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科技观作为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广大学者所青睐。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科技观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探析哈贝马斯的科技观思想，对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哈贝马斯的科技观进行了论述，分析了其思想背景，对其思想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思想在我国当下转型期社会中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科技观; 马克思; 法兰克福学派; 哈贝马斯; 现实意义;
自然观、科技观与科技方法论共同构筑成了自然辩证法的三大核心板块，其中科技观尤为广大学者所青睐。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与技术日益结合成一个整体，并不断加速发展，从多个领域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至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科技发展这一社会事实，并把其作为核心议题去研究，力求通过自身的独特的学科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探索。其中，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及法兰克福学派科技观尤具代表性，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承继了马克思关于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并经过自身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想，对现代技术革命和现代社会进行了反思批判，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1]。在科技观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者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均从自己的学术视角出发进行了不懈探索，针对科学、技术、生产力、意识形态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作为第二代旗手的哈贝马斯在承继前辈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于社会变迁发展的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科技观思想。
一、哈贝马斯科技观的思想背景
（一）学术背景
哈贝马斯的科技观主要是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思想出发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发展而形成的。霍克海默在《科学及其危机礼记》中明确指出科学作为生产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促进社会文明进程。但是，当面临作为整体的社会文明进程问题时，科学反而逃避自己应有的责任，拒绝以适当的方式处理与社会文明进程相关的问题[2]；由此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在此基础上，霍克海默提出了“科学即是意识形态”的论断。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并批判了技术理性主义，认为启蒙辩证法的悲剧在于，基于技术理性出发但并没有达到先前的理想型目标，反而被科技力量所统治，使人们处于异化状态[2]。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科学技术具有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性，明确指出了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而且阐明了科学技术之所以为意识形态以及科技意识形态的消极作用，并把科学技术视为维护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意识形态[2]。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科技意识形态论，哈贝马斯在承继这些前辈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探索，立足于当时发展着的社会实际，形成了自己的科技观。此外，马克思的“科学技术即是生产力”及韦伯的“社会合理化”的理论观点也都对哈贝马斯的科技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时代背景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为哈贝马斯科技观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与技术两者之间虽有联系但程度十分微弱，还没有达到相互依赖的层次，科学也没能对技术的发展起到加速作用，且当时传统型社会统治的根基还很稳固，因此在这个时期科学技术既不是第一位的生产力，也不是意识形态。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之后，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日益紧密，在科学的助推下，技术的发展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自由市场调节的失灵，迫切需要转变经济管理方式，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影响下，国家干预经济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扩大政府的职能，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行政层面把握经济的平稳运行与发展，国家的干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旧的意识形态。在此种社会情境下，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且成为意识形态的新形式。
二、哈贝马斯科技观内容
（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的论断极大程度上吸收了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与生产力间关系的观点。马克思是第一个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学者。哈贝马斯在认可这一论断的基础上，看到当下时代科学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较之马克思时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作用已经越来越突出，已经不是简单的有关系，而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能达到第一位生产力的层次，在这种认识下，哈贝马斯提出了“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已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对此论断，哈贝马斯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科学、技术及应用的一体化。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科学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一体”这些变化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主要依据和重要标志[3]。哈贝马斯首先明晰了科学与技术的概念。认为科学是指关于自然、社会和思想的知识体系；而技术则是指人类征服自然所需的工具和手段，是一种能够操作行为建筑的体系[3]。哈贝马斯指出，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与技术是分离的，即便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等新兴产品的出现也只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提高生产效率，并不是科学研究的产物，此时技术优先于科学。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电力开始广泛地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研究才与技术应用更紧密地开始联系到一起，科学研究开始指导技术应用的发展，在二战后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之间的作用力空前加强，技术在科学研究的催化作用下加速发展，至此，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程度进一步加深，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哈贝马斯指出，“在进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技术的科学化趋势不断加强，技术与科学的链接催生了大规模的工业研究，工业研究则直接被应用于实用领域，自此，在不断地研发、回馈、应用、磨合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与应用不断结合成一个体系，且其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随着社会的发展，最初被应用于科研、军事等领域的产品开始逐步流向市场，向人民生活靠近。随着民用商品生产部门的科学与技术的普及，科学与技术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4]科学、技术与应用的一体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途径的变化，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基于生产主位的技术发展与科学研究，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科学研究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渐渐演变为科学主位出发从而转化为技术进而转化为生产。