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直以来，由于对旅游现象认识的偏见，社会学对旅游现象的研究出现了历史性“缺场”的局面。据以色列社会学家科恩（Cohen）考证，第一部旅游社会学着作的问世要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
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在美国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尤其是在研究方法层面，帕森斯（Parsons）继承了杜尔凯姆（Durkheim）、帕累托（Pareto）等人的学术思想，系统深化了社会学结构功能分析的研究方法，在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界独领风骚。同一时期，布鲁默（Blumer）及其学生戈夫曼（Goffman）等人在向帕森斯社会学统治地位挑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符号互动论的理论传统和研究方法。此后，“功能结构研究”和“符号互动研究”的范式日渐成熟并对社会学相关分支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
伴随着大众旅游热的兴起，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旅游者的角色分类、旅游体验、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旅游中的性别问题、旅游凝视等受到了旅游社会学家们的广泛关注。1973 年，贾发瑞（Jafari）创办 Annals ofTourism Research 更是为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在诸多的西方旅游社会学家中，迪恩·麦肯奈尔（Dean MacCannell）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力和创造力的学者之一。其知识渊博、学识广泛，在国际旅游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The Tourist:A New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书是集中反映其旅游社会学学术思想的代表作，也正是该书奠定了他在旅游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学术地位。2008年，该书被云南大学张晓萍教授等人翻译为中文版，麦肯奈尔的旅游社会学思想进一步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事实上，在更早的时候，麦肯奈尔的旅游学术思想在国内研究者的相关成果中已有所体现。其旅游社会学思想体系中最为国内旅游学界所熟悉的莫过于其“舞台化真实”理论。在《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一书中，迪恩·麦肯奈尔系统阐述了其“舞台化真实”“景观神圣化”“旅游吸引力的符号化”以及“旅游与现代性”等理论，作为旅游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位“先行者”和“奠基人”，迪恩·麦肯奈尔用一个个看似互不关联的理论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为旅游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细数当今旅游社会学中盛行的各种理论观点，莫不与其早期的研究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该书中的诸多学术思想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其影响遍及整个旅游学界。
近年来，在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等一批学者的倡导和推动下，旅游研究的社会学转向问题已得到了国内旅游学界的重视。但同国内大多数旅游研究的分支学科一样，旅游社会学的研究无论是方法还是理论体系都显得极为零散，且充溢着散漫和主观化色彩，大多局限于学科层面对理论的简单“移植”和“借用”。研究范围也仅仅立足于旅游地的社会影响、旅游者角色分类、旅游主客互动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上，相对于国外尤其是英语国家体系化的研究而言，理论基础仍然显得十分羸弱①。科学发现的逻辑往往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与成就”的基础之上，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亦如此。在此背景下重拾经典，通过梳理历史以回溯旅游社会学的问题研究史和学科发展脉络，无疑显得尤为紧迫，这对于拓宽国内旅游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促进旅游社会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学科的发展都是一种极为有益的尝试。
一、“舞台化真实”与旅游社会学的缘起
