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社会科学界广泛的空间转向，主要是依托城市社会研究展开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空间单位，空间一直贯穿于城市社会研究中。1916 年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了第一个城市研究中心，这标志着城市社会学的建立。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在实际研究中创立了人类生态学理论。人类生态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第一个主流范式，其空间思想也是社会空间研究的奠基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梳理人类生态学派的城市空间研究，对于掌握社会空间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可以使我们从空间视角重新认识人类生态学的思想。
一、人类生态学派空间研究的范式
人类生态学，顾名思义，是使用自然科学中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而形成的一种理论。“生态学”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 1869 年提出的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人类生态学认为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可以适用于人类社会。在自然界，各种生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构成了一个生命网络。另一方面，一个区域内的资源总是有限的，物种之间会为争夺资源展开竞争，不同物种通过竞争在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导致均衡关系的实现。“各种物种之间的竞争性合作关系的分析或许可以很好地用作人类生态学类似的研究模式。”[1]“人类是群生群居的动物，他无法单独生存，相对来看，人是弱小的，他不仅需要一定的环境保护他，供他居住，还需要有同类伙伴的协同合作。”[2]在此基础上，人类生态学者还指出人类社群自发地进行“生物性”生存斗争，结果导致自身与环境间功能适应，城市以及城市的形态结构都是人们适应环境的产物。
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是首先要通过某种特征（如地形、雨量）识别环境的边界，然后研究环境中各种动植物之间、动植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相互适应的生态过程和生态体系。这一方法引入人类社会研究中，便是通过住宅、人口密度等特征来识别区域的边界，然后研究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竞争和适应。在人类生态学派看来，最能代表生态空间单位的是社区，因为社区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其中的人们相互依存，同时又对这一地区范围内的资源展开竞争。因此帕克强调“:生态学关注的是社区，而不是社会。”[1]（60）物种依赖于资源才能生存。具体到城市中，“区位”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土地利用和建设造成了城市中区域的不同价值，区位直接决定人们能得到其它生活资源。不同的人群和社会组织依据自身的实力占据不同的区位，竞争决定了人口的分布和居住区域的地点和规模，每一个共同体就是这样在城市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小环境。这种分化会在空间上表现出来，由此，帕克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城市中各类群体居住的空间距离等于这些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 [1]（60）因此，人类生态学也可以叫做空间生态学，其任务是研究通过竞争人们如何获取和取得了什么样的与之相应的位置，并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
二、人类生态学派空间研究的内容
“人类生态学研究的就是对一个基本过程（竞争）及其非预期效应（功能适应）的研究。”[3]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空间形成的前提：竞争动力
空间形成的前提是人类的竞争，人类竞争的原因是人类生态学派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人类生态学派将促使人们竞争的因素分为生物、经济和文化三种。古典人类生态学认为生物层面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涉及人类是否能生存、适应环境，其竞争具有生物层面的特征。在竞争过程中，会产生自发的无计划性的群体合作。
古典人类生态学、新正统人类生态学派都将经济活动看作是引发竞争的关键力量。一般来讲，区域的中心位置是最佳区位。因为从中心位置到周边所有地点的距离是最近的，占据这一位置的人能从容不迫地对任何一点做出反应。在人类生态学看来，距离不仅是自然的距离，还包括时间和成本。任何一个社会体系（个人或群体）在选择位置时唯一考虑的是成本或者价格，这种竞争适应就是一种经济行为。“在当时文化水平下，之所以可以用生态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互动，就是因为所有的组织都趋向成为一个企业。不仅商业，而且居住点、教堂、图书馆等都无一例外地根据收入和成本来选择位置，一个社会体系的所有兴趣都在于使成本最小化。”伯吉斯、霍伊特、霍利都指出，不同的人群和组织会通过自身的利益和实力占据不同的区位。如，城市中心地区的优势地理位置，具有关键功能、一定经济实力的社会单位才能占据此地区。其他单位分布于中心地区的周围，它们的区位分布与其功能、实力直接相关。
