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85 年我国加入 UNESCO 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文化遗产就成为了国内关注的焦点之一。政府机构、商业集团、民间组织、地方社会以及学者都成了这一社会现象的导演者和表演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看似热闹的社会运动，背后潜伏着危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现代性和全球化时代，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关注的是遗产的存在价值，但随着文化旅游的发展，旅游利益相关者关注的是遗产的使用价值。可见，两种社会实践类型的主体、目标、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如何从消费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入手，分析文化旅游的内在规律，揭示文化旅游与遗产保护的困境，寻求两者的平衡点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消费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
中国传统礼俗发展的速度缓慢而温和，文化传播主要依靠人的“流动”，形成较稳定的文化圈，文化交流与碰撞主要发生在文化的边缘地带。在边缘地带的人群共同体生活、生产过程中，所需要处理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是“认同”，寻找心理的归属和情感的依附。这种社会心理使得不同的人群共同体更加注重文化特殊性，从而有着与“他者”明显的文化差异，以便区别“我者”与“他者”，这类认同属于典型的“文化认同”。中心地带圈处于“文化主流”与“文化一体”的情境中，属于国家政治权力的统辖地域，人群共同体更多的是对中央王朝与地方权力机构的“政治认同”。在礼俗社会中，文化的作用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文化的延续性在这两种认同中都得以很好的发展。当代社会交通与传媒技术的发展，打破了礼俗社会的时间、空间界限，人们可以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中任意穿行，部分地改变了“中心”
与“边缘”的地理意义上的格局，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消除了时间、空间壁垒; 现代性的“理性”规则要求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以便能够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最大化”，并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
人类学家理查德·H． 罗宾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建构是“资本主义致力于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其构建的文化鼓励资本家积累利润、劳动者积累工资、消费者积累商品”，从而决定了现代社会在本质上讲就是消费社会，而消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过程是“商业化和政治化”。约翰·博德利认为在政治化的文化过程中，单个的统治者和领导者文化刺激，促使他们的财富不断地增长，其个人权力也随之增强，增长本事给予领导者权力，并产生出更大的增长，直到这一体系彻底崩溃。商业化的文化过程始终以资本积累为主要目标，新的技术、信息和别的文化产品影响着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其对生物圈、文化演化过程及人性本身的影响无法预料。
在这样的文化意识形态中，多样性的文化往往成为了现代性发展的障碍。所以，约翰·博德利认为资本主义文化为不可持续的“消费文化”。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把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称为“生活水准上升的神话”，因为它掩盖了贫穷的现实、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以及消费永久扩张在物质上的不可能性。
政治化与商业化也是引导消费的主要推手，其在加速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同时，也促使消费行为的转变。尼古拉·艾尔潘通过对现代社会的消费现象与消费心理研究，认为消费社会中消费者行为: ( 1) 曾经都有过一个令人鼓舞的阶段: 即使是最低社会阶层也能有能力购买私人汽车和各种家电，然后消费社会丧失了其吸引力，尤其是年青一代生活中对物质生活的向往逐渐被热爱自然、崇尚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热衷于各种生活交往活动所代替。( 2) 消费社会中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交通阻塞、人流拥挤以及暴力犯罪，表明消费并不能兑现先前关于舒适、休闲和安全的承诺。( 3) 消费者在生产各自生活方式过程中的相互依赖关系，舒适与安逸取决于其他消费者的行为，而不仅仅是由商品来决定。
由此可见，在政治化与商业化主导的消费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中，人们在享受物质消费极大丰富的同时，也经历了现代性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促使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文化旅游与遗产保护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盛行起来的两种社会实践活动。
二、文化旅游实践的内在动因与逻辑