从旅游的视角探讨“真实性”这一话题，最早要追溯至历史学家布尔斯丁（Broostin）。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众旅游市场的兴起使旅游由一种少数社会上流阶层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变成了一种大众化的生活方式。面对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布尔斯丁表达了其“焦虑”之情。在他看来，遍及世界各地的被预先安排好的旅游吸引物提供的仅仅只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间接的旅游经历，旅游者追求的是一些“伪事件”（pseudo-events）。现代旅游的场景只不过是一些文化的海市蜃楼。旅游的“真实性”问题成为旅游预期的狭隘化（provincal expections）和旅游吸引物的舞台化（staged attractions）相伴生的现象。麦肯奈尔批驳了布尔斯丁的观点，在他看来：“布尔斯丁的研究简单的落入了对旅游者和非旅游者（旅行者）的区分，其并不能解释现代条件下旅游阶层的扩大，更不能解释社会结构中的游客与社会变迁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麦肯奈尔借鉴了戈夫曼“拟剧理论”中的“前后台”观点②，并将其引入旅游研究中，提出了“舞台化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理论，麦肯奈尔也将旅游景观系统（旅游区域）划分为前台和后台，并认为：前台是旅游者与旅游服务人员接触和交往的开放性空间；后台是指为前台表演做准备的封闭性空间；为了保持“前台”的真实性就必须塑造“后台”的封闭性和神秘感。
麦肯奈尔并未对“舞台化真实”理论进行过多的阐释，而是将“真实性”的研究引向了一个更具学术生命力的话题。即：人们（旅游者）为什么要追求“真实”？通过对该问题的回答，麦肯奈尔系统地解释了现代条件下，旅游阶层扩大化的现象。在麦肯奈尔看来，现代性的进步恰恰取决于它的不稳定性和不真实性。现代社会使虚假性变成了制度化的内容并广泛渗透于价值观和物质文化的各个社会领域。“现代性将工业社会的内部结构，如工作日、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细节展示出来和其他的吸引物一起，编织成一个团结的社会结构。现代人要打破自己现存的真实生活，同时又要去追求和迷恋其他地方的真实生活”。因此，现代人沦落到了不得不到别处去确定自己的真实，每个人都加入了寻找真实性的符号大军中。且“只有那些力图摆脱日常生活的羁绊，开始懂得‘生活’的现代人才会有本真的经历和体验。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陷入越深，他就越会想起存在于他处的现实和本真”。
以“真实性”问题的探讨为突破口，麦肯奈尔对大众旅游现象的缘起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将社会学结构功能分析的范式引入旅游研究，以寻求破解社会结构中游客与社会文化变迁间的脉络关系。
通过建立起旅游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旅游”由一种特定阶层的个体行为演变成了存在于个体之外的不可逆转的社会力量，即构成了杜尔凯姆所说的“社会事实”。旅游社会学的研究也从旅游者及旅游者行为的微观层面扩展至现代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旅游研究真正获得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深度与重要性。继布尔斯丁和麦肯奈尔之后，“真实性”理论被世界范围内的旅游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不断完善和运用。理论研究层面，科恩先后提出了“环境泡”（environmental bubble）和“渐成的真实性”（emergent authenticity）概念发展了“真实性”理论，将真实性的研究从“客观的真实性”过渡到“建构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根据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追求程度的不同，对旅游者的角色类型进行了分类。
王宁在回顾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真实性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总结，将真实性理论进一步引申至“存在的真实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并将存在真实性划分为内省真实性（intra-personalauthenticity） 和 人 际 真 实 性 （inter- personalauthenticity）两个各维度。客体意义上的真实（tourist objects）被 淡 化 ，而 旅 游 者 体 验（touristexperience）的重要性则不断凸显。王瑜则提出了“定制化真实”（customized authenticity）的概念。
实践研究层面，科沃（Cole）探讨了真实性与文化商品化之间的关系，认为真实性是与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麦金托什（Mcintosh）以英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题公园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研究了旅游者体验真实性的心理过程。