社会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但无论是传统人类生态学还是新正统人类生态学派，对文化在社区形成中的作用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他们承认人类社会的竞争是受风俗习惯和文化限制的，但同时也指出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习俗和舆论等文化因素对自然社会秩序的控制作用只是让自然社会过程更复杂，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自然社会秩序。”[4]（44）然而人类社会活动与文化息息相关，一个完整的生态理论必须把文化因素考虑在内，文化生态学正是从社会文化角度来分析社区。弗雷、乔纳森、库波等人对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发现，有些土地的利用完全出于非经济方面的用途。
其中弗雷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北肯山曾经是一些着名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的居住地，几乎每个房子都居住过名人，北肯山被赋予了价值象征特性。因此，即使北肯山离中心商业区和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很近，但它始终保持着上层阶级居住区的特点，并且由于象征价值，北肯山可以在经历短暂萧条后，迅速复兴。此外，波士顿有一块 48 亩的共有地，由于在此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共有地成为当地崇拜、祭祀、力量的源泉，人们不断推动立法，强化对共有地的保护。弗雷的研究指出“:空间有象征功能，空间与所象征的社会价值结合成一体，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土地的利用状态。”
（二）空间形成的生态过程
麦肯齐总结出城市空间变化的三种生态过程，分别是集中与分散、入侵与接替、隔离。这些生态过程造成了城市社区的变化。集中是指人口和机构向某些区域聚集，分散则与之相反。土地占有者的变化会导致“入侵”和“接替”的出现“,入侵”是指一种群体进入以另一种群体为主体的社区，当前者取代后者成为社区新的统治群体时，就造成了“接替”.入侵和接替会引起区域内部经济特征的变化。竞争协作使相似的人聚集到同质区域，这些社区彼此分离，就叫做隔离。种族、民族、社会阶层、职业都可以成为隔离的手段和识别标准。
（三）功能适应的结果：空间结构
人们生态适应的结果是不同的人群和社会单位占据不同的区位，这样便形成了城市空间结构，一些学者致力于建立城市空间组织的生态模型。伯吉斯以芝加哥为例，提出了着名的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即城市的中心是商业区，外围是早期建造的旧房子，外围第三带是工人住宅区，第四带是中产阶级住宅区，最外围是富人居住区。
霍伊特不认为同心圆结构是解释城市生态的唯一模式。他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将沿着不同的交通路线逐渐向外围扩大，成为扇形。轻工业和批发商业依附运输道路成楔形，贫民住在环绕工商业区的地段，中产阶级和富人沿交通大道或河道向外发展，自成一区。城市生态结构由若干个扇面结构组成。扇形模式城市生态结构与同心圆结构模型在各组成部分以及相互关系上并无本质区别，都认为城市只有一个中心商业区，穷人靠近工业区和中心商业区……不同的是同心圆结构的每个部分都均等地向各个方向扩张，而扇形结构的某些部分会向某一方向扩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城市活动向中心的集中化趋势逐渐被相反的分散化取代。哈里斯和厄尔曼提出了不同于单核心的同心圆和扇形模型的“多中心模型”.该模型认为，在城市中，相同的活动，或者支撑某种活动的设施和条件（如工厂离不开水源）会集中于某一区域，而不相协调的机构会彼此分离，城市中会形成多个中心。
古典人类生态学的模型得到新正统生态学的验证和发展。霍利证实了伯吉斯的土地使用模型，不过霍利指出模型是组织功能分化和支配的结果，而不是中心支配的产物。关键功能单位的生产能力决定了一个系统分化的程度以及占据空间的大小。一般来说，关键功能单位优先选择位置，其它单位则分布于关键功能单位周围，它们之间的距离与彼此之间的关系程度相对应。
三、人类生态学派的空间研究的遗产与局限
区位作为分析关键的确定使空间一直隐含于人类生态学的研究，人类生态学派是首个系统关注空间1要义，它又在关注地域的同时提出了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基础的“适应性”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启示意义。
人类生态学派发展出了合理的社会空间论断。一是空间具有社会性。尽管表述方法不同，但人类生态学派都把区位看作是一种有价之物，或者是经济价值，或者是文化价值。在文化生态学派看来，空间的定位受到文化体系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中，社会功能的重点都会不同。空间被分配给不同的社会功能使用，如居住、加工制造、零售、祭祀等，这一标准是按照社会文化价值体系而定。另一方面，经济利益主宰了某些社会过程的空间适应，虽然人类生态学派明确指出人们竞争性的分布过程是偶然的，没有任何目的，但区位意味着成本，并且与其它社会资源紧密相关，利益本身就来源于文化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价值体系赋予了空间社会属性。厄里曾指出，20 世纪的社会理论缺乏空间的观念。虽然迪尔凯姆、齐美尔等古典社会学家曾对空间的社会性做过一些论述，但未形成系统的论述。人类生态学派的研究则将空间与城市社会的实际研究联系起来，证实了空间的社会属性，虽然只是浅尝辄止的涉及，但已触动了社会空间研究的根基。二是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人类生态学派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和单位在不同区位上的分布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形成，这一观点极具合理性。