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美国大学的崛起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现象，而20世纪上半叶中美高等教育交流也成为推动近代中国大学新闻学教育兴起的巨大动力。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新闻业发轫于晚清传教士导入的西方新闻理念及其实践，及至“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新闻界的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中国新闻业发展的瓶颈在于新闻人才的缺乏，故有了创办大学新闻学专业的诉求。著名新闻学家徐宝璜曾断言：“吾国新闻事业，不求改进则已，否则最切要之事有二 ：
（一）各报应添设访员，力求新闻之正确，由受通信社利用之地位，进于利用通信社之地位。
（二）设立新闻学校，养成相当新闻人才。因无论访员编辑均非有相当之学识与训练，不能胜任也。”
创办大学新闻学专业之诉求成为新闻界的共识后，国人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 ：中国素无新闻学教育的经验，唯有借鉴西方大学新闻学教育的经验和模式。20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便成了中国借鉴的主要对象。蔡元培指出：“新闻事业，在欧美各国，均已非常发展，而尤以北美合众国为盛。……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矣。”
在“取资”美国的过程中，对中国大学新闻学教育贡献最大的人，当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W. Williams）。他是美国大学新闻学专业的奠基者之一，曾于1914年、1919年、1921年、1927年和1928年五次来华讲学，对近代中国大学新闻学专业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而民国时期执中国新闻学专业牛耳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建设，更与威廉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创办的《燕京新闻》称他是“协助组织燕大新闻学系之第一人”。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关威廉与中国新闻学专业，尤其是“密苏里模式”与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关联性之课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例如，著名学者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引用威廉的著作借以说明中国新闻学的专业化问题。但因相关史料匮乏，迄今为止学界对此课题尚未予以充分研讨，仅见的一些研究成果还存在若干讹误。
为弥补先期研究成果史料之不足，本文在写作时参阅了大量当时的报刊文献，并利用了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简称UBCHEA，即亚联董）档案以及现藏于北京大学档案馆的燕京大学档案材料，其中有些材料尚未见于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中。
一、威廉来华讲学及其影响
新闻史学家宁树藩指出 ：“就全世界论，无论是新闻学研究还是新闻教育都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开始发达起来。正是这个时候，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注重实用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注重理论的两大学术流派。”注重实用和服务社会，是美国大学新闻学教育的一大特色，而威廉创办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从而形成了美国大学新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据《申报》载，“威廉博士生于1864年，幼时以印刷所使童而开始其一生新闻事业。其服役最初之印刷所，在美‘蓬佛尔’（Boonvile），克勤克俭，专致其业，卒为《蓬佛尔新闻报》之编辑员，并为该报之股东。于1890年《科伦比密苏里报》经理史底芬生聘博士为主笔，时博士只26岁。在其主政期间，将该报装订成册，颇受一方之欢迎，供5 000人民之享阅 ；并设名为‘东窗’之专栏，专载威廉博士之手笔。博士同时组织《市镇编辑月报》，此报专门研究新闻编辑事业 ；又编辑《圣路意司长老会报》二年 ；在极佛生城编辑省报4年，彼时任密苏里报界联合会会长，于1895年被举为全国编辑会会长。于1902年瑞士开世界大会时，被举为总会长；1902年至1904年以委员之任，周游非洲、亚洲及欧洲，以考察各国之新闻事业，以其经历编辑一书，曰《世界新闻学》……虽然，既为记者，对于政治之起伏，静观深察，不使稍弛，其宗旨在以新闻灌输民智也。博士除为报馆编辑外，专事讲演，新闻界学生皆受博士之感化，皆以设立专门学校，以养成新闻人才之举为不可稍缓矣。故于1908年，密苏里大学设立新闻学院而以博士掌之。博士于是辞退一切，专致力于教授，其时新闻学院为世界之创举，既无前例可援，又乏人才以董其事。博士能振作奋为，经无数困难并受一时之讽刺，群以为新闻事业，不经实验而设立于学校中，期以理想之灌输，养成人才，殊属梦想尔”。