盖茨（Getz）研究了影响节庆旅游体验真实性的因素，认为节庆旅游的真实性受到社区的控制、文化本身的内涵以及旅游者的预期的影响。哈利伍德（Halewood）以维京人（Viking）的遗产旅游为研究对象，得出了旅游客体（文化）被消费的场所及其生产的时间影响到旅游体验的真实性的结论。维特（Waitt）分析了旅游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居住地、生活状况等）与真实性体验之间的关系。布朗（Brown）以不同的案例说明旅游过程中主客体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旅游者真实性体验的影响。雷维利亚和多德（Revilla & Dodd）发现，游客从外观、文化的内涵、生产地、购买难度和价格五个方面鉴别墨西哥土特产品的真实性。贝尔哈森（Belhassen）研究发现，朝圣旅游（pilgrim tourism）真实性体验与旅游者的行为、信仰以及体验客体的社会意义有关。
自此，旅游“真实性”问题的研究已广泛渗透到了旅游者类型、旅游体验及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等旅游社会学的各个领域①。回顾旅游社会学的发展历程，真实性问题的探讨贯穿于旅游社会学的发展始末，成为从事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都回避不了的一个永恒话题。麦肯奈尔为旅游“真实性”所做的前期研究铺垫对旅游社会学的兴起和繁荣是具有历史性开创意义的。
二、“景观神圣化”与旅游吸引物的建构
“神圣理论”在旅游研究中一直备受青睐，自莫斯（Mauss）将“神圣”运用于祭祀仪式的研究后，“神圣理论”就与仪式研究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旅游人类学中，特纳（Tuner）等人继承了这一理论，发展了其共睦态(Communitas)、阈限（Liminal）理论，格雷本（Graburn）提出了其着名的“神圣-世俗”模型用以描述旅游现象和旅游过程中旅游者心理活动的特征。在社会学领域，杜尔凯姆有关世俗与神圣的学说深受社会学传统的影响，即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来分析对象，并将之视为一种时代和社会变迁的标志物。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of the Religious Life）一书中，杜尔凯姆指出：“神圣事物”是所有宗教都具有的核心特征，作为一种仪式物品，其具有整合宗教秩序的功能。麦肯奈尔沿袭了这一观点，在他的研究中，旅游吸引物（tourism attractions）被看作是一种无计划的结构和分类，其存在毫无“预设性”。而正是现代意识和世界观成就了这种分类。麦肯奈尔将旅游吸引物（景区系统）称为是“反映现代社会和意识的差异性的现代宗教”。旅游吸引物乃至旅游体验都是被筛选出来的，景观被整个社会所收集，是社会集体意识的写照。神秘的制度因素在观光者到来之前就决定了应该游览的景点总数，并指定了用于旅游的具体景观。现代旅游总是涉及一长串的强制性仪式。在他看来，即使是在世界上最偏远的地方，现代人也知道重要的旅游吸引物是什么，这种超越国界的神奇共识，正是基于一种精细的制度机制，即景观神圣化。麦肯奈尔认为“景观神 圣 化 ”要 经 历 以 下 五 个 阶 段 ：1) 景 观 命 名（naming），通过拍照、专家鉴定等权威手段论证景观的价值；2）景观的“框架”构建和精品展览（framing and elevation），通过框架的构建，保持景观与观光者之间的“距离”并美化空间，从而强化景观的吸引功能；3）珍藏（enshrinement），通过大张旗鼓地修建庙宇、教堂或宫殿等建筑，用以供奉圣物，这些建筑也连带被神圣化，成为可供游览的景观；4)机械复制（mechanical reproduction），通过与景观相关的文字资料、照片、雕像等“附属物”的复制，促使旅游者踏上寻求更加真实（价值）景观的旅程；5）社会复制（scoial reproduction），团体、城市、地区等借用景观来命名。
借助于“景观神圣化”理论，麦肯奈尔进一步对现代条件下旅游吸引物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现象进行了描述。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麦肯奈尔根据巴黎的两本旅游指南所指定的旅游吸引物的范围，以一种略带“夸张”的方式，描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巴黎，游客被带领游览下水道、陈尸所、屠宰场、烟草公司、政府印刷局、挂毯厂、造币厂、证券交易所以及正在开庭的高级法院的情景。在麦肯奈尔看来，选择巴黎作为案例不仅是因为它是当时的旅游热点城市，更重要的是巴黎本身就是现代性的起源。在对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月球岩石展和匹斯堡的月球灰尘样品展进行比较后①，麦肯奈尔激情洋溢地说道：“将来自月球的岩石指定为吸引物的过程与将来自月球的灰尘样品指定为旅游吸引物的过程都没有涉及旅游吸引物本身的审美效益，将一个客体指定为吸引物的过程是由社会所推动的。”
在麦肯奈尔的研究中，他一直试图在寻找形形色色的旅游吸引物背后所隐藏的“结构”，而“现代性”无疑构成了这种结构的核心特征。“巴黎的案例”被麦肯奈尔称为是“工作展示”，是一种“被异化的休闲”，其根源于现代性所创造的工作神话（a mythology of work）。对于博物馆、公园、传统和历史等一类的旅游吸引物，麦肯奈尔也将它们与现代性建立起了关联，并解释道：“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历史的完整性被撕裂为碎片，在对待‘古老’或‘异国’的东西时所盛行的消极态度也演变成了一种过分的感伤和尊重。因此，现代社会中那些过去的象征，体积较小的被收集到博物馆，体积较大的被保存在户外，成为遗迹。借助于这些博物馆、遗址和活着的留存物，现代将历史如同装进了相框似的保存起来。”