空间结构可以揭示出城市中群体、组织、机构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也是社会研究中空间视角确立的基本依据。几乎所有的人类生态学派学者都研究过城市空间结构，伯吉斯等人还建立起城市空间生态模型，这也成为后来学者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的社区研究在伯吉斯、霍伊特等人的生态模型基础上，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宗教、种族、人口五种因素来描述不同区域的空间特点和模式，以展现社会区域的发展和变迁轨迹。新韦伯主义学派则肯定人类生态学派将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合二为一的创见，但他们不限于描述城市空间结构，而是在此基础上探索城市居住结构背后的市场竞争和分配机制，从而开辟了城市社会空间新的研究领域。
另一方面，人类生态学为社会科学的空间研究提供了生态学视角。人类生态学理论关注人类如何适应环境，这为研究经济、政治和道德现象提供了分析框架，因此，人类生态学理论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正如沃斯所言，“人类生态学并不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观点和视角、一种方法，从本质上讲是科学研究社会生活的知识载体，像社会心理一样，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科基础。”[4]（36）因此人类生态学的空间研究并不局限于城市社会学领域，它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界空间研究的一种视角。伯吉斯等人的城市生态模型成为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发端，生态学理论中的土地竞争原则也引发了经济学中区位理论的研究。
然而，人类生态学并没有发展出完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理论。首先，人类生态学派的空间研究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人类生态学派分析的是生态学视角下的区位竞争，空间并非其关注的重点，因此其空间的研究是零碎的。其次，人类生态学派并未意识到空间是考察社会的重要维度。在人类生态学派看来，空间是外在于社会的客观存在，空间的出现也是人类功能适应非预期的结果，空间并非是内在于社会的属性。此外，人类生态学派认为在竞争中每种功能都能找到适当的空间位置，以达到空间分配的均衡状态。这种保守主义排除了任何可能的重构，这使得他们忽略了社会冲突和矛盾对城市社会的影响，被后来的学者批评为“空间拜物教”.最后，人类生态学派将生物层面的竞争作为空间形成的动因之一。古典人类生态学重视的生物因素并没有被后来的新正统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抛弃，他们只是批评其过分重视和强调生物性在社会中的决定作用。生物性一直是人类生态学派的研究的前提之一，即使文化生态学派，他们的研究也不能证实人们的适应性行为哪些方面是纯粹生物性的，而哪些方面又是纯粹文化的。这样一来，人类生态学的理论不能明确分辨城市空间的形成有多少是生物因素造成的，又有多少是社会推动的。格蒂指出，人类生态学派所声称的生物和自然的过程是对社会过程本质的误导和神秘化。卡斯特进一步指出，由帕克等人所认定的自然力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特定力量。人类生态学将空间形成的原因一部分归结于生物因素，显示出其社会空间研究的不彻底性。
结 语
任何社会学理论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问题，这是导致不同流派社会理论存在局限性的重要原因。20 世纪初美国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无秩序和骚乱确实有些像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人类生态学派在研究中发展出具有合理性的“适应性”理论，这也是人类生态学不断改进发展的根基。人类生态学探讨的是人们通过适应达到均衡过程，这也可以视为社会整合的研究。时至今日，人类生态学派的这一议题对于理解全球化社会的某些关键性问题仍然具有战略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地点、城市以及民族国家等地域单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些空间中，已经没有一个支配性文化，各种文化如何相互适应、整合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同的是，人类生态学派当时解决的是将各种亚文化同化为一个城市文化，而现在要处理的是不同文化和认同如何共处。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人类生态学派空间研究对社会空间理论的贡献，充分利用其合理的思想，这也正是分析归纳人类生态学派空间研究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夏建中。城市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9.
[2]帕克。城市社会学[M].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75.
[3]彼得·桑德斯。空间、城市与城市社会学[A].德雷克·德里高利，约翰·厄里。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C].谢礼贤，李增奎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1.
[4]蔡禾。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