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拉康在《被窃的信》研讨班中应用“三界说”做了最具代表性的批评实践。他将充满误认的想象界、符号主导下的象征界与不可知的实在界分别与盲目自信的王后/大臣、识破符号象征价值的大臣/迪潘和无序无知的国王/警察相对应, 在文本内搭建起文学场域内的三界, 从而揭示出真正的主体正是那封信。
关键词：拉康; 三界说; 《被窃的信》; 精神分析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 杨洪霖 (1993-) , 女, 山东淄博人, 北京科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收稿日期：2018-10-24
Lacan's Three Order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YANG Hong-l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Abstract：Lacan applied the three order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Purloined Letter, which has becom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riticism.In this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he has related the misrecognized Imaginary, symbol-dominated Symbolic and unknowable Real respectively to the over-confident Queen/Minister, the well-informed Minister/Dupin and the ignorant King/police.Through the comparison, Lacan has built up a literary three orders within the text, thus revealing that the letter is the real subject.
Keyword：Lacan; The Three Orders; The Purloined Letter; Psychoanalytic Literary Criticism;
Received： 2018-10-24
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1901—1981) 是自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以来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学家。在“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带领下, 拉康结合西方现代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理论, “试图‘重新阐述’弗洛伊德学说使其重心转向作为主体的‘人’, 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人与语言的关系”[1]204, 由此把精神分析学推向了后现代主义阶段, 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思想家之一。
一、一句话概说
“三界”是指“想象界 (the Imaginary) 、象征界 (the Symbolic) 和实在界 (the Real) ”三种秩序, 是拉康为了科学地解释主体的心理结构而提出的理论框架。其中想象界是指人的主观领域, 是个体幻想与误认的综合;象征界是支配个体生命活动规律的一种社会秩序;实在界则是脱离语言象征秩序的一个无序无知的领域。“三界”并非单一的此界与彼界, 而是相互依赖、相互转换的共同体。它们在主体身上“共时性地”发挥作用[2]391, 从多个维度建构起一个完整的主体。
二、“三界说”国内研究综述
“三界说”, 又常被国内学者称为“主体理论”, 是拉康学说在中国最负盛名的概念之一。三界研究始于20世纪末, 初期多为引介性文章, 如1987年《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3]35对拉康生平、核心思想及影响做了介绍, 而后学者们分别从镜像阶段、俄狄浦斯情结、无意识与语言理论等更具象的角度解读三界, 使其概念逐渐清晰也日渐被学界接受。进入21世纪, 学者对拉康的主体研究进一步深化, 同时出现了对拉康文学批评的关注, 如何宁梳理了拉康对《窃信案》的文本构建[4]137, 方汉文则评论了拉康的《哈姆雷特》新解[5]32等。近十年, 国内学者对三界说的应用更加成熟, 更多地将其与文学文化、电影批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等结合。但较之于拉康三界说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 国内在挖掘其内涵深度与梳理其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上力度尚显不够。因此本文旨在详细阐述三界说的基本内涵, 通过剖析其在《被窃的信》中最具代表性的批评实践, 探讨三界说在文学批评领域内的应用。