由此，面对现代性变迁所带来的“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以旅游吸引物的形式来呈现的“过去”，也无非是对“现在”的再一次强调以实现对过去与传统的延续与替代。在麦肯奈尔的笔下，“景观神圣化”的过程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吸引力的结构，旅游景观（旅游吸引物）成为了理解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最重要的一个符码。而这些在麦肯奈尔旅游社会学思想的启迪者斯特劳斯（Strauss）和戈夫曼那儿都是不可想象的。在斯特劳斯的视野中，现代社会中并不存在任何一个足以理解现代社会复杂性的通用代码，现代性在他看来是一种“断裂”和“疏离”，其正是现代社会复杂性的根源所在。麦肯奈尔反其道而行之，他将旅游景观（旅游吸引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放到了现代性的语境之下来予以审视，而旅游景观本身亦构成了理解现代性条件下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一把“密钥”。通过研究，麦肯奈尔为旅游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境界。
三、吸引力的符号学阐释：旅游吸引物的解构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社会学界同时活跃着以帕森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分析和以布鲁默等人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两大理论流派。布鲁默在1962年发表的《作为符号互动的社会》一文中提出了其符号互动理论，在《符号互动论的视角与方法》(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deas and Method)一书中，他进一步概括了符号互动论的三条假设，即：人们指向事物的活动基于事物对他们的意义；这些事物的意义源于人们与同伴的社会互动；个体处理他遇到的事物时会通过解释过程对事物的意义进行处理和修正。与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视为一种制度、结构或组织，认为人的行为是这种结构或组织的产物不同，符号互动论强调人的行动和互动，认为社会结构或组织不过是一个框架。其为人们解释他所处的情境提供了一套固定的符号，只是在此意义上它才参与并影响了人们的行动，成为人们行动的一部分。麦肯奈尔完全吸收了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他认为：符号是主体和客体间的一种统一关系，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随机性原则，人的要素在旅游吸引物的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他总结道“旅游吸引力就是景物、标志和游客之间的关系，并将旅游吸引力的形成描述为一个从标志1→景物1→标志2→景物2的过程”。
①在麦肯奈尔看来，旅游者和景物间的第一次接触并不是景物本身，而是对景物的某个描述。旅游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了媒体的话语叙事，旅游标志就像是道路上的交通路标一样把游客引领到某一目的地，并影响着他们对于景物的预期与想象。在观光中，景物并不一定就是重要的因素，比景物更重要的是游客对景物标志的关注。对于旅游者而言，他们并不期待看到什么好的景物，只要看到的和景物标志有关联，他们就满足了。
在旅游标志符号系统的引导下，旅游者对于旅游景物本身的关注也带有明显的符号猎奇和符号迷恋色彩。正如法国文化学者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在《符号帝国》中对当代旅游者一次典型的日本旅游所描述的那样，“那是一次十足的符号旅行,筷子—鞠躬—弹球戏—车站—汤水与薄片—没有中心的菜肴……”,旅游者就是这样在这些符号的表面滑行,并且很容易地满足于享受符号本身并陶醉其中。麦肯奈尔用“马克·吐温的旅游经历”来佐证自己的这种论调。当所有游客都流连于欣赏古老名画《最后的晚餐》时，马克·吐温却对该画所提供的信息毫无兴趣，反倒是12个画家对这幅画的临摹作品深深地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对《最后的晚餐》的热情甚至比不上一棵树②。对于旅游者而言，哪怕是当旅游点缺乏或者没有任何景物标志2的时候，游客也总是能够找到一些适合所有旅游点的信息（标志）来赋予或者补充给旅游点。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旅游“标志”（景物）而言，其都必须要经历一个旅游者的个性化的“筛选”过程。
换句话来说，任何存在也只要被留意就存在有潜在的吸引力。由此，旅游吸引力也不再成其为旅游客体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属性，而演变为旅游活动的主客互动过程中所生成的一种产物，在“符号互动论”的关照之下，客体意义上的旅游吸引物属性被不断淡化，其存在逐渐散失了边界。
