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应阶段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军事史、战争史。考古遗存中，与古代军事相关的遗迹遗物十分丰富。考古学所具备以实物资料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科属性，使其在真实再现古代军事情况、揭示与复原中国古代军事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性诸方面，有着其他研究方法与手段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笔者对此有长时间的思考，于十几年前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提倡建立军事考古学分支学科，并就该学科的构架阐发过相应的议论.随着考古学术的深入进展，有必要在此方面进一步探讨，今就军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体系作专文讨论。
一、军事考古学理论基础
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的理论也得到了极大的深化，一方面表现在其方法论层面的规范化，另一方面表现在其解释模式的多元化。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规范了田野考古发掘与物质遗存分析的基本方法，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提出了对考古学所研究的"文化"一种系统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化表现的背后都体现着丰富的理论基础。毋庸讳言，考古学的发展是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共同推动的结果，其理论基础也来源于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过程中概念的抽象和方法的总结，这是一切科学的共同特征。考古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与大多数科学的理论基础具有共性，同样是对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认知理论。由此，军事考古学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作为研究古代军事活动的科学，其理论基础适用于古代军事活动研究的方方面面。所以，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应当具有普遍性。但这一普遍性并不代表着理论的泛化，不是所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都自然而然成为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恰如着名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所认为："任何一般的理论体系都至少有两个组成部分：
1）规定所研究现象的区别标准，分析有关现象集合的实质或已知现象一般类别的间隔出现的假说；2）制订这些独立的部分在系统操作，或变化中连接起来的方式的假说。"[1]（P56）简而言之，所有科学的理论基础都是对研究对象的概念抽象与方法总结一样，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来源于这两方面的概括。
1.军事、军事遗存、军事文化
军事（Military），即军队事务，古称军务，是与一个国家及政权的国防之武装力量有关的学问及事务。军事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历史现象，被诸多学科都吸收为研究对象，以考古学角度对军事进行研究，从概念抽象上就与其他学科有着区别。
首先，军事能否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涉及到考古学如何认识军事的问题。考古学是对古代人类的整体性、综合性的考察，军事是人类活动的组成部分，古代军事包涵于古代人类的社会活动当中，其理所当然地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但是，古代军事不仅仅包括物质内容，我国古代对于军事有着朴素的理解，孙子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简单明了地指出了军事的政治属性，作为政治学对军事的定义恰如其分，然而考古学的研究是对物质遗存的研究，军事是否是物质的成为能否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关键。军事作为一种抽象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出了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但其所包含的内容却能够体现出其具有相当的物质内涵。军事是某个集团利用各种资源对集团安全与利益进行保护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活动都是附着于物质存在而进行的，如利用山河险阻进行防御，采用先进材料进行武器锻打，甚至战争胜败导致的人员伤亡都体现着军事所包含的物质内涵。这些因军事而产生的物质遗存，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其次，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但古代军事理论与思想等非物质遗存能否成为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值得思考。考古学无法直接对古代军事活动所体现出的军事理论与思想进行考辨，只有通过对古代军事遗存的整理分析，获得古代军事理论与思想等非物质层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抽象成为军事文化。文化虽然是意识形态，但其却凝结于物质之内，古代军事文化则是凝结于古代军事遗存当中的。
放诸考古学领域，军事文化能否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呢？如果以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我们认为军事文化应当是可以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的。
