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与高等教育和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在中世纪,大学由教会举办,受教会约束,大学的目标是培养牧师,大学的知识是教义和古典语言文学。
18世纪后,随着欧洲启蒙思想和科学知识的迅速传播,古典课程地位开始削弱,一些实用性的课程开始出现。大学成为知识生产的唯一合法单位,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大学知识为少数精英阶层服务,知识象征着特权与真理。到19世纪,美国的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使劳动力市场需要大量知识型人才。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传递和传播知识,大学成为一个追求“普遍性知识”的地方。
20世纪初期,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量高级技术人才和新型管理人才,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大学成为知识的主要生产部门,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和社会精英。随着中后期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的出现,大学不仅承担培育人才的目的,也走向实用化,承担为社会提供人才的职业培训的目的。
到20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加强,市场逐步渗透到知识生产过程中,大学已不再是唯一的知识生产者,知识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越来越强,在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大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国家在知识生产中扮演调控者的角色,国家不再是大学资金唯一的提供者,国家一方面将学校投入劳动力市场,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模式规范和管理学校;另一方面赋予高等院校更多的自主权,通过绩效责任和质量测评监控大学的一切事务。在新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大学要同时面对国家的干预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演变为大学、市场与国家三方之间的“三角关系”,知识生产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教育大众化和新媒体的发展使大学在知识生产中的霸主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战。遍布全球的计算机化的信息网络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和资源流动的限制,知识所具有共享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
知识经济是以智能为核心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力系统。
知识生产者变得更加多样,知识拥有者也不限于社会精英,全球化使知识生产、传递和运输变得更加开放和快捷,知识生产模式快速转型。原有狭义的科学知识已经得到较大程度的普及,学科交叉、跨学科和新兴学科越来越多,知识生产趋向于不确定性、竞争性和去正当性。
二、新知识生产模式的特征
1994年,迈克·吉本斯等人在其所著的《新的知识生产:当代社会科学和研究的动力》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知识生产“模式1”和知识生产“模式2”的概念。2001年,他们又在《再思科学》一书中对知识发展的新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与完善。吉本斯等人将识生产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模式1”是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试验性科学、唯理论独尊、以大学为核心的知识生产范式。
“模式2”的知识是在“在应用的语境”中产生。此后,“模式2”的概念在科学研究和社会应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其概念即被1000多篇科学文章所引用,对许多国家的科技和政策创新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讲,相对于传统的“模式1”而言,新的知识生产“模式2”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应用的语境。“模式1”主要关注基础研究,“模式1”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关注生产的实际应用性,但它一般情况下与实际生产相脱节,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通常表现为先进行开发再投入应用。“模式2”的知识生产则主要围绕问题识别和问题解决而展开。随着大学、市场和政府“三角关系”的形成,科学研究的重心由自由探究转变为问题解决,各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学科之间的整合与融合加强,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基础与应用”转变为现行的“基础被应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更关注知识在各行各业,如商业、工业、金融、技术、通讯和政府政策等领域中的直接应用,学院科学家成为企业科学家。
第二,跨学科性。“模式2”运用多种学科和专业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模式解决各种问题,其最终解决方案超出了单纯依赖某一学科的范式,具有“跨学科”性质。它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解决为目的,不满足于对原始数据的简单加工,而强调对数据和资源的重新整合,这种跨学科性不仅表现为自然学科各学科之间的贯通,还表现为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贯通。
“模式2”下原本僵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向以问题或项目管理模式转化,专业人员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加强。
第三,异质性与组织的多样性。与“模式1”单一、稳定的知识生产场所、主体和资金来源相比,“模式2”的场所、主体和资金来源都是异质的和多样的。
“模式1”的场所主要局限于大学和学院,“模式2”的场所还包括科研中心、政府机关、代理商、跨国公司、咨询公司、企业、思想库等组织机构。主体也不仅仅是学者,还包括生产工程师、研发设计师、技术工人和社会科学家和其它利益相关者,这些参与者通过各种途径联结在一起,带来不同的经验与技能,围绕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模式2”的解决方案也是多样的,参与者在问题解决或问题被重新定以后可能被解散,然后围绕新问题进行重新招募组织,解决方案也由于主体和场所的多样性而具有多样性特征。
第四,社会责任与自反性。新知识生产“模式2”的知识弥散于社会,社会问责已经渗透到知识生产中,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在开发和设计中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在生产研究过程中尽量减少资本投入和资源浪费,它需要研究者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不断反省和回溯,将多元价值、社会价值、人类生存等多重因素纳入其中,在过程中不断修正研究预设方案,重塑问题图景,重构事实和意义框架。整个研究过程渗透着反思性,价值观在其中发挥中重要作用。