政治化与商业化主导的消费社会中，交通、通讯的发展让人们实现了在空间中的随意“移动”，打破了传统“空间距离”对人们远行的障碍，物质意义上的距离感也随之消失。同时，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人们有了剩余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现代性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张力———社会秩序的失常、健康的恶化、环境的污染、道德的滑坡、心灵的失落以及自我的迷茫等———促使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探寻人与社会的本源和寻找“自我”和重塑“自我”。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是由技术经济结构、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构成，其中技术经济结构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 政治轴心结构是官僚制度和等级制度，社会结构中由角色构成而不是人构成; 文化的轴心原则是不断表达和重塑“自我”，以获得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
人与角色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社会角色是社会网状结构中的固定的节点，遵守着等级、秩序，在每个节点上的个体的人，只是制度规范下的行为体，一切按制度、程序办事，就是一种“非我”的状态。人的本源是生物人，满足“本我”需求与欲望是人之本能，而“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在文化力还处于社会层级结构的控制之中时，“自我”处于“非我”的状态，人们缺乏一种“存在感”，而存在感又是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内在要求。如何获得自我存在感，如何逃离秩序、等级、官僚体制的层级结构控制，获得自我的休闲与娱乐; 如何解决“自我”的迷失，获得知识与经验的积累、自我的叠加? 旅游行为满足了上述需求。
旅游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之后，因为旅游行为的充分条件是旅游的主体需要具备: 空闲的时间、多余的资金以及旅游的动机。旅游行为的必要条件是旅游客体要具备是: 一是旅游的交通、通讯、住宿等物质设施; 二是旅游吸引物; 三是旅游介体。从目前社会发展来看，旅游业所需的外部条件和环境都已解决，关键问题是旅游动机。现代社会中，工作和休闲被组织成为两个分离的、有条理的社会实践领域。
通过工作，人们获得生活的资本以及自我价值的部分实现。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使得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处于机械化、重复性、单调性、规范化境况。随着时间的积累，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工作人会产生一种逃离感，离开熟悉的工作、生活环境，短暂的离开，使身心得以彻底的放松，成为一种社会需求。而现代社会的交通、通讯、媒介又为这种行为提供可能性。同时，旅游也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地位标志( the marker of status) ，而且也被视为是有益身体健康的。
旅游社会实践有一个从贵族、中产阶层到平民化的发展过程。贵族、中产阶层的旅游行为，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社会地位的体现。
随着旅游行为的大众化，旅游经历及其旅游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旅游纪念品、旅游照片等为旅游者积累了社会资本，这些行为成为旅游者自我叠加的要素。同时，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健康、环境、疾病等社会问题，也成为旅游社会实践的动因，因为旅游目的地基本上都是以下几种情况: 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或者二者的结合体。这些相对远离都市环境的空间，被认为是对人的身体有益的。
当代社会的现代性与全球化发展，使得社会处于一个快速移动、变迁的过程中，人们面临着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道德的沦落问题、社会秩序的失常问题、地方感丧失等等。人们认为过去生活皆为美好的: 家庭成员之间关系非常密切; 没有污染与汽车、生活节奏较慢; 邻里之间相互关心与互相帮助; 不太在乎挣多少钱; 技术变化和社会变化的速度缓慢，因而社会更加稳定; 没有核武器; 生活简单，不会为经济问题担忧; 具有更高尚的价值观。所以，贝克和肯尼迪把怀旧情结定义为: “一种对过去经历、产品或服务所产生的多愁善感、苦乐交织的怀念之情”。
综上所述，旅游的动机包括具象的休闲、娱乐、积累经验和抽象的自我满足与自我叠加。实现这一动机的关键在于旅游者通过身体的空间位移，进入“异环境”和“异文化”。瓦伦·L·史密斯把旅游分为五类: 民族旅游、文化旅游、历史旅游、生态旅游和娱乐性旅游。
前三者旅游类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遗产旅游”，都是以消费东道主社区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财产为对象。
东道主社会的物质文化遗产则是过去社会中地位、秩序、权力等社会行为规范的物化符号，象征着秩序; 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体现了过去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关系，彰显的是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图式。后两类旅游类型，是以自然环境为对象，属于遗产体系中的自然遗产，基本上都是出于现代社会干预较少的自然空间，其优美的环境与景观为旅游者提供身心愉悦的空间。所有这些都是当代社会喧嚣、躁动、混乱、失常的对立面，从而使得现存的关于传统社会的所有一切都成了当代社会创伤的“抚慰器”。