"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军事文化则是将这一共同体的焦点关注于古代军事遗存，是同一时代、集中于一定地域、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军事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是文化在物质上的映射。以战国时期的军事文化为例，战国时期诸侯征伐，思想上百家争鸣，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一套完备的军事体系，这一体系中包含了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等内容，他们都是附着于具有本国特点的物质遗存之上，能够通过这些物质遗存来与其他诸侯的军事文化进行区别。我们不否认考古学文化间具有联系与交流，但考古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差异性的强调，军事文化具有依附于不同政治实体的特点，它的差异性就尤为突出。
第三，军事考古学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考古学的一门分支，是由于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的现实而决定。与美术考古学、佛教考古学、城市考古学等考古学分支学科相似，随着数量庞大的军事遗存被考古发现所揭露，形成了集聚效应，进而军事文化的研究也被学界所重视，但其在考古学意义上的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这些都促使军事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
2.系统论
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L.V Bertalanffy）创立的。[2]（P1-7）系统论认为，万物皆成系统，系统无处不在、无物不包。世界可以划分为无数个系统，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此外，系统是各要素之间和要素与整体间相互作用、联系的矛盾体。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任意一个要素的变化将会引起其他因素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系统的关联性。系统总是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存在，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转换关系。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系统相应地调整其程序、结构、内容和方式，不断地促进系统的变革。系统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适应环境，又保持独立性，能动作用于环境，改造环境。系统论中，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有序性、最优化都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探寻这一客观规律，也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实际上，系统论的观点在新考古学中已经得到重视，路易斯·宾福德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中指出：必须把考古材料放到一个系统的参照系中去考虑，对考古学文化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研究必须运用文化系统的结构、功能知识，以分析考古学文化共同体的进化。宾福德认为考古学家用来描述事实的方法必须由寻求互不相干的特征的组合或结构转变为探索功能上互相依赖的系统。[3]（P43）由于新考古学的发展，系统论也成为考古学重要的理论基础。
就人类社会而言，它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巨大系统，它可以划分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子系统，并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化。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系统与外界环境存在永不停息的相互作用，并在这种互动中改变着自身，也改变着环境，从而使系统总处于一种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每一个系统及其子系统也都是一个动态的有机体，各个系统吐故纳新，与其他系统互动而存在。考察各个系统的变化及其与其他系统关系，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系统演化的基本规律。军事作为人类社会这一巨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子系统之间存在诸多的互动，同时军事系统内也包含着许多小的子系统，如地理、装备、后勤、通信等，它们的组合与作用影响着整个军事系统的运行，而且这些子系统之间也会产生互动，地理条件能够影响到作战方式与后勤保障方式，通信状况能够对战场形式产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作用。
以考古学文化为例：在一个考古学文化中，不仅包括一群人，也囊括了与之生存有关的地形、土壤、森林、山脉、河流、矿藏、空气、阳光、气候、动植物等要素。同时，某一考古学文化又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某种方式与其他文化系统、子系统进行交流、保持联系。考古学研究者要分析每个考古学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不同子系统交流的结果及其作用，检验各要素的重新组合是否导致系统的整体优化或劣化。同样，军事考古学文化也是由诸多的因素构成的，国家政治结构及其行政人员是军事文化的行为主体，兵器组合、战略战术、外交手段、兵种配置、军事制度等构成了军事文化的子系统，某一军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受到这些子系统的互动与配置影响。军事考古学的军事文化研究需要观察军事文化子系统间、子系统与军事文化系统间的交流与联系，从而获得某一军事文化的形成、发展、消亡的内在原因。
考古学所研究的物质资料是"死的",它不会自己阐释自己。所以，当我们将考古材料置于文化系统中研究时，它才是鲜活的、比较完整的。例如对文化系统相关性的强调使我们能够从相对较少的特征中获得对诸多特征的认识……这种确定性至少部分地解决了因为考古资料的不完整性而产生的问题。[4]（P25）军事遗迹、遗物作为军事文化系统的部分指示物，可以构建古代军事的部分。