“景观神圣化”和“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化”构成了麦肯奈尔旅游社会学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如果将“景观神圣化”理论看做是其对旅游吸引物的一种“建构”，那么“旅游吸引力的符号学研究”则完全可以看作是他对旅游吸引物所作的另一种更深层次的“解构”。相较于前者，后者具有一定的主观臆断色彩，然而，这似乎正是符号学的魅力所在，在这两大理论体系的支撑下，麦肯奈尔不仅有力地解释了现代性背景下旅游吸引物的扩张现象，为旅游的大众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对于“另类旅游吸引物”（如伦敦的公共厕所、巴黎的下水道、陈尸所等）的研究，从根本上颠覆了对旅游本质（审美体验）的传统认识，为“红色旅游”和“黑色旅游”等特殊旅游现象的存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传统的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是由人的互动构成的，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解释也只能从个人之间的互动中去寻找。麦肯奈尔继承并发展了此观点，其尝试通过旅游者与旅游吸引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去理解现代社会。进而建立起旅游与现代社会结构及文化变迁间的关系，使旅游现象的研究摆脱了“肤浅”之名，为旅游社会学在以后的学科发展中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继麦肯奈尔之后，旅游符号学的相关理论被科尔（Culler）、格雷本和厄里等一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断完善发展。在国内，彭兆荣、谢彦君、马晓京等也对旅游符号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符号互动论成为了中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
四、旅游与现代性：一个远未结束的话题
在麦肯奈尔的旅游社会学思想中，其始终保持着对现代性（modernity）的执着。在其另一本学术着作中，他再一次强调“在现代社会，旅游者浪迹天涯的意识在旅游行为中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在完整世界中建立永久性的家居生活。也正因如此，有国内学者将其理论称为是“现代旅游理论”。在《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一书中，麦肯奈尔将自己的研究称为是“现代性的民族志研究”，是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分析。他借鉴了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en）“休闲反映社会结构”的观点，并将“现代性”引入其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在他看来，“旅游（观光）就是对现代社会差异化举行的一场仪式”。无论是对“舞台化真实”的研究还是对旅游吸引物的探讨，麦肯奈尔始终都没有脱离其“现代性”的语境。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哈贝马斯（Habermas）和吉登斯(Giddens)等社会学家的倡导和推动下，“现代性”理论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的一种经典范式。鲍曼(Bauman)把“断裂”看作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不断生成、不断变化、具有可塑性的动态属性和动力过程，并将现代性称为“流动的现代性”。泰勒(Taylor)分析了现代性令人忧虑的三大方面，即：个人主义极端发展、工具主义理性猖獗和温和的专制主义。莱昂(Leon)从专业化、一致性、标准化、合理化、分化、城市化和世俗主义等方面描述了现代性的特征。吉登斯从现代性的概念、四维制度模型、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及特征的层面，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宏大的理论建构。
并将断裂或非延续性（discontinuty）以及全球化看做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相较于同一时期其他社会学家所做的系统研究，麦肯奈尔对现代性的探讨或许稍显肤浅和琐碎，他将现代性的表层特征描述为“高度的都市化”，而将“整体概念”（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看作是现代性的深层结构，并不得不通过引用马克思关于商品化、人际关系的物化、消费的象征性等观点来阐明其对现代性的认识。然而，就旅游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历程而言，麦肯奈尔对旅游与现代性的关系的研究又是功绩卓着的。此后，旅游与现代性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丹恩(Dann)从现代性的背景来说明旅游动机，厄里（Urry）认为旅游是现代社会的地位标志（the markerof status）,把“旅游者凝视”(tourist gaze)看作是同现代性相联系的、社会化组织和系统化了的观察世界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与文化实践“培训”和建构的产物。