三、三界的基本观点
(一) 想象界
1936年, 拉康在《镜子阶段》一文中, 首次把“想象”作为名词实体来使用[6]82。1953年, 在《象征、想象与实在———1953年在SFP的就职演说》中, 拉康第一次提出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是人类现实的三大基本辖域的概念, 并首次把这三个截然不同的辖域对质起来。由此, 想象界成为构成拉康思想中心的三维世界之一, 与象征界和实在界相对。
想象界是自我的领域, 是一个“由感知觉、认同与统一性错觉”所构成的“前语言阶段”[7]44。想象界的基础是镜像阶段中自我的形成。镜像阶段是指婴儿在6至18个月间逐步辨认出自己镜像, 从而获得身份的同一性、形成自我的过程。婴儿刚出生时没有自我意识, 在大约6-18个月中的某一时刻, 婴儿会突然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镜像, 由此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存在[8]55-56。同时婴儿发现自身肢体的运动可以控制镜中影像的运动, 这使在现实世界无力掌控自己身体的婴儿体会到一种“完整感和掌控感”[7]36, 从而使他体验到快乐。但这只是主体的一种幻觉与误认, 因为镜像并不等同于婴儿自己。“镜子阶段本身即是一个自我误认的时刻, 是一个被虚幻的形象所迷困的时刻。因此, 将来和过去都植根于一种错觉之中”[9]80-81。
想象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镜像阶段的误认。拉康认为, 自我是被建立在整体性与主人性的虚幻形象基础之上的, 而且正是自我的功能在维持着这种一致性与主人性的幻象[7]37。
虽然想象界源于幼儿对他“镜中之我”的经验, 但远远深入到了成人对他人和对外部世界的经验:“凡有误识出现, 无论是主体内部、主体和另一个主体之间, 或主体与事物之间, 必是为想象界所支配”[10]507。
(二) 象征界
象征界是支配个体生命活动规律的一种社会秩序。婴儿通过习得语言的过程, 与他人及现有的文化体系建立关联, 最终确立主体, 由自然人变成文化人。“象征界的作用就是实现人的社会性和文化性, 以及使人的性与侵略本能规范化”[3]37。
“俄底浦斯情结”是幼儿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的入口。与弗洛伊德强调弑父情结和压抑性欲不同, 对拉康而言, 俄底浦斯情结时期是“幼儿通过意识到自己与他者及外界的区别而逐渐使其自身获得主体性的时期”[11]41。拉康把俄底浦斯情结分为三个阶段:
1. 母-子二元关系阶段:
此阶段只存在母子二元关系。婴儿欲望成为母亲的一切, 即母亲的菲勒斯1。为了实现欲望, 他将自己认同于菲勒斯。这一阶段的幼儿尚未成为主体, 而只是母亲的一种延伸或者附件, 是一种欠缺和虚无。
2. 母-子-父三元关系阶段:
这个阶段父亲介入二元关系, 幼儿意识到父亲才是母亲的欲望对象菲勒斯, 由此否定了他成为母亲欲望对象的企图, 此时幼儿遭遇了第一次禁忌, 即父法。父法即“支配了所有社会交换形式的一些基本结构”[8]236。
3. 父-子二元关系阶段。
这个时期俄底浦斯情结正式衰退, 幼儿放弃之前的欲望, 开始认同于父法, 实现了幼儿与父亲的“二次同化”。自此, 幼儿正式确立了主体, 从自然状态进入到文化的象征秩序中, 即进入了象征界[11]42。
拉康认为, 社会文化与语言象征在主体形成前早已确立, 因此当主体进入其中时, 必受其矫正, 按其规则成型。语言与文化在控制主体的同时, 也使主体与自我分离, 在语言中建立起“象征的我”, 这个分离过程正是无意识的成因。
(三) 实在界
实在界是拉康三界中最模糊、最难理解的一种秩序, 因为它在拉康的思想发展中经历了多次变化。据伊万斯称, 早在1936年出版的一篇论文中, 拉康已经把实在这个术语当作名词来使用了[6]185。但是直到1955年的第三期研讨班报告, 这个概念才真正在拉康的思想中得以确立[12]58。
实在界在本质上是一个“无”, 一个充实性的非存在, 一个不可能的可能性, 一个只能在语言中现身但却不可能为语言所真正言及的东西[2]440-441。实在界最大的特点是不可能性和不可知性, 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这种存在并不是客观世界的现实或对象, 而是一种绝对他在, 即无“有”之在, 因为他总是以“效果的形式、以不完整的面目”呈现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2]441。所谓的实在界是“不可能的”, 实际意味着实在是“不可象征化的”。正如拉康所说, 它乃是“完完全全抗拒符号化作用之物”[13]145。
实在界常与“创伤” (trauma) 的概念相联系。创伤是指主体体验到无法理解并无法同化的刺激, 只能暂时压抑其至无意识。但日后某个或许无关紧要的事件会重新激活这个刺激, 将其带回意识, 在现实的象征界产生“莫名其妙”精神紊乱[7]113。拉康认为, 创伤是“实在”的, 因为它始终无法被象征化[13]111。这就如同生活中无论我们如何试图去把我们的烦恼和痛苦诉诸语言, 亦即使其象征化, 总会有某种东西残留下来[7]113。换言之, 总是存在着某种“无法经由语言而转化的剩余”, 这个剩余部分就是实在界。