第五,质量控制的新形式。在“模式1”中,评价过程与结果的质量标准来自同一行业专家之间的判定、真理性标准与客观性标准。“模式2”的质量测评的标准则是依据实用性标准、情境性和规范。与“模式1”相比,“模式2”更依赖于跨学科解决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质量评价一般由一系列广泛的标准组成,这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参与者共同参与构成评价体系,也更难确定什么为“好科学”。因为它不再单纯受限于同行专家学者的评定,质量控制的弱化导致工作质量的下降令人担忧。”
“模式2”中,原本明显的学科专业区分界限不复存在,现行的知识生产者构成更为广泛,以往的那种标准答案式的、真理性标准也将不存在,多种质量标准并存,质量控制的标准更加多样化。
三、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产什么样的知识、如何生产知识以及知识的评判标准等关键性环节。但随着全球范围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全球化发展,高等教育更多地融入社会,受国家和市场的双重监督,单一标准的知识观或象牙塔里的真理性知识观已经不能时代发展的需求,随着知识生产主体和知识的多元化发展,知识自身的地位不断上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知识生产主体和生产组织的变化,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推动着高等教育不断随之改变,要求高等教育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转变:
(一)教育观念的转变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高等教育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和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必须更新以下教育观念:
知识观:从诠释过去到探索未知。传统观点认为,知识是对已知事物的认识,学生受教育的过程是积累知识的过程。在“模式2”下,知识既是对已知事物的认识,更是关注探索如何认识的过程,学习和掌握新知识的方法系统也很重要。人才观:从突出精英到关注大众。知识经济是一个知识信息广泛渗透和高新技术普遍应用的社会,传统的少数精英阶层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需求,社会各行各业都需要数量众多的各级各类人才。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多元化和层次化多元化。
各学科、各专业的人才在社会中发挥所长,尤其是在知识生产”模式2”,跨学科人才更是社会发展所长期需求的,各学科人才各有所用,既可以相互补充,又可以相互转化。教学观:从“学科为本”的教学向“学生为本”的学习。在“模式1”的影响下,教学依赖于各学院组织,课程带有明显的学科化倾向,教师工作量大,工作效果不理想。“模式2”下要求以学生为本,按照学生自身特点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师的角色转变为服务者而非专家,教师的劳动强度减少,效果也更好。学习观: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学习。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学生认识到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个体生存的迫切需要,是自身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致胜的有效法宝,学生的学习态度变得更加主动。学生的学习方法也更加灵活,电脑、多媒体等使学习手段具有多样性。
为了不断适应变迁的社会需要,人们不断学习知识、掌握知识,在学习时间上具有终身性。科研观:从以院系为基础的“学科为本”到以项目为基础的“问题为本”。现行的科研基本由各院系自行组织,“模式2”
要求不再以学科和专业为类别,而是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组织和管理。在大学的应用语境下,传统大学院系的特定价值观和学科规范显得僵化和低效,以“学科为本”的院系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单位,扩大与研究“问题”相关的企业、个人等利益相关者的联系,按照研究“问题”聚集在一起进行合作,会更加灵活和有效。
(二)办学理念的转变
在知识经济社会,知识是一种生产力资本,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要求大学改变传统的办学理念,加强与企业、科研机构、政府机构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模式2”应用的语境、异质性与跨学科特质要求大学从学科规范下的封闭系统转为面向社会的开放系统。高等院校应打破学科界限,以研究“问题”为导向,大学研究者与企业等社会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强有力的合作。以往,大学教育往往以学科为基础,不考虑社会的需求,拥有自己独立的系统,这种状态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模式2”知识生产要求高等院校调整外资开发能力,加强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的合作,积极转笔恩为更开放的新型组织机构。大学办学理念为了实现从自我封闭转向开放合作,高校必须打破固有封闭发展的模式,转而面向社会、面向市场、面向经济,与社会机构和各类企业建立联系和合作关系,将教育、科研和生产结合起来,推进知识的创新及科研成果的转变,培养更多适应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人才,从而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在加强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利益相关者之间联系的同时,根据企业发展和社会需要开发相关课程,从制度和政策上引导和支持大学科研人员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并加快科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三)高等教育职能重心的转变
19世纪初,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柏林大学精神,使德国的教育与科学事业蓬勃发展和壮大。此后,德国一跃成为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思想奠定了近代大学的基础,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初,威斯康星大学在“教学与科研”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大学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服务,从而完善了现代大学的三大职能:“教学、科研、服务”。
之后,这三大职能被教育界普遍接受,并朝着深层次方向发展。在“模式2”的冲击下,高等教育的“服务”职能被提高到更重要的位置,更强调对社会经济更多的回应与更多的服务。从知识体系的层面上,高等院校必须从学科规范和内部控制下的封闭体系发展为面向社会中“消费者”或“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开放知识体系。
高等院校要明确全球化下的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与趋势,顺应新的社会发展要求,加快高等院校综合改革的步伐。高校应在现行的知识生产模式下,统筹和优化学科基础,整合各项教育资源,促进跨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培养面向全球化的创新型人才。
与此同时,积极回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的需求,服务社会,加大与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合作力度,开拓其合作的新领域,探索其合作的新模式,逐步提高高等院校服务社会经济的能力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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