并进而形成一种“科学—技术—生产—技术—科学”的循环，在相互循环中，科学成为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动力因素，实现了从之前的间接发挥作用到现在对生产力直接影响的身份转变[5]。此外，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者之间一体化程度的加强，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物化周期也大大缩短，由之前的间接转化到现在的直接转化，其作用力日益凸显，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做出了“当下时期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第二，国家干预的加强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互为因果、相互促进。鉴于此前市场调节的失灵，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欧美国家大都基于凯恩斯主义视角，采用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以期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这样，经济职能的发挥便由此前的市场转移到了国家手中，国家机器要采取措施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必须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干预的制度化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提供了重要的中介条件。一方面，国家通过对科学与技术方面资金、人才等的投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基于其第一位生产力的优势，反作用于经济，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及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科学技术与国家干预之间的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从而有效地促使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者之间的一体化，科学技术成为直接形态的第一生产力[3]。
第三，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独立变数。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突出特征便是信息化、知识化，无论什么产业、工业，其发展更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先前单单依靠体力劳动产生经济价值不同，当下的科学技术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脑力劳动所创造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处事方式、道德观念等都因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科学技术因此也就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独立系统变数”[6]。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将科学与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并不是第一位发现其关联性的学者。《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是哈贝马斯在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时所作，是对马尔库塞观点的承继、回应与思考。马尔库塞在承继霍克海默思想的基础上做出了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论断。哈贝马斯批判性地继承了马尔库塞的观点，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候才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7]。哈贝马斯首先明确区分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基于神学、宗教的政治统治，其意识形态特点是“自上而下”所建立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此时，社会的意识形态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基于科技所影响的人类生活的自身实际的“自下而上”所建立的[8]。社会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故而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地说“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应对其做出范围的限定。故而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其才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科学与技术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与应用的一体化使得科学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科学与技术在这一时期已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干预经济使得原有意识形态瓦解，国家干预与科技发展之间互为因果，相互加强，在此种意识形态空缺的情况下，政治统治需要有一种新的合法性的根基，原有的“统治的”合法性已不合时宜，技术的科学化、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优势不断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断影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道德观念等，科学技术逐步成为国家进步的关键性力量，隐隐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无形中拥有了合法性基础[9]。在此种情况下，科学技术成了意识形态的新形式。
其次，由于科学技术在成为第一位生产力之后，已变成了剩余价值的独立要素。在此种情况下，人们更加注重的是技术本身所带来的物质财富，至于政治问题、制度问题，人们对其关心程度逐渐下降，技术在不断地渗透中引发了一种韦伯所说的目的合理性行动，人们更加注重的是最终所要达到的结果，只要结果是满意的，那么这种制度便能够受到民众的支持，至于制度本身并不是人们所关心的。故而，目的合理性更大程度上引发的是人们对技术问题的关心。梳理哈贝马斯的思路可以发现：由于国家干预经济来弥补市场调节的失灵，国家机器承担了经济职能，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的优势，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转变为科学技术，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技术问题更多地解决了人们生活中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难题，人们更加关心技术，更加注重的是目的合理性，而非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交往合理性，在隐隐中技术便有了深厚的根基，从而为统治合法性提供了基础[7]。
三、哈贝马斯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中的代表性人物，其科技观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前辈们的思想观点，在自身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视野，对于其科技观，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自己的分析论证，其观点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不妨碍我们从他的思想中吸取精华，借鉴经验，为我国当下的发展助力。故而认识和学习哈贝马斯的科技观，对我国当下转型期社会的平稳有序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经济场域来看，该场域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与利益。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技术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更大程度上地应用于经济发展。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论点。在国家政策和战略的指引下，科学技术被更好地开发与利用，更好地发挥其生产力转化的优势，极大程度上助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科学技术在向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因地区之间先天条件的差异，其生产力转化的程度会产生差别，久而久之，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会产生质的差异，尤其是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是我们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且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科技致富、产业致富，更好地帮助人民提高生活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责任感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更大程度上激发贫困地区的优势与潜能，从而更好地发挥科学与技术的生产力优势，助力农民脱贫致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我们需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优势，助推脱贫攻坚，促进经济的平稳有序发展。
