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继承西方文化的机构，它保存、传播并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它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向前不断进化，因此，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
——（英）埃里克·阿什比（EricAshby）
大学自身拥有不可磨灭的特质、维护知识权威的使命、教书育人的传统、文化辐射的角色，以及不断发展的功能，这些都是其能够成为西方社会仅次于教堂等古老机构存在的原因。本文通过梳理西方大学的发展脉络，探究大学希腊时期的发端，中世纪的雏形，16 至 18 世纪的保守态度，直至 19 到 20 世纪中叶的科学精神与民主化回归，以及二战后西方大学的多元巨型模式，可以发现大学在每个时代的属性要素，特别是建成环境，都有其历史的延续性和嬗变的内在逻辑 ：
大学建筑的组织模式从封闭的院落体系，到开放对称的轴线体系，再到兼收并蓄的混合体系的发展脉络，与大学教育从博雅教育、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普及教育转变的历程，与大学由教学一元功能到教学和科研统一的二元功能，再到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元甚至多元功能的转变是一致的。
1 缘起 ：教授者与学习者的社团
“大学”（university）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语，含义为“教授者与学习者的社团”。“学院”（academy）的概念则出自雅典，柏拉图于公元前 387 年创办的哲学学校，位于希腊神话中阿卡得摩斯（Akademos）的圣地附近，被视为雅典第一个永久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图 1）。随着希腊化时代的开启，当时一些着名的早期高等教育机构都是中世纪大学的前身，如雅典大学和亚历山大大学。
最初，希腊高等教育源于诗人和哲学家对其门徒的授业解惑，是以书面文字的存在为前提的，而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运作模式无不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基础上，即同侪之间、长幼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对话及讨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许多古老的哲学巨着都是以对话的体例来组织行文的——恐怕没有什么体例能比一问一答的形式更忠实地再现这些经典对话的内容了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多数经典的思想火花都是在那些先知圣贤之间面对面的交谈或论战过程中产生的，这也是中外古典绘画作品惯常采用的题材之一（图 2）。
文化的发展与师徒之间的答疑解惑密不可分，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早在欧洲学术体系的发端之初亦已出现。在希腊和罗马的学院中，来自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在此任教和研究，当时欧洲人所认知的世界——主要是亚洲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古埃及地区，与来自其他地区学者的观点相结合，组成了相对完善的科学体系。
亚洲的盛世大唐，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在文化上兼收并蓄。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当时的长安城中居住着众多的外国人，身份各异，有遣唐使节、流亡王侯、留学生、乐工和舞士、异域商人等等。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之间在宗教、语言、文学、艺术、医学和天文历法等诸多领域交流频繁、百家争鸣，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大发展和大飞跃（图 3）。
2 初诞 ：中世纪的师生行会
中世纪（约 476—1453 年）通常被称作人类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却诞生了有“智慧之花”美誉的中世纪大学，欧洲出现了人类中世纪时代的第一所大学，即成立于 1088 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随后，大学在欧洲各地相继涌现，如巴黎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1150—1170 年）、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1167 年）、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1209 年）、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dad de Salamanca，1218 年）、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1220 年）、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Universitas Studii Paduani，1222 年），布拉格大学（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1345 年），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1365 年），以及海德堡大学（Ruprecht-Karls Universit?t Heidelberg，1385 年）等等（图 4）。
法国神学家帕斯奎（Pasquier Quesnel）认为，中世纪大学是“由人构成的”，是“人属”的大学。整个启蒙时期，中世纪的大学都鲜有图书馆、实验室等属于自己的建筑物，学术和教学活动大多是在修道院内进行的，因此大学发端之初就与教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中世纪大学都是由教皇或皇帝颁布的敕令而批准成立的，然而，即便处于国家和教会的双重控制之下，师生们还是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学术研究也可以与教会的信条背道而驰，新的理论学说层出不穷，大学俨然成为新思想和新理论的庇护所。因此，大学的建筑形式往往是修道院建筑的翻版，并且严格按照内院式的布局建造——建筑实体均围绕着形状各异的院落而建（图 5）。当时的大学建筑虽然是严格的围合式建筑，但大多都修建在城市中，校园日常活动自然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数百年来，作为欧洲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的各个系馆散布于老城的街巷之中，宁静和谐（图 6）。即使大学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单体建筑的尺度也持续膨胀，内院式的布局传统却一直保留到了 19世纪。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的帕维亚大学（Universityof Pavia），从文艺复兴时期到 19 世纪，不同年代的建筑都围绕内院而建。