威廉创建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新闻学专业人才，甚至在东亚及东南亚各国曾出现“密苏里人垄断新闻”的现象。密苏里大学毕业生、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评论道 ：“多少年来，从东京到曼谷，主要通讯社和许多家美国报纸的代表人物以及主要英语报纸和杂志的编辑们都是密苏里人。”
中国新闻界即有诸多密苏里大学毕业生。1921年12月12日，上海总商会和江苏省教育会宴请威廉，郭秉文在致辞中指出 ：“博士曾于西历1914年及1918年来华两次，国人咸敬博士，对于吾国造就新闻人才——如广东之黄宪昭君、北京之董显光君，皆曾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之新闻学院，为博士之高足。”伴随着美国大学新闻学教育影响之扩大，威廉先后五次来华讲学，其中尤以1921年来华讲学“对我国发展新闻教育具有相当的鼓舞作用”。
1921年11月底，威廉参加在檀香山召开的世界新闻大会，会议结束后他计划到北京和上海讲学。国内媒体对威廉来华讲学非常关注，广泛传播。1921年12月1日，天津《大公报》刊登消息称 ：“世界著名新闻家威廉博士……今日过津赴京。在京逗留6日，即行赴沪。……在清华学校、北京大学等处演讲，其讲题为新闻与世界之和平及美国新闻学教育。”
《申报》也刊登消息称 ：“近又约定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长威廉博士于下星期日到校，讲演新闻学矣！”12月4日，威廉一行到达北京，先出席北京世界报界协会为之举行的欢迎会，会后根据事先议定的日程安排到北京大学演讲。应该说，威廉12月4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是他此次中国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北京大学校方对威廉的演讲非常重视，除提前刊登广告外，由时任北大教授胡适担任演讲翻译。
胡适首先向听众介绍说 ：“威廉士（即威廉——笔者注）博士是世界新闻家的老前辈，老先锋，现在米梭大学（密苏里大学——笔者注）新闻院的院长。从前新闻事业无人讲究，以为是用不着学的，只要会提笔作文，或能作几句歪诗，不论阿猫阿狗都可以作新闻记者。威廉士博士觉得新闻事业是很重要的，他才在米梭大学创设新闻院，要把新闻事业的价值提高，新闻也就从此成了一种学问。其后哥伦比亚大学继之而起，设立新闻院，各大学也渐有新闻科的设立。”胡适又谈及请威廉讲学的目的是为北京大学“将来或者有设新闻系的希望”奠基。
威廉演讲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向听众介绍世界报纸的分类 ；第二层介绍“好报纸的标准”；第三层探讨“好报人的条件”。他认为，无论是哪种分类的报纸，只要是“好报纸”，必须具备下列五项性质 ：（1）独立自由，不受某人某系的津贴，不仰某人某系的鼻息 ；（2）大胆，有精神上、道德上的勇气，不怕恶势力 ；（3）正确，要设法子使所传布的消息与事实相合 ；（4）要有趣味，新闻的传布、意见的讨论，都要有趣味，才能引人注意，使人爱看 ；（5）前四项的概括，即要干净、纯洁、有益。威廉强调：“世界上有价值、有寿命的报纸，它的内容必定是纯洁、干净而有益的。”既然“好报纸”的评价标准是“纯洁、干净而有益”，那么，如何才能造就此种“好报纸”，从而“在新闻界替国家社会服务”呢？威廉随即又提出了“一个好的舆论家”的三项条件 ：（1）相当的常识 ；（2）相当的技能 ；（3）相当的人格。具体而言，“相当的常识”指的是对新闻学及相关知识的储备。他说 ：“世界上有成绩的大记者，都是对于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很有研究的人。这些学科与新闻业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大新闻记者的成就不能不靠这些学问的帮助，这是说知识的重要。”而具备了“相当的常识”后，必须依赖“相当的技能”来推广学问。他说 ：“若是有学问而没有传布推广的技术，那也是不中用的。所以必须有宣传推广的技术。”具备上述两者后，威廉认为最重要的是“相当的人格”的具备，所谓“相当的人格”即报人的新闻道德。他说：“至于相当的道德修养，更是不可少。这是人所共认的。……‘在有伟大人格的人手里，则一管笔比一把刀有力得多。’”