从政治场域来看，该场域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在权力层面。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与技术是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统治形式。权力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利用科学技术这种途径来窥探一二，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合法性基础，隐隐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那么，基于目的合理性和交往合理性之间的相互协调，通过科学技术来发挥其意识形态的功效，有利于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立足科技理性，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除此之外，政治场域也更加注重人的主体参与，国家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基层自治制度”、社会治理法治化、德治相结合等均体现了“人文理性”的关怀。
从文化场域来看，该场域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层面。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迅速变迁而来的是固有价值观念与当下价值观念之间的错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价值观冲突，也引发了相应的道德滑坡事件。与齐美尔的文化悲剧论述相似，哈贝马斯也提出，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一体化极大程度上加深了科技的地位，从而加深了人们对科技的崇拜，科技仿佛无所不能，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技来解决，人们越来越关注于科技本身，科技统治的步伐似乎就在不远处，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人们越来越关注于目的合理性而非交往合理性，目的合理性所指涉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交往合理性所指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失调。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之间存在很大关联，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在价值观的形成、发展、传播过程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故而，应从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的功效出发，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付诸实践去践行、落实，从而改善文化场域的环境，促进交往合理性。
从社会场域来看，该场域的核心问题更多地表现在民生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阶层分化凸显。陆学艺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可以分为十个阶层，各个阶层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阶层结构形态类似于一种准洋葱型的结构形态，中产阶级不断变大，底部不断变小。随着阶层结构变迁，社会资源、社会地位改变产生的心理不平衡感诱发了社会冲突。社会作为一个特定场域，其阶层问题所引发的民生问题有其自身的社会情境，景天魁曾形象性地提出“时空压缩”这个概念来概括改革开放的中国所面对的独特的时空特征，即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前所未有的交汇、冲撞、整合。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思想、方式等统统压缩在这个时空场域里面。面对此种“时空压缩”，我们该怎样实现“超越进化”，实现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有机统一，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以求达到人和社会更好的发展，从哈贝马斯的科技观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一些启示。
从生态场域来看，该场域的核心问题更多地表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来看，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哈贝马斯指出，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于目的合理性而忽视了交往合理性，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失调，在发展过程中，人类也逐渐意识到生态关系的重要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将生态建设列入政绩考核，不断完善相关体系制度，在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生态效益。近几年，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人文理性不再被处于遗忘的角落，越来越得到注重。在发展中更加注重人的地位与作用，不再仅仅是单方面注重科技理性，更加注重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协调发展。在当代社会，道德意识不断觉醒，不管是学者还是普通公民，大家越来越关注于人自身，更加注重伦理规范以及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的度的把握，促进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有机协调。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在经济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社会场域、生态场域都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如精准扶贫、反腐败斗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民生保障、生态建设等，但与此同时，各场域还有相当一部分问题需要更好地解决或完善。不可否认，哈贝马斯的观点也有其狭隘与不合理之处，故而我们应合理吸收其精华，大力发展其思想的精髓，发挥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优势条件，坚持科学发展观，协调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从而指导我国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有机协调发展。
（一）大力发展科技，发挥其生产力优势，助推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事实证明，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一条正确的路径选择，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表现便是科技实力，科技实力与经济实力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引领，为此，我们应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的引领与助推作用。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转化之间的关系，加快实现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从而缩短物化周期、加快生产进程，更快地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协调发展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论述了科学技术通过影响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等而造成的片面迷信工具理性，进而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失调状态。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人们过于注重工具理性行为而忽视了交往理性行为，这些观点是我们在社会发展中应予以借鉴的。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通过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也应注意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的协调，不能任由科技理性一家独大，最终造成人文理性的泯灭与消失，形成一种失控的技术统治状态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离开了科技理性单纯发展人文理性，少了科技的指引，会使社会陷入停滞的发展状态；离开了人文理性单纯发展科技理性，会使科技理性发展到极致，从而出现科技统治人类的文化悲剧。进入21世纪，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加关注人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更加强调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协调。在此基础上，发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从而更高效地去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哈贝马斯离开社会情境谈论技术理性的不合理之处，哈贝马斯在谈论技术理性之时并没有立足于当时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特定社会情境，从而认为技术本身具有统治性的技术悲观主义，忽略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技术原罪论”，我们应看到哈贝马斯在这一方面的不合理之处，在发展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我们应如“知识社会学”所提倡的那样，注重知识的“社会情境性”，将知识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中，立足于我国国情及社会实际，合理利用科学技术，促进社会的平稳有序运行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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