比如我们可以根据特定战争遗址和周边地理环境，结合出土的兵器组合、阵地布局来推测古代的战争过程。举例来说，明末的平播战争，最后的战场位于海龙囤，通过考古发掘所揭露的材料，我们可以从海龙囤遗址的布局看到，作为军事堡寨，海龙囤遗址具有极强的防御特色：海龙囤采取了"外围线性设防",其具体的防御手段为"四线防御、静动结合".对于古代军事防御手段的观察，需要综合诸多的因素进行，只有将其放置于一个军事文化系统之内，所有的出土材料才具有解释学的意义。
总而言之，系统论是考古学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础理论，在诸多的考古学研究中都得以证实，它能够也应当成为指导军事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诚然，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理论的创新也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同样也需要不断充实自身的理论基础，系统论需要在其他理论的共同配合下服务军事考古学的研究。
3.中层理论（theories of middle range）中程理论，又称中层理论，来源于社会学，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一书中，提出的研究中等范围的社会现象的理论。他认为，社会学理论应该是一种"中程理论",它既不像哲学理论那样刻意追求理论的深刻性和概括性，也不像一般的具体学科的理论过于经验和狭隘。默顿曾经发表过一段有关"中层理论"的定义化描述："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5]（P50）中层的视角是在有限范围里的经验研究，更能保证与经验变量的必要接触。中层理论并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理论，它是对某些理论的概括，这些理论最大的特点是有经验根据的，它们包含了一套被证实了的假说。这些假说不是对未知事物的假装知道，而是对无知的思考，它承认为了积累更多的知识还有许多待研究的内容，并且不认为能够为当下提供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而只是利用现有材料解决现有问题。
"中层理论"问世之后，对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考古学家是较早将中层理论引入了自身研究领域的群体之一。在考古学领域，中层理论普遍被称为"中程理论",并催生了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新的学科分支与研究方法。美国考古学家费根认为："中程理论将会对解释人工制品的型式以及考古记录中所涉及的其它物质现象提供概念工具。"[6]（P108）中程理论是基于经验的总结，所以对民族考古学与实验考古学的指导意义较强。民族志与实验结果提供了一种现实的经验分析，这种分析可以用来解释出土资料。正如宾福德所言，"考古材料和形成条件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现代人类生活研究".[7]（P6）他认为我们所有的考古发掘资料都是静态的、现时的，如果我们要搞清楚动态与静态事物之间的联系，需要观察这两方面的材料，而动态的事物观察只有通过此时此地的现时世界。虽然宾福德认为社会科学在实践的意义上并不适用于考古学，但是，他所采取的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在理论与方法上却显然是对社会学中程理论的借鉴。
如果回归中层理论本身，我们会发现，民族考古与实验考古只是中层理论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的两个典范，其并不是中层理论在考古学应用中的全部。中层理论的灵魂在于构筑了一条从限定范围内的经验总结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系统的研究桥梁，放诸考古学领域，我们认为中层理论提供了考古材料的描述、总结和人类历史观、文明观等高屋建瓴的理论之间的映射方案。军事考古学研究只是对古代某一方面物质遗存的焦点化，以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军事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应当没有太大偏差，所以对于军事考古学而言，大部分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历史时期的，或者说，历史考古学的理论指导性更强。而历史考古学在本身的理论基础之上，吸收了其他考古学范式的思想与方法，如吸收新考古学中程研究方法，提出"中程文献"（middle-range documentation），强调考古材料比历史文献更客观。[8]
这一看法尽管有着以物证史的意味，但历史考古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于历史的追溯，我们不能将其从历史的大背景中割裂出来，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各有千秋，相互借鉴才是客观的研究方法。除了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运用，中程理论所催生的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同样对军事考古学有着借鉴意义。虽然，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对史前考古学研究更具参照性，但是我国的冷兵器时代具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这种厚重感的表现就是兵器更新速率较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刀枪剑戟等兵器的形态有着细微的差别，但其使用方法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参考民族志的材料，以及通过实验考古的方法模拟古代军事的方方面面，这样的研究仍具有相当价值。
4.场域理论"场域"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乐·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他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field）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9]（P133）场域不仅是一种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场域可被视为不定项选择的空间，它为其中的社会成员标出了待选项目，但没有给定最终选项，个人可进行竞争策略的多种搭配选择，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一方面可以体现出选择者的意志，即个体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可体现出选题的框架要求和限制。