纳尔逊·格拉认为，旅游的本质是一种朝圣之旅，是世俗的、日常的待在家里的生活与神圣的、非一般的、旅游的生活之间的交替过程。认为旅游的主题是“世俗的精神追求”，文化方面的特殊价值决定着旅游的目标。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朝圣者的回报是当他回到家后，他的地位和权力得到加强; 而现代旅游的回报就是我们推崇的价值，即我们的身心得到了恢复，身份得到了保持，还经历了不同的奇异的事物。
这也就是说，旅游情境中的游客行为处于一种“仪式化逆转”状态，游客在这种“非结构”状态中，短暂的摆脱了日常实践行为的“结构性”限制，部分地获得了“自我满足”。同时，旅行的过程，也是游客凝视的过程，这种凝视是通过与非旅游的社会实践———尤其是那些基于家庭和有酬工作的社会实践———形成反差来确立的。成为“被凝视者”，必须是其具有特殊的资本，包括优美的自然景观，如山川、河流、湿地、海滩等; 独特的文化资本，如历史古迹、遗址、建筑群、民俗、文化遗产等。
因其与“凝视者”自身生活、工作的环境存在差异性，而成为凝视的对象，这些差异性成为全球化时代“同一性”的对立面，从而成为凝视者感知“自我”的构成要素。
三、文化旅游与遗产保护的两难困境
文化旅游本质上是对下列文化遗产的使用:考古遗址、博物馆、城堡、宫殿、历史建筑、着名建筑物、废墟、艺术品、雕塑、工艺品、画廊、节日、盛事、音乐舞蹈、民间艺术、剧院、“原始文化”、亚文化、民族社区、大小教堂，以及能够代表民族及其文化的其他东西。
从文化旅游的操作性定义可以看出，作为文化旅游资本的对象包括了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方面，如 UNESCO 界定的文化遗产: 文物、遗址、建筑群;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以及文化空间。
东道主社会的文化遗产成为了旅游者的“凝视对象”，就会出现由最初的“原真性”文化空间向“舞台制造”式文化空间的转变，从而出现“失真”现象，这是成为“被凝视对象”后，地方社会行为发生的最大转变。对于物质文化景观，除了提供基础设施、娱乐与休闲设施等，地方社会需要对其进行集中、包装，包括博物馆、主题公园等形式，以便凝视者在有限的凝视时间内获得“真实”的体验。
而对于无形的地方文化，尤其是那些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存在的形式主要靠“人的身体实践”，而且很多情况下都是在既定的时间、空间内展演，“地方社会”为了满足凝视者的消费需求，解决凝视者与被凝视者二者的时空错位，进行了“舞台真实”的文化制造。这种“舞台真实”的文化表征，对于凝视者来说，其本质上是一种“视觉消费”，获得了地方社会的“差异性”，完成了自我的感知与愉悦; 而对于被凝视者来说，则完成了地方文化体系的部分重组与重构，某种意义上说是完成了“传统的发明”。
文化遗产在文化旅游过程中出现的舞台化、失真性问题的根源在于旅游与遗产是两类社会实践活动。文化旅游本质上是一种消费行为，其中核心的行为体是旅游者和提供旅游服务的公司。
旅游者追求的是的娱乐、趣闻和体验消费，本质是把“地方文化”作为一种商品来消费; 而旅游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则是提供旅游者消费的服务，关注的是“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所以，文化旅游首先关注的商业因素。而文化遗产则是以“文化持有者”为主体，即个人、家庭以及社区为主体，其侧重的是遗产的“社会价值”，目的是把“遗产”作为媒介，以遗产来承载个人、家庭乃至社区的社会记忆，延续或者重构地方社会，关注的是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整体性地保护与传承问题。所以，文化旅游被文化遗产管理界视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旅游者对文化遗产日渐增长的需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为扩大保护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另一方面，人们对这些文化资产的访问量日渐增长，他们忽视了文化价值而对它们过度使用、不恰当利用以及商品化处理，对这些资产的完整性造成了真正的威胁。
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消费资本时，旅游与遗产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纽带是“遗产”，旅游行业是按照商业的模式对文化遗产进行消费、运营，由于遗产自身的可模仿性，使得旅游行业从业者可以利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对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集中的、异地的重塑，即创造出所谓的“文化遗产公园”之类现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时空的位移、整体性的分割、多样性的简化，即生产出所谓的文化遗产“舞台制造”等。在人们从最简单的旅游消费向深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转变时，“制造遗产”、“伪民俗”已经影响了旅游者的利益，人们追求消费的是“真实”的文化遗产。当旅游者开始向真实的文化遗产消费转向时，旅游利益相关者与遗产管理相关者需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寻找两者的平衡点。
四、真实性: 文化旅游与遗产保护结点
遗产作为祖先遗留下了的东西，是存在于“现象环境”之中的事实，包括: ( 1) 从宏观意义上讲具有保护人类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意义的遗留物和文化事实。( 2) 从中观的意义上讲，具有民族国家、区域社会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甚至政治的意义的遗留物和文化事实。( 3) 从微观意义上讲，具有对个人、家庭、家族的历史、认同、归属感、凝聚力等有意义的遗留物和文化事实等。