实在界也常被联系于“享乐” (jouissance) 的概念。作为能够满足和实现欲望的东西, 享乐是人类体验的极限。但享乐却只存在于体验中, 无法言说, 这与实在界的不可言说性有异曲同工之意。更重要的是, 因为我们假定了享乐的存在是我们所缺失的,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将其归因于大他者2 (犹太人、黑人、吉普赛人或同性恋者) , 认为是大他者在过度享受从我们这里偷走的享乐[7]123。
四、三界说与《被窃的信》
拉康《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班演讲》 (Seminar on“The Purloined Letter”) 是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的绝佳范例。
《被窃的信》 (The Purloined Letter, 1845) 是美国作家埃德加·艾伦·坡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的“三角形小说”———侦探“迪潘”三部曲的完结篇。故事可概括为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中, 王后正在皇宫内院读一封秘信, 这时国王与大臣进入。为不被国王发现, 王后故意将信放在桌子最显眼处, 信果然没有引起国王的注意。但一切却被大臣发现并明目张胆地把信换走。王后看到大臣拿走自己的信, 却不敢在国王面前声张, 只能任由大臣偷走了这封信。第二个场景中, 王后命令警察找回这封信。于是警察暗中搜查了大臣家的角角落落, 却一无所获。原来大臣为了转移警察的注意力, 也故意把信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果然完美地瞒过了警察。但这一切却被侦探迪潘识破, 成功地偷换回了这封神秘信。
在拉康分析的分析中, 第一个场景被称为“原初场景” (primal scene) , 即一个可供不断回复的场景, 同时为后来场景提供支点;第二个场景为“重复场景” (repetitive scene) , 因为第二个场景可以被看作是原初场景的重复。拉康指出, 两个场景中主体的位置可以根据三种不同形式的“瞥见” (glance) 来界定:第一瞥是什么也没看见的一瞥, 这是原初场景中的国王, 和重复场景中的警察;第二瞥是看见第一个人什么也没看见, 并且知道第一个人是因为自己所隐藏的秘密而受骗的一瞥, 这是原初场景中的王后, 和重复场景中的大臣;第三瞥是从前两次观看中看到了所要的东西毫不遮掩的放在那里, 谁要拿走就拿走的一瞥, 这是原初场景中的大臣, 和重复场景中的迪潘。
由此, 我们得到了一对重复的三角结构:
而这对三角结构, 恰好与他的三大秩序 (即: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 完美对应:
拉康将第一个位置上的国王和警察与实在界相联系:“对于实在来说, 无论我们能给那里带来怎样的动荡, 它总是在那里, 而且不管怎样都在其位置上, 它将这个位置粘在自己的鞋底上带着走。”[14]17国王和警察“关于实在 (real) 的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14]17, 他们要寻找的必须是那封带着发信人署名、写给王后的绝密之信。如果“用另一种颜色盖在封印上的一个不同的印戳, 信封上地址的另一种特色字迹, 都是最不可破获的藏物地点。如果说他们停留在了这封信的背面, 那是因为这封信对他们而言除了这个背面就没有别的面了”[14]18。因此国王和警察无法注意到发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情。
第二个位置上的王后和大臣属于想象界范畴。在这个位置上的主体看到了第一个位置对事情的发生是盲目无知的, “因为第一个人将他的头埋进了沙子里”, 所以王后和大臣“自以为穿着隐身衣 (invisibilite) ”, 相信被隐藏起来的真相 (即信的秘密) 可以一直被隐藏下去。可以说, 第二位置主体对信产生了一种自恋性的关系, 并误认为自己可以摆弄并控制这个对象。但事实上, “第三个人却在他的背后安心地拔他的羽毛”[14]10。
第三个位置是象征的位置, 即原初场景的大臣和重复场景的迪潘。他们完全清楚前两个位置发生了什么, 并且知道自己该如何行动。拉康认为“被藏起来的东西从来只是‘不在其位置上的东西’, 因为人们可以言说的只是这个东西, 这个可以改变位置的东西, 这个象征的东西”[14]17。而真正重要的是受象征秩序的指引而具有的符号价值。在这里, 信的内容和形式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封信对于王后及“最高阶层的人的荣誉造成的问题”所产生的意义, 它已然变成了一个符号, 一个象征。“正是因为迪潘考虑到了真理和符号, 他才看到了该看到的东西”[14]202。在拉康看来:“既不是文中人物的性格特征, 也不是信的内容, 而是信所在的位置决定了每个人物接下来要怎么做。”[15]87因此“信”才是文章真正的主体。但又由于信的内容在整个交换过程中都是未知的, 所以这封信被拉康看作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而正是“能指不断地把主体写入象征秩序之中”[7]67。