“中世纪大学实质上是西欧特有的产物，它是那个时代留给现代社会最有价值和最丰富的遗产之一”。现代大学继承了众多中世纪大学在初诞时就与其他教育组织不同的本质特点 ：组织结构方面继承了教师和共同求学生活的学生之间的联系形式 ；学习时间和主题都得到确认，研习结果通过考试的形式进行检查 ；院系的组织结构、寄宿制在其后的900 年间一直没有大的改变 ；大学的主业——培训学生和学习、探究科学的传统——也从未变换过。
3 迂回 ：保守的贵族式“家庭大学”
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一个持续而非分裂的过程，纵览这一过渡时期，西方大学不断丧失中世纪时期的一些特性，贵族化、区域化、古典主义、精英教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整体处于一种“保守”状态。16—18 世纪的 300 年间是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匠的理论影响日益巨大，但“西欧的大学总的来说仍然在传统古典语文教育的樊笼之中，对铺天盖地的工业革命轰隆声充耳不闻、无动于衷，自然科学倍受传统势力睥睨，很难堂堂正正走上大学的神圣讲坛，即使跻身其间，也是古典学科的一个羞羞答答的陪衬”。教学是大学的唯一功能，拒绝科学研究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大学保守态度的最直接体现，英国红衣主教纽曼的论调代表了当时大学校长们的普遍认识 ：“许多其他机构比大学更适宜作为促进哲学探索和拓展知识的手段……如各种在意大利和法国知名的文学和科学‘学会’。”大学背弃了社会发展潮流，直接导致了 17 世纪未的逐渐式微，声誉随之一落千丈，教学质量急剧下降，学生大量流失，很多大学被迫停办。1789 年欧洲有 143 所高等学府，到了 1815 年只剩下 83 所在苦苦支撑。众多显赫一时的大学校园和建筑处于失修甚至废弃的状态，新校园的规划建设几近停滞。
4 勃发 ：宁静而自由的彼岸
在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德国资产阶级的“新人文主义运动”开始崛起并在高等教育思想界持续发力，深深影响着大学的发展。1810 年，德国公共教育部长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对于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洪堡认为，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保持相对独立、宁静的学术环境是大学的两条基本组织原则，而“为科学而生活”亦成为柏林大学的精神宗旨。19 世纪末，德国大学以一流的研究水平、雄厚的师资团队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学发展典范模式，各国争先效仿，许多技术学院在这期间相继成立，并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陆续整合壮大成为综合性科技大学，规模不断膨胀的大学建筑在形式上依旧延续了内院式的传统，虽然单体建筑的尺度较之以前变得愈加庞大（图 7）。
19 世纪初的北美大陆虽然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无法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相比，而 1862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主张促进工业阶级的文理和实用教育的《莫里尔法案》（TheMorrillAct）却掀起了“土地赠与运动”，促成了日后“赠地院校”的迅速崛起和西方大学新一轮的思想觉醒，并为 19 世纪末美国工农业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大发展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民主化进程。
不同于中世纪大学“精英教育”理念，大学教育逐渐世俗化、平民化，满足各种层次类型人才的需求，形成拥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教育体系，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体制的最新范本。1868年创建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University）是“赠地院校”的突出代表之一，学校管理层首度提出了大学教育直接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服务的办学理念，促进了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
“赠地院校”是一种全新的大学形态，由于被赠与的土地都是城镇之外尚未开发的荒野，校园从一开始便拥有迷人的田园风光，看起来更像是坐落于郊外的一座豪华庄园建筑群，与欧洲的依托于城市的大学营建传统截然相反。
1819 年，托马斯 · 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建立弗吉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Virginia）伊始就提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建造一个“学术性的聚落”（Academic Village），也就是一个小范围的，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与城市生活相隔绝的，远离各种城市诱惑的封闭环境 ；因此，大学校园应能容纳全体师生的社会关系网，每个人在大学中都能结交到他（她）所需要的所有朋友，校园就是师生们的第二故乡。与大学追求民主化、平民化的精神相适应，不同功能的建筑围合出一个几何广场，体块布局、场地设计突出严整的轴线对称关系 ；广场周边的建筑通过柱廊联系，形成均质、连续的界面 ；在轴线的尽端布置主体建筑，通常为象征学术权威的图书馆。在杰弗逊看来，教授的寓所应该兼顾生活和教学功能，并与学生公寓毗邻，通过柱廊联系方便使用 ；不同院系的建筑均面对绿树成荫的中心广场，有利于教师、学生之间交流（图 8）。这种模式在一段时期内成为美国大学规划建设的模板，典型的例子还有德克萨斯州的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和加州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图 9）。