威廉在北大讲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中国大学新闻学教育确立了人才培养的目标，即通过大学新闻学教育来培养具有“相当的常识、技能和人格”特别是具有“有笔如刀”人格的专业人才。此次演讲引起了很大反响，并使得上海的新闻界人士寄厚望于他在上海的讲学。12月7日《申报》称 ：“威廉博士，拟于12月9日，由北京南下，10日或11日即可抵沪，将参观本埠各报馆，并将往圣约翰大学演讲新闻事业。……来沪后，对于中国新闻界，定多贡献。”
另据12月10日《申报》称 ：“沪上《密勒评论报》主笔彼得生（D.Patterson，一译毕德生——笔者注），亦博士之高足，近任圣约翰大学新闻科掌教，故已请博士抵沪时，往该校演讲。该校新闻科组织伊始，能聆博士宏论，当得益非鲜也。”
在上海新闻界的期待中，威廉于12月11日到达上海并于次日在圣约翰大学作了此次来华讲学的第二次重要演讲。与北京大学讲学侧重于新闻学的教育理念不同，在圣约翰大学的讲学则侧重于青年学生如何通过学习成为新闻学人才的实践层面。威廉说 ：“既为新闻学者，所言自必限于新闻学，故今欲所提者亦复如是。兹愿以五事示诸君，此五事非特此校诸君，即世界各国大学生，均当来为座右铭者也。”所谓“五事”，即“（1）有独立不傍人之思想力，此为发达理性之根本 ；（2）通读世界上等之文学，有用之书，籍以广识而祛偏狭之心 ；（3）有善于说话之本领，使一己思想可传于他人 ；（4）善于作文使他人明白其思想 ；（5）有为人服务之观念。”
具体而言，第一，to think，即思想。威廉说 ：“好学者，宜运用思想，当自己思想，思想至确至备，方能任事。”第二，to read，即阅书。他强调 ：“以个人之见地，博览群书，盖阅书之习惯，宜自幼操练之，不然，年事长大，不易学得此种习惯也。阅书时，须以二事常置脑中 ：（1）what，何书 ；（2）how，如何读法。阅完备之报纸，阅各国素有之文学书，皆足以增进个人之知识也。”第三，to talk，即演讲。
他认为 ：“演讲足以表现个人之意见，亦所以能明他人之怀抱。”第四，to write，即写作，在威廉看来，“演说以声音传达个人意见，写作则以文字传达也”。第五，也是威廉认为“此四事外，最为重要者”，是to serve，即服务，他认为“服务”是新闻学教育最重要的内涵，“学生在校终日孜孜于此四事者，不能以欲得他日之酬劳为目的，亦宜服务为其最后之结束。我人知识愈多，则服务亦宜随之增加。新闻学之解义中最占大部者，亦即此服务耳”。
威廉在圣约翰大学的讲演言简意赅，点明了青年学生如何通过学校和日常生活中的学习而具备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在上海讲学的最后阶段，威廉将他历年来时时宣讲的“报人信条”再次宣告于中国新闻界，希冀中国大学新闻学教育在进行人才培养以及新闻记者在从业过程中，能够始终牢记，“以资棒喝”。他主张，作为新闻工作者务须 ：（1）忠实于公众的信托 ；（2）报道真实的信息 ；（3）坚持正义 ；（4）毫不规避社会的责任 ；（5）增进国际友谊。
总之，威廉此次来华讲学，重点介绍了以密苏里大学为代表的美国新闻学教育的理念及其人才培养目标，而这些正是美国新闻学教育“密苏里模式”的重要标志，从中可以发现威廉及密苏里大学力图造就的新闻学专业人才不仅要具有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必须是具有提升新闻业尊严的意识、富有正义感、能积极服务于本国社会及大众的职业新闻人。在被认为是“中国新闻事业抽华吐萼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威廉五次来华讲学及其所引介的“密苏里模式”
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并在此后燕京大学新闻学教育开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而威廉本人则始终关注中国大学新闻学教育事业，尤其是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因资金匮乏而被迫停办后施以援手，最终促成其重建。
二、威廉与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重建
20世纪初期，燕京大学是一所由在北京的男女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新大学。司徒雷登接任校长之初，即筹划成立新闻学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聂士芬（V. Nash）日后追述道 ：“当1918年燕京大学在华北教会学校合并的基础上筹建时，新闻学教育的设想即被提及。在燕大成立之初，新校长司徒雷登把这种思想上的可能扩展为实际工作。”
到1924年，司徒雷登的设想终于变成现实，聂士芬和另一位美国人白瑞登（R.S.Britton）受聘为新闻学系讲师，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正式成立。燕京大学校史专家爱德敷写道 ：“燕京的新闻教育开始于1924年，开创者是白瑞登和聂士芬。在最初一段时期，资助白瑞登的是斯特雷特（Willard Straight）家族，资助聂士芬的是堪萨斯城的狮子俱乐部。”
