文化还强调要想达到家国一体、天下为公，就要依靠“礼”之基石、智之聪慧，这在大连影视文学中皆有体现。在《家有九凤》中，初老太太带着八个女儿正在吃团圆饭，下乡离家八年在北大荒插队的七凤突然归来还怀了身孕，听雨楼里炸开了锅，再好的女人如果失了“礼”，也要遭到家人的埋怨。《常回家看看》姚老太的老伴故去多年，她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七个孩子拉扯成人，如今孩子们都有了各自的生活，常在身边的只有老七一个人。孩子都是好孩子，可也各有各的难处。每天晚上母亲坐在灯下，掰着指头数的时候，手心手背，个个都操心，但这也都没什么，毕竟都有个着落……中秋是母亲的生日，大家早定好给母亲过个像样的七十大寿，老二跟发包商喝酒洗澡忘了此事，等他带着酒意回到家里，发现兄弟们都瞪着眼看他，他还想不起来，兄弟们大吵一场，这体现出无“礼”的人不会被人认可。礼是人际关系中最公平中正的表现形式，故人人都必须约之以礼，行之以礼。“从一定意义言之，一部中国文化史，即是一部礼的发生、发展史。”
任何人想要打乱这个和谐的统一体都是违礼的社会行为，都将受到礼的指责。在《闯关东》中，朱开山的大智慧也令人称道。
3．“中庸”、“调和”的处事尺度
在儒家思想文化中，“中庸”、“调和”的表现形式就是“度”。“度”是分寸，强调做事要拿捏有度，过之则不及。大连剧作家笔下的每个人物的思想意识和个性心理，都规范于一个和谐统一的秩序之中。
这种价值观还具有一定的精神调节或心理平衡的实际意义，更合乎国情、合乎世情，处理到位，对于社会建设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大工匠》中的两个八级工肖长功、杨本堂三场比赛各有特色，甚至不难发现剧作家们的审美观念也是四平八稳的，叙述风格也如“工匠”一般。
大连剧作家的创作态度是冷静客观的，作品的艺术情感既“温柔敦厚”又“荡气回肠”。《闯关东》中女性形象塑造是一大亮点，不同女性有不同的人生道路: 母亲是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典型，大儿媳那文是皇室没落家族变迁女性的代言，秀儿是新旧文化交替中旧女性悲剧命运的写照，玉书是新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时代觉醒女性的代言。这种不同人物因文化底蕴不同赋予不同“调和”的审美尺度，恰恰开拓了大连影视文学的张力。
三、大连影视文学的建设性探索
一是精神至上观的张扬。精神至上观在大连剧作家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的自觉，虽十分复杂、一言难尽，但无可辩驳的是大连剧作者的思维所触及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儒家文化精神至上的思想倾向，同时精神至上观在作者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某种反复和不断出现的现象，这说明注重审美的精神至上观已经成为大连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范式。从社会存在的话语角度说，精神至上的意识形态会逐渐具有教科书的范式，低估了受众的文化心理，不容忽视的是人类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人性人情的醒悟同等重要，将会是跨越年代、跨越地域、跨越种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展现。
二是历史记忆的显现。大连影视文学创作无不具有剧作家亲身经历的影子或追求着作品的史诗性，即对民族历史的叙述。但凡史诗，都是写崇高人物的。他们既是国家、民族、部落中的一员，又是家庭中的成员。在他们身上，一个个人物无不洋溢着人性和神性。《钢铁年代》中的英雄尚铁龙，《闯关东》中的朱开山等常常是传统与传奇的化身。值得思考的是，当剧作家回忆的时候，是否遮蔽了人类预言化的文化希冀，人类不能仅仅停留在过去，还想知道我们将向何处去，该如何而去?
三是文化超越性的缺失。面对民族文化，可以发现文化的相似性，而面对世界文化，还可以发现文化的差异性并加以超越。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全球化既是资本的全球化，也是文化价值观的全球化，虽然一个失去民族本体文化的民族只会变成空中楼阁，但作为传播文化的影视文学，该怎样面对世界文化问题也无法回避，大连影视文学创作如何站在东西方文化兼收并蓄的制高点上，跨越对传统故事的叙事和谍战、抗战题材的依恋，如人们常说轮船也能传播精神，从全球化的文化观念中寻找新的动力，不仅是艺术情感的超越，也是一种文化观念的突破。
影视文学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是剧作家“自我实现”的过程，是剧作家基于自身审美情感的凝聚，对世界和自身生命的独特观照。当这种审美观照与自身的心灵相撞击，激起创作的火花，作家的审美情感积聚到了饱和点，审美情感的物化产物———剧本就产生了。大连影视文学是基于作家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独特的生命经历、情感体验而产生的。可以说研究大连影视文学也是研究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又一文学范本，对其研究又是对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过程的重新审视，并且是对影视文学与文化未来走向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田中阳． 论区域文化对当代小说艺术个性形成的影响［J］． 中国文学研究，1993( 3) : 68 －73．
［2］滕守尧． 文化的边缘［M］． 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7: 4．
［3］干春松． 儒学概念［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冯天瑜． 中华元典精神［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