5 充实 ：多元化巨型城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各国经济复苏和经济时代的到来，西方大学呈现出多元化、国际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势。
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兴衰密不可分，因为一个国家雄厚的科技实力是保证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保持市场优势先决条件，这一共识在20世纪中叶逐渐趋于明朗。1960年代，“斯普特尼克震撼效应”（Sputnik-Schock）①更引发了西方各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投资热潮，大学已成为知识经济社会中的发展实体和主要载体，更加注重科学研究和创新人才的培养。与此同时，服务社会成为继教学与科研之外时代赋予大学的第三项功能，国际化和市场化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各国大学在不同层面加强了彼此的联系与资源共享，为提高管理效率和办学水平建立形式灵活的大学联盟、合作组织，自中世纪以来，国际性重新回归大学概念范畴。
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克尔（ClarkKerr）在《大学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一书中把这一时期的全新组织模式定义为多元巨型大学，“它不是一个社群，而是若干个社群——本科生社群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者社群、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社群，专业学院社群……多元巨型大学的界限很模糊……类似一个政府体系，又如一座城市或城邦——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城邦”。克尔思想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准确地勾勒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学在二战后能够适应急剧变化的外部生存环境，并促进内部发展的合理模式，形象地概括了大学从“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到“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再到“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的转变过程。克尔指出，这种新型大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与其自身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结果，“在美国，多元巨型大学或许是运转得最好，适应与发展得最好的机构，因为它适应了二战时期开始的联邦计划的巨大影响……除此之外，它在维护、传播和考察永恒真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整个历史上所有高等学校中间，在服务于先进文明的如此众多的部分方面也是无与伦比的”。考察过去几十年间世界各地兴建的多元化巨型大学，我们会发现，其规划建设遭遇了分散与集约两个完全对立的设计思路。
第一种倾向通常将大学设计成为占地广阔，甚至包含大尺度自然景观的园区，其中各个学院、研究所和那些诸如图书馆、食堂、综合活动中心等公共配套设施均以单个体量分散布置。20 世纪初，新兴的现代主义思潮几乎颠覆了传统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观念，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更是激烈诟病了以往惯常的建筑布局和城市组织模式，“流动的空间”、“雕塑式的建筑”被奉为范型，大学的规划设计自然也深受影响。1940 年，在密斯 · 凡 · 德罗（Mies van derRohe）为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工学院（Illinois Institute ofTechnology）所作的校园设计方案中，其现代主义的倾向表露无疑 ：建筑被设计为相互独立的几何体块，其间充斥着漫无边际的开放空间，其中，建筑系馆（Crown Hall）更被奉为现代主义建筑的经典之作（图 10）。这种设计方法固然具有一定的优势，设计者可以按照不同学科的专业要求特别设计每个建筑单体，例如某些需要配置大型实验室的理工类系馆，其进深自然要比那些人文学科的大许多。但批评者的声音依然很尖锐 ：依照这一设计思路生成的校园规划方案往往会变成一系列独立建筑实体的简单组合，并产生大量游弋不定、空旷离散的室外空间，这些没有边界的“虚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围合紧密、界面连续、尺度宜人，且面向“全体教授者与学习者”的内部庭院，从而丧失了“大学”一词的本源特征（图 11）。随后数十年中，这种规划设计思路在欧美得到了广泛的实践，特别是在中国，1990 年代高校合并调整后，大学的发展呈现巨型化、郊区化的趋势，基本上也都是参照这一模式进行规划建设的。由于在城市中心区鲜有空闲的空间可供校园建设使用，新兴大学的规划建设大多都选址于城市边缘的郊野地带。那里通常人迹罕至，几乎找不到任何已有的城市肌理可以作为校园规划设计时的参考比照。此外，大学校园具有强烈的内部秩序，自我封闭、与世隔绝，围墙内的功能一应俱全，学生和大部分教职人员都住在校内，教职工宿舍数量惊人，规模堪比城市。来自学术界的争论和质疑多年来一直不绝于耳，是否真正有必要将大学如此升级成为城市。原因不言自明，一方面这类设计方案占地惊人 ；另外，新落成的校园往往掣肘于功能单一、设施匮乏、远离城区、交通不便等诸多原因，从一开始便死气沉沉，建筑和人口密度过低，并不足以支撑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相识和交流的几率，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校园生活。