后由于经费缺乏，新闻学系于1927年停办。据《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一览》记载 ：“民国十六年（1927），新闻学系缺乏充分之经济援助，白教授复患病返美，不得已顿然停办。”然而，筹款重建新闻学系可谓当时燕京大学师生的共同心愿。1927年11月，《燕大月刊》记者在采访当时的燕京大学副校长吴雷川时问 ：新闻学系已停办一年余，未知学校方面有恢复之意否？吴雷川答曰 ：对于此事，学校方面也无把握，须视经济之充裕与否为转移。现在该系教员聂君在美国进行募捐事宜，成绩如何，尚不知其详。
新闻学系学生赵恩源在《关于职业教育》一文中也表达了重建新闻学系的愿望。他说：“如果认可大学里有提倡职业教育的必要，我们就应当赶快恢复我们的新闻学系。然而，我们理想中的新闻学系，决不是为洋报预备几个社会访员的新闻学系。既然在中国办教育，又是以补助中国青年为职志的燕大，就应当本着赤诚，来改革中国的新闻界，也就应当专造就改造中国新闻的人才，盼望燕大当局特别注意！”
在燕京大学校方和新闻学系师生都强烈呼吁重建新闻学系的同时，美国方面也强调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复系的必要性。一份存于亚联董档案中的题为《中国北京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报告明确记载 ：“大约3年前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创办了一个规模甚小的新闻学系，其两位专任教师分别毕业于普利策新闻学院（即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笔者注）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他们的工作是教授一些新闻学专业课程，结果证明这项工作应被继续开展。”
那么，继续开展这项工作需要多少经费支持呢？该报告继续说 ：“中国燕京大学校方宣称，如果没有每年至少1万美元的资金保证，将不支持通过重建新闻学系的计划。”在当时的情况下，重建新闻学系所需资金主要靠聂士芬在美国筹集，聂士芬曾明言“严峻的经济状况迫使我在1927年早些时候返回美国寻求援助”。而在其募集资金的过程中，他曾得到了威廉的鼎力相助，对此聂士芬在其报告《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历史回顾》中留下了详细的记载。
鉴于这份保存于亚联董档案中的报告在国内未曾公开发表而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现翻译如下：所有人都坚信，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应继续开办，但只有建立在最好能确保新闻学系维持至少5年的职业训练所必需的充足资金的基础上，因而对于预备时期（新闻学系毕业生状况）的证明将使我们为这项事业获得足够的永久性捐助。
在考虑经费援助的可能来源时，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为或许能够从美国报人那里获得这项基金的希望所吸引。这项基金对中国新闻记者和学生来说都具有双重价值 ：一方面表明美国新闻记者对新闻教育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美国“第四等级”对中国新的和快速增长的新闻业的善意。
在与纽约燕京大学托事部相关负责人商讨后，我决定把（重建新闻学系的）计划托付给巴克先生（Mr. E.H. Baker）——《克莱夫兰德憨佬》（Cleveland Plain-Dealer）的出版商。他被选中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对燕京大学的组织和发展感兴趣。1927年5月的第一个周一，在我去密苏里大学参加新闻学讨论周的路上，曾和巴克先生一起度过了令人愉快的几个小时。巴克先生鼓励我不要放弃从美国出版商那里争取到在中国创办新闻学系经费的希望。他说，这样一个希望的实现有一个前提，即这项计划必须得到美国数家最著名的新闻学院，或者新闻教育领域最著名的数位领袖的支持和赞助。巴克先生说 ：“这些新闻教育家中的泰山北斗，无疑是密苏里的威廉院长。”
巴克先生非常仁慈，通过写信替我引荐其他出版商，这对我数月后募集资金助益良多。其中一位，即《芝加哥日报》发行人沃尔特·斯庄（W. Strong），让我做了一个专访。斯庄先生的建议与巴克先生的建议颇为一致，他进而向我保证，如获威廉院长首肯，他将提供给我最初的资助基金，并尽一切可能帮助获得其他出版商的资助。
1927年新闻学讨论周结束后，威廉院长和我对此事展开了充分的研讨。他声明他不但愿意而且急切希望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以联合办学方式与中国大学或学院合作，以此为远东提供新闻学教育。如果与燕京大学进行此类合作办学的话，那么双方将采取以下步骤 ：（1）1928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通过一项决议，宣称该新闻学院“愿意与燕京大学合作，为中国提供新闻学教育，给予完成此项计划的全部可能援助”；（2）密苏里大学董事会将批准密苏里-燕京交换新闻学教授的永久性方案，同时批准两校之间提供互惠机制 ；（3）两校交换毕业生，彼此互换一名学生到对方大学从事学习和工作 ；（4）威廉博士接受非正式顾问和基金募集委员会主席一职，为期两年。他给其他报人的信件毫无疑问是使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复系、使燕京新闻学系在师生数量和教学质量方面成为中国较好的新闻学系的决定性因素。他的领导对这项事业的价值不可估量。