这些文化事实要想成为我们所说的“遗产”，必须经过当下的人为选择，选择的标准是当下社会的文化准则、价值取向。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遗留物和文化事实，是处于行为体的两端———人类社会和个人来进行筛选，其价值取向是人类社会的和平、可持续发展以及个人、家庭、家族的情感、记忆、认同、延续等; 而中观层面的遗留物和文化事实，一般都是由权力行为体来进行筛选，这些行为体多为遗产的“非原生性”主体。文化遗产从其发生、发展、延续到当下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人们依据生产、生活中价值标准和社会需求选择哪些文化事项是需要保留、延续的; 哪些是随着生活、生产的发展而放弃的。其生成、发展、延续遵循着自身的生产养育制度。
而当代中国社会遗产运动中的文化遗产选择更多的是以其能否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是否具有转化为“商品”的潜能来尺量。只有被视为或认可为遗产的文化事实才能够从现象环境进入行为环境; 只有被确定为具有商品价值的遗产才能够成为向游客宣传和“销售”的遗产。
作为文化旅游的文化遗产地组成要素包括:
( 1) 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和遗迹。( 2) 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点。( 3) 传统风貌遗迹地的野生动植物。( 4) 语言、文学、音乐、艺术等。( 5) 传统生活与民间习俗。( 6) 包括餐饮和体育运动在内的各种传统生活方式，同时还应该包括作为这些组成要素的空间环境。这就决定了文化遗产有其根本的属性: 主体性、整体性和多样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真实性和活态性。文化遗产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在旅游情境中，根植于其文化产品形态可能是浓缩的文化遗产物质符号，或者具有文化遗产典型特征部分的符号，人们在旅游过程中能够非常清晰地分辨出真实与非真实的问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在旅游情境中，旅游者看到的舞台表演、物质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符号，都属个人、导演和企业，对于旅游消费者来说，不会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地方性文化遗产，但会满足于这些展演，因为旅游的主动因素是休闲、娱乐，而不是正式地探究地方文化系统，而东道主也不会认为这就是他们自身的文化遗产，但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和内心的满足感而参与表演，他们真正的文化遗产展演是存在于他们自己的时间、空间中，在这个时空中，旅游者、外来者，只能最低限度地参与其中。
Dean MacCannell 认为旅游者的旅行过程就是一个从前台逐渐向后台深入的过程，在旅游行为体系的结构中，无论是东道主，还是旅游从业者，进行旅游目的地的“前台”后台化和“后台”舞台化，都是在制造旅游吸引物的“舞台真实”。
从文化遗产作为文化旅游消费的对象来说，在旅游者文化消费需求环境中，文化遗产就从东道主的“生活后台”转变成了旅游者的“舞台化”前台，成为跨越时间、空间的文化遗产展演，满足旅游者对于地方性文化遗产消费。Moon 认为旅游会导致新的文化形式的产生，但是她将这种新文化形式的产生视为文化的发展，而且有一个肯定的前提条件: 只有当这些新的文化形式能够避免导致本土文化濒临崩溃时，他们才可能被视为文化的发展，否则，即便是那些旅游者看来是美不胜收的东西，如果不满足以上条件，那他们也是应予以否定的文化形式。
所以，旅游促使的文化发展，应该是本地文化的一种延续性发展，而不是断裂式的构建，只有保持了旅游目的地文化发展的延续性，才能使得旅游目的地的吸引物能够成为当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由此可见，真实性是文化旅游与遗产保护的平衡点。文化旅游实践过程是旅游者离开日常熟悉的工作与社会实践，进入东道主的文化生态空间消费“异文化”，旅游者都希望看到真实的旅游吸引物，体验真实的目的地的社会生活，从而完成旅行的经验积累和对目的地的认识。所以，具有地方性的真实的文化遗产都是旅游者选择目的地的主要吸引物。虽然旅游者消费的地方性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遇到“景观符号化”和“遗产舞台化”，但是真实性的遗产仍是吸引游客的地方性旅游资源，“原真”文化符号是“失真”文化符号存在的基础。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保护与传承则是要求文化遗产按照自身内在的规律存在、发展、延续，即使是由于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文化遗产的变迁也是一种延续性而非断裂性的演变，这便要求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做到: ( 1)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复原和改造过程中遵循遗产真实性原则，尽力保持遗产的现有状态、恢复到原先状态和保留一些具有历史特色的部分。(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遵循遗产内在发展规律性要求，充分保护遗产的原生性主体的生计模式、遗产要素的整体性、遗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进而在遗产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实现遗产的真实性保护传承。
综合上述，在文化旅游和遗产保护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遗产的真实性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遗产的真实性保护传承，是现代遗产运动的宗旨与目标的内在要求，实质在于保护了人类文化多样性。同时，真实的遗产也为文化旅游实践行为提供了文化资本，只有真实性遗产的存在，社会才存在“差异性”，而差异性则是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主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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