另一种倾向则强调集约高效地利用土地，校园即建筑本身，通常情况下，一组建筑群在短时期内按照工业化、标准化的模式进行集成式的建设，某些比较极端的例子看起来更像是体量巨大的工业建筑，建筑风格简洁质朴甚至略显粗犷，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代主义风格如出一辙，典型的代表为德国波鸿大学和位于亚琛的莱茵—威斯特伐利安工业大学（Rhenish-Westphalian Technical University）医学院（图 12）。此外，位于德国南部新近落成的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y of Konstanz），看起来更像是矗立在大自然中的一组空间构成雕塑（图 13）。
6 未来 ：以史为鉴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给后工业时代和信息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逐渐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无论是忙于工作还是享受闲暇时光，今天几乎所有的信息都可以通过电子技术进行传递或交换。借助于计算机或是电子产品与他人实时交流，即使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都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大学之间的联合研究、分工协作已经成为可能 ；国际合作即使相隔万里，较之十年之前也变得更为便捷。那么我们究竟还需不需要图书馆、实验室、宿舍、食堂这些有形的实体空间？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校园还有其存在的必要吗？
笔者认为，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接触，至少在短时期内是不会被电子媒介所取代的。纵观人类历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划时代飞跃无不源自那些最具创见性和洞察力的思想火花，而绝大多数这些改变人类生活的灵感都是源于科学巨匠、圣贤先知之间面对面的思想交流与碰撞；不同的文化通过书籍、使者等物质形态的交流而愈加繁盛，文化特质愈发凸显而不是逐渐消亡 ；互联网等现代科技仅仅是降低了人类沟通交往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但绝不能取代物质存在的价值意义。另外，作为现实存在的场所空间，大学校园所具备的那种活力四射、激发灵感的人文氛围，是虚拟的互联网世界所无法企及的。
相比于争论未来大学存在的意义，探讨如何为教学和研究塑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优美的校园环境更具现实意义。历史上人们一直在尝试从不同角度探索、实践大学的规划建设工作，回溯过去，我们应该能够找到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欧洲的大学自古以来就和城市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学生和老师们通常住在城市中各个角落，很少有人在“大学”里过夜——恐怕也很难分清楚哪些地方是大学的地盘，哪些地方又属于城市。大学生们经常游走于欧洲的各个大学之间，从而有机会聆听不同大学的明星教授的课程，伴随着国家和政权的更迭，大学的开放性和国际性直到 18 世纪才逐渐势弱。
但是，大学的学术生活与城市中的市井百态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的传统却一直延续至今。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建筑体量、组织形式，大学任何时候都不应成为戒备森严的私属领地，更不应成为游离于城市之外的荒凉孤岛，与城市和社会生活保持紧密联系并互相依存才是其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那么我们怎样营造理想的大学校园环境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欧洲的意大利，在博洛尼亚大学可以找到以上问题的最佳答案。
历史悠久的博洛尼亚大学是意大利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尽管其在校学生接近十万之巨，但是大学一直守望着博洛尼亚不大的老城，数百年间不离不弃。通过大学方面的积极争取和地方政府的全力协调，老城中许多废弃的修道院、宫殿、剧场，或是从前的手工作坊，都被精心修缮并改造为大学的教学设施。通过这一方式，代表城市记忆的历史建筑大多得以存留下来，而大学在老城中心区的旧址上也能继续发展增容。从研究所到研究所，或是食堂到图书馆，人们需要穿过老城的街道甚至是小巷才能到达，白天的大部分时间这里一直熙熙攘攘。晚间的课余时光，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学生通常会三两结伴到老城的酒吧、咖啡厅、餐馆闲坐聊天，在那儿他们也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群体，从教授到艺术家，从商人到政客，当然更多的还是老城的普通百姓。大学因为老城而底蕴十足，老城因为大学而活力无限，数个世纪以来从未改变（图 14）。
7 结语
我们国家虽然幅员辽阔，但人口众多，城市人口尤为密集，可供建设用的土地资源稀缺，因此大学的发展应理性对待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并不能走盲目圈地、无度扩建的道路，而应着眼于对现有设施体系结构的改造调整和适度加密，由此可以生成功能完备、结构紧凑的校园。此外，大学城的规划建设最好能依托于现有的城镇布局、市政交通、配套设施等条件分期、分步动态实施 ；以往那种基础条件一穷二白、规划设计生搬硬套、建设实施只争朝夕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换来的只是一副副空荡荡的躯壳骨架，而真正反映城市灵魂的血和肉——和易的人际交往，浓郁的生活气息，亲切的尺度肌理——才是我们塑造一流校园环境所真正需要的。【图略】
参考文献
[1] 埃里克 ·阿什比 .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 [M]. 腾大春 , 等 , 译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83: 7.
[2] 查尔斯 · 霍默 · 哈斯金斯 . 大学的兴起 [M]. 梅义征 , 译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2007: 2.
[3] Cobban A B.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Their Development andOrganization[M]. Methuen & Co Ltd., 1975: 235.
[4] 周川 . 科学的教育价值 [M]. 南京 : 江苏教育出版社 , 1993: 1.
[5] 克拉克 · 克尔 .大学的功用 [M].陈学飞 ,等 ,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