1927—1928学年，笔者在密苏里大学从事研究生学习的同时，筹集资金活动亦在缓慢进行中。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正式推动这项计划后，司徒雷登博士路经芝加哥。我前去与他会面。在芝加哥，我们联系了斯庄先生。他捐献了5 000美元，而需要捐助的总额是5万美元。与我们进行了简短的谈话后，斯庄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全国20位著名出版商，告诉他们他自己已经做了什么、为什么如此做，然后敦促他们加入到这项事业中。在此后数周举行的全美出版商联合会（the American Publishers’ Association）年会上，他一如既往地以高昂的姿态宣读他的信。
1928年复活节，笔者在纽约与司徒雷登博士欢度节日，斯克里普士先生（Mr. Robert P. Scripps）和德瓦特先生（Mr. W.T.Dewart）捐给我们预算外的5 000美元。在复活节旅行中，当我在全美新闻编辑人联合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Editors）年会上演讲后，该会捐助1 000美元。两笔大额捐助来自1928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讨论周。
毕业典礼后，我全身心投入到募集资金的活动中，至1929年2月底，我已募集到5万美元。短短几周，额外捐款使得资金总额将近7万美元。
聂士芬的报告清晰地展示出他在美国是如何在威廉、巴克、斯庄等新闻界人士的帮助下，筹集到重建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所需的经费。在这些人中，贡献最大的无疑是威廉，因为他不但提供了资金，更为重要的是促成了密苏里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合作，从而为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提供了长期发展的远景规划。对于当时威廉支持燕京大学重建新闻学系所作出的努力，威廉夫人沙拉教授的记载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据其记载，威廉在1928年5月11日的一篇论文中向人们强调了帮助重建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重要意义，他说：“在目前中国混乱的政治氛围下，公共观点构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政治压力——在那里所有强大的公共观点均由当今主要的报纸锻造而成。充分的先验和经验已能使我们确信 ：在中国，一个新闻学院将极大地扩展中国的新闻出版业，而这恰恰与我们自己国家经由最好的新闻学院提供报业是一样的。显而易见，已经相当令人满意的美国新闻学院是所有伟大的大学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将预示 ：中国的第一所新闻学院，如果可能，将在一所著名的大学被建立。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正是这样一所著名的大学——它在美国纽约立案，拥有完备的教育所需要的学术和专业学位。我们确信，当其他人获悉这些并对之加以分析后，他们将认为建立新闻学院的计划是一个能够为我们的时代提供富有建设性服务的真正伟大的挑战。”
在威廉的帮助下，聂士芬很快筹集到了重建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所需要的经费。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所办的中文报纸《燕京新闻》曾报道说 ：“断续存在那八年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是在风雨飘摇中挣扎过来的 ；最初是创设于1924年，由美人白瑞登和聂士芬两教授主持。一直到1927年，白瑞登氏因病返美，同时该系经费也颇感困难，只得把该系停办。可是创办人聂士芬教授并不因此灰心，特地跑到美国各地奔走募捐 ；结果得密苏里新闻学院和其他各界人士的协助，捐得五年试办费美金5万元，于是燕大新闻学系又得于1929年秋重新开办。”
司徒雷登于1929年6月给燕京大学纽约托事部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 ：“在威廉院长和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热情支持下，我们的新闻学系现在已经确保能试办5年，学生们对该系的维持亦贡献良多。”