罗杰克 (Rojek)则把旅游看作是人们在现代性条件下的“解脱方式”(ways of escape)和弥补现代性所带来的失落感（a sense of lost）的产物。奥克斯（Oakes）从贵州省的旅游实践出发，探讨现代化背景下民族村落、主题公园等旅游景观的建构过程，认为旅游开发对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国内学者对旅游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相对滞后。王宁开国内研究之先河，认为“旅游是现代性生存条件下好恶交织的反应和体现”，并系统地阐述了其对于旅游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此后，国内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大多沿袭了王宁的观点，将旅游看作是在现代性危机之下人们对精神家园的寻求和对自己本真性存在的追寻。
借助于“现代性”理论所建立起来的分析框架，麦肯奈尔将各种旅游形式和旅游吸引物纳入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范围,从而实现将旅游现象分析与现代性背景下的社会失范问题联系在一起。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以理性为特征的各种现代性要素不断增长，精神世界在逐渐的衰落，遭受科学和理性攻击的传统精神家园逐步坍塌。现代性所带来的时空断裂和生存意义的缺失，把人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意义危机中，旅游的出现正是化解现代的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制度性手段。旅游成为现代人应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手段，大众旅游的兴起也正是人们治愈现代性所带来的心理创伤的有效形式。同布尔斯丁对现代旅游的批判不同，麦肯奈尔通过自己的研究为现代大众旅游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尊严，通过建立起旅游与现代性研究之间的关联，为社会学对旅游的研究创设了一种基本范式，开启了旅游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从学科边缘走向中心的时代，推动了旅游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旅游与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变迁间的关系研究也成为摆在旅游社会学研究者面前的另一个崭新话题。循此路径，萨林斯（Sahlins）将旅游看作一种上层建筑，认为旅游是基于社会的一个因变量；厄里则更进一步认为：“去思考一个社会群体怎样建构自己的旅游凝视，是理解‘正常社会’中发生着什么的一个绝妙途径，我们可以利用差异的事实去质疑‘正常世界’。”
格雷本试图解释“为什么特定旅游模式的出现总是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社会群体有关”。至此，旅游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从原来简单的概念探讨和理论借用，进入了一个从基本理论到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的学科间的整合发展时代。
结语
长期以来，社会学界倾向于认为旅游现象太琐碎、太肤浅、太轻松而不值得花费精力研究，因此，专业社会学者普遍对旅游现象采取学术漠视的态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学对旅游现象的研究才开始逐渐摆脱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直观、片面描述而真正走向深刻①。在以色列的科恩、美国的麦肯奈尔、格雷本以及澳大利亚的里皮尔（Leiper）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旅游社会学学科发展得以深入理论研究层面，研究者们探讨了包括研究视角、基本概念以及研究内容等在内的旅游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麦肯奈尔尝试攫取社会学结构功能研究和符号互动研究的前沿成果，凭借着其渊博的知识和良好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素养，开始了对旅游社会学学科体系的系统建构。虽然名曰“旅游者”研究，却对旅游社会学的学科知识谱系进行了系统地勾勒。
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其他旅游社会学家，麦肯奈尔并未过多的执着于对“旅游者”“真实性”等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探讨。他从布尔斯丁的“旅游吸引物的舞台化”概念出发，剥离出了其“舞台化真实”“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化”以及“景观神圣化”理论，在他的研究中，这些理论仅仅构成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借助于这些理论，他将研究延伸至旅游与现代性的关系，并通过旅游来理解现代的社会文化结构变迁。