拉康的解读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解构主义理论创始人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曾于1975年发表《真理的供应商》 (The Purveyor of Truth) 一文对拉康在此文中的观念进行了批评。德里达认为, 拉康从故事中提取的两个场景:国王-王后-大臣;警察-大臣-迪潘的三元结构, 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因为故事始终是以迪潘的好友、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 按拉康的说法, 文章应该是四元结构而不是恰好与其理论对应的三元。是拉康没有意识到叙述者吗?可其在研讨班的一开始就指出:“如果没有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某个角色的人物从其观点出发对每一场景所做的叙述, 这出戏中没有什么是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14]7。因此德里达断定, 拉康的图式根本不是文本的图式, 那是他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而强加于文本的。同时德里达认为精神分析也难逃干系, 因为精神分析要做的并不是要将自己的真理应用于其他文本, 特别是文学文本。而是在文本中发现自己的真理或者法则, 从而自我印证。因此德里达在《真理的供应商》中上来就写道:“据说精神分析被发现了。当人们以为自己发现了它时, 其实是精神分析发现了自己。”[16]173
但是德里达在批判拉康的同时, 自己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推翻了拉康的三元结构, 却又重建了文本的“双重对偶性”[5]7。他声称文中出现了三对互为幻影的人物:讲述者-迪潘;大臣-其弟;大臣-迪潘。因此乔纳森 (Johnson) 批评道:“如果德里达批评拉康把能指 (signifier) 强加于故事中使之成为其所指 (signified) , 那他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把书写 (writing) 变成被写 (the written) 吗?”[15]94
拉康式的文学解读使批评的视角不再拘泥于分析文本内容和人物性格, 这为文学批评开启了新的转向;但无论是拉康还是德里达, 这种试图把原本血肉丰满的小说抽象成隐晦符号的做法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
五、拉康之后
到20世纪70年代末, 精神分析理论已逐渐没落。然而, 无论拉康的理论存在着怎样令人诟病的缺陷, 其“回到弗洛伊德”的回归都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来重新思考无意识与文化之间乃至精神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 拉康与文学批评
与经典的精神分析批评把目光聚焦于文本的内容与人物作者的心理不同, 拉康式精神分析文学批评把重心集中在文本的形式和结构上。拉康之后, 肖珊娜·费尔曼 (hoshanagelman) 解读了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1843-1916) 的小说《螺丝在拧紧》 (The Turn of the Screw, 1898) 。与常规文学批评探讨故事情节及人物性格不同, 费尔曼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两场争论上。詹姆斯的小说发表之际就曾引起广泛的争论。评论家们指责詹姆斯这部小说是“史上最令人绝望、最邪恶的小说, 令人作呕”[17]96。几十年后, 威尔逊 (Wilson) 发表了他对这则文本的“弗洛伊德式解读”, 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批评界抨击了威尔逊文章中的弗洛伊德式还原论, 威尔逊对此多次回应, 并对其文章进行了修订。正是这两次文坛争论引起了费尔曼的兴趣, 为什么詹姆斯的小说已经出版就引起了如此轰动, 而后又重复了这一轰动?如果是威尔逊对这则文本的分析过于离谱, 为什么那么多批评家还觉得有必要去反击呢?同样, 为什么威尔逊觉得有必要不断去回应他们的批评呢?通过分析, 费尔曼指出, 《螺丝在拧紧》是一个坚持在表达的能指, 但同时它又在不断削弱任何稳固的意义, 因为文本结构本身即在抵制一种最终确定的解释。在文本中, 读者有不同的选择, 而这不同的立场均被写进了文本里, 因此批评家和读者也在阅读分析的过程中被卷入了不同的立场。