三、威廉门生与“密苏里模式”在燕京大学的移植
20世纪20—30年代，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初建和重建的过程中，以聂士芬为首的威廉门生把威廉倡导的“密苏里模式”移植到了中国，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大学新闻学专业取资和借鉴的主要对象。卢祺新是第一个留学密苏里大学的燕大毕业生，密苏里大学毕业生葛鲁甫（S.D.Groff）因获燕京—密苏里新闻学奖学金而曾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他们一致认为 ：“最初八年，燕大新闻教育全都是美国式的。因为四名教师不是美国人就是接受美国教育的。当时，所有的新闻教科书或参考书，没有一本是中文的。但是，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却渐渐强调，而美国新闻学理论的精华也融入中国的新闻学里面，使中国新闻学变得更现代化。”
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密苏里模式”的教育理念和精神。如前所述，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于1924年在威廉门生聂士芬和另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白瑞登的主持下创建起来。在当时聂士芬对新闻学系所作的规划中，便可发现“密苏里模式”的影响。该规划要点如下。
第一，明确燕大新闻学系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为本土报纸培养有实际新闻工作经验的男女中国人”。聂士芬认为，中国虽然拥有大约800家日报，但文盲普遍、通讯落后的现状迫切需要一份“真正的报纸”，即具有“公平的思想、建设性的和有利润的”报纸。因此，燕大新闻学系的当务之急在于 ：（1）培养有竞争力的本土新闻工作者，为此新闻学系必须掌握当时中国代表性的报纸及其主编、记者和读者的基本情况，其教师必须对报纸和公共新闻开展持续的研究 ；（2）探索本土化的报业发展类型，为此新闻学系必须改变训练新闻记者的传统途径和方法，而移植美国或英国新闻业的传统和方法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所以无论未来中国新闻业走向何方，它必须形成自身的特色 ；（3）建设面向全中国的新闻业，为此新闻学系必须像一所大学一样，不仅是为北京地区服务，而且应将全中国作为服务对象，为大学之外的新闻业提供积极的建议和协助，其教师应及时了解和掌握全国新闻业及其机构或组织的需要，时刻准备向它们提供有效的和可操作性的技术支持 ；（4）建立中国报业联络机构，为此建议新闻学系在不久的将来创办一份中国新闻工作者专业杂志（the Chinese Newspaper WorkersProfessional Journal），或筹建首个中华全国新闻协会（the Chinese Nation-wide Newspaper-owned NewsAssociation），该机构的主要任务在于协调各地区之间的新闻事业及其相关工作，并为来访的外国新闻界人士提供有关中国新闻业的准确信息。
第二，奠定燕大新闻学专业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主要包括 ：（1）新闻学系计划在1925年完成已经开始的对北京所有报纸和中国其他城市大约20家最主要报刊的研究统计工作，其成果是编撰出版一份《北京报业指南》（Peking NewspaperDirectory）；（2）加强新闻学系同国内外新闻界的联系与合作，除了鼓励教师加强与国内外新闻界的联系与合作而外，计划在学生每周新闻写作练习的基础上，将其部分习作经导师修改后送往中国五个城市的30家报纸以及香港、东京、芝加哥和纽约的报纸发表 ；（3）撰写出版新闻学著作，当时主要指新闻学系计划撰写四本书——《新闻史》《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工作》和《中国新闻学系学生手册》；（4）创办一份剪报，以供师生教学参考之用 ；（5）建立参考书专架 ；（6）购置图书 ；（7）以文换报，即计划由新闻学系教师为中国和美国的数家报刊撰稿和摄影，以便新闻学系获得其作为回报的报刊捐赠。
这一计划清晰反映出以下两点。其一，聂士芬不仅要把燕大新闻学系创办成为中国第一流的新闻学系，为中国新闻业造就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而且要把燕大新闻学系创办成为世界一流的新闻学系，使之因具有自身特色而成为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同等的存在。其二，虽然聂士芬所制订的这份计划强调“移植美国或英国新闻业的传统和方法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但由于中国本身缺乏可资借鉴的新闻学教育经验，加之他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理念来源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因而事实上他在潜移默化中移植了“密苏里模式”的核心理念——培养职业新闻人。