在场域理论下，我们可以将一场具体的战争视作一个场域，其构成了一个与这次战争相关的一切因素的网络，我们可以称为军事场域，这一网络包括了指挥官、士兵、后勤、武器、地形、天气等诸多因素，它可以成为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传统的考古学并未有严格意义上的基本研究单位的划分，某一考古学文化也可视为一个基本研究单位，某组具有共同特征的器物同样可以视为一个基本研究单位，这些基本研究单位是一种偶然的概念组合，脱离了其共存的特征，他们的联系就不复存在。而作为军事考古学研究基本单位的"场域",并非传统结构主义意义上的诸多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的客观结构，在结构主义下，这些因素是客观的要素，而场域内他们则是内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些联系是互动的，而不是单纯的组合，是关系的思维方式。
如果将场域具体化，我们姑且可以认为场域就是一个沙盘，军事场域就是一个军事沙盘。我们能够在这个"沙盘"上模拟军事的发生、发展和结果，沙盘上能够放置指挥官、士兵等行为主体，它们是考古学真正要研究的"过去的我们",军事考古学古代军事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古代参与军事活动的人群的研究。场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沙盘，除了地形地貌、天气等客观环境要素之外，将当时事件参与者的思想放置在一个网络中，并且能够与场域中的其他诸因素产生可以获得历史验证的互动。人的思想以及人本身或许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我们无法通过客观的物质获取可靠的信息，更无从获得历史的验证，但是，场域中的因素间具有客观的联系，如上所述，这种联系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古代军事的通路。这一通路能否获得科学的结果，是由研究者能否清晰、明确地掌握和梳理一个场域的关键要素决定的，在科学的意义上，我们无法完美无缺的获知一个场域所有要素的信息，但某一场域的发展通常是由某些关键要素所决定的，掌握了这些关键要素，同时考虑到这一场域的其他值得关注的要素，这样或可达到我们所期待的目标。
军事场域作为军事考古学的基本研究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碎片化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虽然将古代军事活动细化了，但是缺乏宏观的、整体性的观察。然而，每个军事场域之间也是有交集和联系的，多个军事场域又可重新组成一个新的、较大的军事场域，新组成的军事场域在内涵上变得极其丰富，容量的增大与范围的扩大，都使得其内部网络更加错综复杂，这样就需要抽丝剥茧式的研究。如果研究者对单一的军事场域的研究是一支连队的小战役，那么，多个小型场域所组成的大型场域的研究则是高级指挥官对战争全局的把握。
总之，场域是结构的，但又不完全是客观的，其中包含着主观的部分，主观与客观的沟通是场域的生命力。同时，场域的分化与组合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具有提示意义，场域的分化提供了微观碎片化的资料，场域的组合则是宏观整体性的考察，一收一放，使我们的研究更具灵活性。考古学所研究的对象也是客观的，即古代的战争遗存，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这些客观的物质遗存，同时也要思考主观性较强的人及其思想，不能只见物，而不见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场域理论对于研究古代军事遗存占有优势。
5.历史想象
我国考古学自发展之初就有着浓郁的历史学倾向，探求我国古代历史的真相一直是考古学的学术目标之一。而如何实现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学术目标，智者见智，并无成规可循。历史想象则解释了物质文化遗存到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过程，为考古学家通过主观与客观结合研究后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理论基础。
"历史想象"最早是针对历史研究所提出的，主观想象在对历史材料解读的作用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缺乏想象的历史研究并不一定永远可靠。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写道，"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无终止的对话。"[10]（P30）而对话的桥梁或许就在于人们对古代社会合理的想象。放诸考古学的研究范畴，历史想象在解读物质文化遗存的意义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在历史不可能重演的事实基础上，历史遗留的物质文化无疑有意或无意的间接传达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信息。考古学家对物质文化遗存的掌握有着独到的方法，从中获得了大量详实可靠的信息，而信息是还原古代社会的重要材料，文物并不能直接诉说历史，依靠"想象",我们能够听到汉唐雄风、青铜流光，乃至远古的呐喊。以出土的古代图像材料为例，图并不是文字，但我们能够从中读出"文字",这就需要通过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等学者的想象丰富历史证据。单纯的以图证史，就丧失了图像的价值。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
"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玄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付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仅同而可相通。……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缺申隐。"[11]（P166）考古学也需要"设身局中"进行合理想象，虽然这一过程带有强烈的史学倾向，在考古学逐渐独立于历史学发展的今天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对于材料解释的会通是历史学与考古学所具有的研究共性，科学合理的解读材料才是一门学科的使命，而非强调其与其他学科间的差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