可以说麦肯奈尔是第一个明确从现代性社会学来研究旅游现象的学者，把旅游现象放到现代性背景下来分析，也成为社会学所独有的视角。麦肯奈尔的研究不仅为旅游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树立了研究的经典传统，也为旅游现象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性”的旅游研究逐渐从旅游动机和旅游吸引物扩展乃至泛化到旅游现象的发生条件②和旅游体验等方面。在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这一范式基本主导了从社会学角度对旅游议题的论述。在此期间，旅游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普遍都落入了麦肯奈尔“现代性”的前提预设之下。旅游是一种存在于所有历史阶段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其背后（尤其是大众旅游）无疑有着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然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旅游在不同时代、社会和阶层中均有着不同的规范和标准，并非现代人才有旅游。作为一种跨历史的现象，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人类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例如，“生活在北欧的人倾向于去热带地区旅游，平时节俭之人在旅游中一掷千金，身份高贵者在旅游时会隐姓埋名”。回顾旅游社会学的发展历程，麦肯奈尔以一种“万流归宗”的方式把各种旅游现象和关系均纳入“现代性”的语境，魔术般地消除了存在于纷繁复杂的旅游现象世界中的差异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旅游本质的认识，但其将“现代性”当成理解旅游现象的一把“万能钥匙”，无形中也掩盖了旅游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弱化了旅游社会学的时代使命感和学术想象力。正因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自厄里的“旅游凝视”（tourist gaze）理论以后，旅游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已鲜有突破和发现，学科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层面的创新少之又少。面对当代旅游与休闲的边界日益模糊、公益旅游的时兴以及诸多的旅游经济消费特征，麦肯奈尔旅游“现代性”理论的解释力也大打折扣。
在国内当前的旅游研究中，麦肯奈尔的理论被广泛借用。“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化”理论被用于描述旅游的象征性消费特征和旅游产品的符号价值，“舞台化真实性”的研究泛滥于国内旅游社会学和人类学界，对于“真实性”的概念探讨纠葛了近20年。景观神圣化理论被用于指导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实践。纵观国内旅游社会学的发展，除了王宁的“存在主义真实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观点有所影响和认同外，国内旅游社会学研究成果鲜有国际贡献，在研究方法层面的理论创造基本为零。研究者们均习惯于享受“拿来主义”的成果，沉迷在理论的高度形式主义中，通过简单的国外理论移植和嫁接，进行理论综述研究和宏大的学科知识建构。这在国内相关旅游社会学着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体来看，国内旅游社会学的发展都缺少发现问题的意识和方法论的支撑。在《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一书中，麦肯奈尔称自己的研究方法是“人种志学”的研究。就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来看，其中并不乏有“主观臆断”乃至“以偏概全”的成分③，但就其所采用的通过研究一类人（旅游者）以发现并描述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方法而言，无疑又是极具创造力的。这种研究方法同时糅合了社会学结构功能分析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学科营养，并将社会学结构功能分析和符号互动的理论传统引入旅游研究，为旅游社会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纵观当前国内旅游相关分支学科的发展（包括旅游社会学），大多仅仅立足于“旅游学”与“××学”的简单移植和嫁接，而直接套用原学科的理论范式，片面追求旅游分支学科发展在形式上的多元化，使得分支学科失去了旅游学的基本属性。相对于这种简单、粗暴地进行学科间的糅合，盲目追求学科理论知识体系多元化的做法，麦肯奈尔通过研究一类人（旅游者）、一类现象（旅游吸引物的扩张）以透视现代社会文化结构变迁，进而整合、彰显一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特色，这种娴熟的综合学科知识驾驭能力以及鞭辟入里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又是值得国内旅游学界效仿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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