1925年，威廉在华盛顿美国新闻编辑人协会的一次演说中指出 ：“新闻学院和学系的课程设置有三类 ：第一类是文化的、基础的学术课程，如同所有大学或学院的教育 ；第二类课程是基于特殊的学术目标，被认为对未来的新闻工作者最有价值的课程——历史、经济、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 ；第三类是新闻学技巧和实践、新闻史、新闻伦理或原理、新闻实践以及那些技能性课程——报道、编辑技术、社论、出版法、特写、广告、专门新闻。”
为了实现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效法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将所有课程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新闻与编辑课程（News and EditorialCurriculum），主要包括报章文字、新闻采访与编辑、社论专栏、特写专栏、报纸通信、英文新闻写作与编辑、图书参考法 ；第二类是商业管理课程（Business Management Curriculum），主要包括发行须知、材料储藏法、广告原理、广告设计、广告推销法、营业及印刷、报业经营、高级广告 ；第三类是新闻专业技能课程（Journalistic SpecializationsCurriculum），主要包括照片、实用宣传学、报纸翻译、新闻评论 ；第四类是新闻专业理论课程（The Profession of Journalism Curriculum），主要包括新闻学概论、比较新闻学、新闻史、现代中国刊物、毕业论文。为了配合这一课程设置的教学，燕京大学图书馆订购了10多份美国新闻学期刊，如《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宣传分析》（Propaganda Analysis）等，还订购了美国著名报纸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纽约每日新闻》等。
此外，燕京大学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讨论周为蓝本，举办年度“新闻学讨论会”，邀请学者、发行人和编辑来做演讲 ；燕大新闻学系又仿照《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的方式，利用《燕京新闻》对学生进行写作、编辑和广告技巧等实践环节的训练。
引人注目的是，1929年新闻学系复系后聂士芬和另一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黄宪昭先后担任新闻学系主任，他们突破了早先侧重于强调造就具有“相当的常识”和“相当的技能”的“职业新闻人”的人才培养目标，开始强调威廉提出的“德才兼备”的培养目标，即侧重于强调培养具有服务社会的公德心和新闻职业道德的“职业新闻人”，因为新闻专业知识、技能和新闻职业道德兼备的人才培养模式，才是威廉所倡导的“密苏里模式”的本质内涵。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复系之初规定 ：“本学系之目的在培养报界人才，授予广博之专门智能。其他与报业有切近关系之学识，亦莫不因时施教，俾学生得分途发展，各尽所长。”
但1930年后，新闻学系则明确将人才培养目标界定为造就“德才兼备”的“职业新闻人”。新闻学系系则规定 ：“燕大新闻学系之目的，是借着鼓励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想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以协助中国发展出高尚、富有服务精神及负责任的新闻事业。课程主要是让学生得到初步的新闻训练，以期他们能把新闻事业树立成最具潜力的事业，成为促进公益及国际友好关系的砥柱。”
从20世纪20年代侧重于“相当的常识”和“相当的技能”的人才培养目标，到30年代强调“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目标，反映出威廉所倡导的“密苏里模式”导入和移植于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过程，促成这一过程的主要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20世纪20—30年代燕京大学导入和移植“密苏里模式”在当时中国并非孤立的现象。据台湾大学新闻系前主任罗文辉的研究，威廉的学生毕德生于1920年在圣约翰大学“仿照密大（密苏里大学——笔者注）新闻学院的课程，为圣约翰报学系设计了一套美式的新闻学课程”；1922年美国著名的新闻学期刊《编辑人和发行人》（Editor and Publisher）发文称 ：“约大（圣约翰大学——笔者注）报学系不仅是中国第一个新闻系，也是亚洲第一个新闻系。该系的35位中国学生在毕德生的指导下，已经成功地完成第一年的学业，同时也学到了美国人办报的精神与方法”；1924年，毕德生回美国后，由威廉的另一学生武道（M.Votaw）接任圣约翰大学报学系主任，他仿效《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创办了《约大周报》。