彼得·布鲁克斯 (Peter Brooks) 认为精神分析与文学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对应, 即精神分析中的“实在界转移”与文学的文本性的共通[18]54。如上述“创伤”发源于实在界, 但却在象征界发生过激反应, 这就是实在界发生的转移, 转移到了一个中间区域:在该区域, 来自过去的情感投注于现在, 但该区域既非过去也非现在, 既非内在也非外在, 既非虚构也非现实, 而这正是文本性的特征。因此精神分析与文学文本性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因为文学的中间区域是人为创造的文本, 读者通过阅读行为而介入此空间, 在文本的引导操纵下探索着自己的欲望。
拉康认为, 某一特定文本的意义, 并不在于文本本身, 而主要在于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重构。拉康对于文学与文艺批评的重要性在于他不拘囿于一隅的跨学科性, 这对拓展文学批评的思维空间, 推进文艺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
(二) 三界说与马克思主义
1964年,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精神分析的关注[7]111。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在“误认结构” (structure of mis-recognition) 上达成了共识。马克思主义认为, 是误认使一些个体创造了历史;而对精神分析而言, 主体正是将自身误认为了居于中心的自主自我。这两个误认时刻之间的关键枢纽, 是意识形态。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兴趣在社会现实的表象, 而精神分析则关注的是精神现实的表象, 并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运作的前提是被表象者 (对象) 是先于表象而存在的, 这与精神分析的表象理论并不契合。因此阿尔都塞的批评家们认为精神分析无法像他提议的那样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三) 三界说与女性主义
拉康对女性主义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后拉康法国女性主义”者的理论观念体现出来[11]105。后拉康派女性主义者露西·依利加雷 (LuceIrigaray) 认为想象界是“性别化的” (sexed) , 把想象界分为男性想象界 (male imaginary) 和女性想象界 (female imaginary) , 并认为前者有关同一性、合理性与阳具中心主义, 而后者则有关多样性、易变性与流动性。拉康曾评价依利加雷依旧是一位本质主义者[7]161, 但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玛格丽特·惠特福德 (Margaret Whitford) 却认为, 依利加雷把精神分析的重心从象征界转向了改变结构本身, 重点在“缺失”或“洞隙”之外寻求让女性获得表象的方式[19]213。
女性主义哲学家克里斯特娃 (Julia Kristeva) 也提出了“记号” (the semiotic) 的概念, 并“把记号看作是破坏象征界的一种手段”[1]207。因为记号是流动的, 它不断冲击着代表准确意义的符号, 从不断地破坏和消灭中获得快乐。而象征界中父权、性及社会的秩序则紧紧依赖于这些稳固的符号, 因此记号使男性与女性间的一切陷入混乱。“它是一种‘双性’的作品———而且要打散一切严谨的二元对立组”[1]207。
六、结语
拉康无论生前身后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有人赞誉他为“笛卡尔以来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 自尼采和弗洛伊德以来最有创见、视野最广的欧洲思想家”[20]。但也有强烈的批评的声音, 如批评家霍兰德指出拉康的理论有诸多弊病, 尤其是拉康所倚靠的重要理论支撑, 即索绪尔的语言学是“过时的、错误的”[21]197。霍兰德还指出“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自主个人的概念”, 但拉康却把这些概念全部应用到以人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中, 可谓“混淆了各个层次, 把事情弄得更加混乱”[21]194。他的批评不无道理, 但无论拉康的理论有何种弊病, 他对弗洛伊德主义的重新解读, 对当代社会思想尤其是对后现代文化批评的发展都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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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拉康于1955年清楚地区分了“小他者” (the little other) 与“大他者” (the big other) 的概念。实际上小他者不是他者, 而是自我 (ego) 的反映与投射, 即想象界中的镜像;而大他者指根本他性, 拉康将其与语言及律法等同, 认为其无法通过认同而被同化, 因此大他者属于象征界。
2 Phallus, 原指生物学意义的男性性器官, 这里指欲望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