由此可见，圣约翰大学开风气在先，而燕京大学则加以发扬光大，这首先应归功于燕大新闻学系威廉的门生，从创系之初的聂士芬，到后来相继执教的马丁（F.Martin）和埃德加·斯诺，以及黄宪昭等人，他们始终不渝地努力移植“密苏里模式”。燕大新闻学系毕业生、著名记者萧乾甚至认为30年代初期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不啻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分校”。
其二，威廉所倡导的“密苏里模式”，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对新闻学系的预期高度一致。新闻学系建系之初，司徒雷登即希望它能培养出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兼备的人才。他说 ：“由于报纸在中国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大，在这项新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反复强调编辑水平和新闻道德的问题似乎尤其必要。”
司徒雷登对新闻学系人才培养目标设定时强调“德才兼备”，可以视为他对燕京大学办学理念的一种概括和约化，因为他认为“德才兼备”的人才应该成为整个燕京大学的培养目标。这一点，正如司徒雷登所阐明的 ：“燕京教育的目的，并非专备课室桌椅，为学生读书。亦非专为增进学生能力以谋生活。同时也不是为培养什么人才，以从事某种政治经济活动。我们的目的，是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最注意的，是如何养成师生间一种自由、自动、自制、合作的精神。我们不要变成世界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其三，当时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师生普遍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之所以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中缺乏对“新闻道德”的提倡，所以他们建议燕大新闻学教育必须强调“新闻道德”，而所谓“新闻道德”主要就是威廉提倡的“报人信条”。诚如有的文章所说 ：“中国新闻道德，无人提倡，致新闻记者之身价，一落千丈。新闻教育，不仅在训练人才，而于新闻标准及记者道德之提高，尤有莫大之使命。
如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氏，制定报人信条，亦以道德及技术之训练为并重，故欧美报纸能较我国为进步者，非无因也。”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是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的繁荣时期，也是近代中国大学教育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两者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大学中那些较新的学科和专业更是借助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的力量得以创立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大学新闻学教育堪称中美高等教育交流的结晶，这不仅由于威廉本人多次来华讲学以及他对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重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更因为其众多弟子在燕京大学成功地移植了“密苏里模式”，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大学新闻学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教学体系等在近代中国大学的形成和确立。
参考文献：
［1］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M］.北京 ：北京京报馆，1924.
［2］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 ：国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1919.
［3］新闻学系赞助人威廉氏辞米苏里校长［N］.燕京新闻，1934-10-23.
［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