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空巢青年城市认同感与留城意愿研究
摘要：青年人口作为城市中富有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群体, 对城市未来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生活和工作状态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超大城市在资源环境、工作负荷和生活压力等方面的严峻形势, 使得对空巢青年人口生存状况的探讨尤为重要。通过比较分析2015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 发现超大城市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主要受工作因素的影响, 在缺少家人陪伴的情况下, 空巢青年的经济压力和生存状况堪忧, 对其留城意愿构成了较大制约。构筑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超大城市空巢青年的留城选择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空巢青年; 城市认同感; 留城意愿; 超大城市;
作者简介： 尹木子, 博士,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家庭社会学。;
基金： 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日常生活对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 (项目批准号:17YJC840053) 阶段性成果;
Research on City Identity and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among the Empty-Nest Youths in Megacities
Yin Muzi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 空巢青年一词频繁出现于各类媒体, 并经常与“独居青年”一词混淆使用。实际上, 两者所指代的群体有所不同, 在内涵上存在一定差异。“空巢青年”根据主观意愿不同可以分为主动型空巢青年和被动型空巢青年。前者主要是源于部分青年主体意识的提升, 这一部分青年群体希望通过独自居住获得自我独立, 同时其教育水平和经济能力可以保证其独自生活的能力[1];后者则是因为谋生过程中的巨大生活压力, 难以承担住房等生活消费, 不得已和家人分开居住。在西方, “独居青年”常被称作“空巢青年”, 这一群体的出现是西方经济发展、财富增长和社会保障完善的产物, 青年可以不再依赖家庭这一经济单元, 获得了追求自由、多元生活方式的可能。总体来看, 西方对于“独居青年”的理解偏向“主动型空巢青年”。实际上, 独居青年仅仅代表其独自居住的状态, 但是对于是否居住在城市和拥有个人房产却没有一个明确界定。一方面, 对于独居青年居住地的理解, 只是描述独自居住的状态, 并没有严格区分居住地的特征, 即居住在大城市或是村落、乡镇、县城、中小城市。然而, 中国学者在对空巢青年相关问题的研究中, 常将空巢青年的居住地限定在大城市, 即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超大城市, 因为身处这些区域的青年人口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呈现明显的特殊性。此外, 对于独居青年的理解, 并不区分是否与家人在同一城市, 有无迁移外地居住[2,3], 例如聂伟、风笑天认为空巢青年特指城市中的外来青年流动人口[4]。另一方面, 就居住房屋归属而言, 空巢青年一般界定为生计上存在一定困难, 不得不租房居住的青年, 对所住房屋没有所有权。对于独居青年来讲, 现住房屋很可能是已经购买为自己所有, 这与在大城市打拼的租房居住的空巢青年有很大的区别。
空巢青年由于工作等原因与父母及亲人分居、独自租房, 他们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其生存和发展状态不仅仅关乎自身及家庭, 还关乎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势[4]。而且, 总的来看, 空巢青年对自身发展、个人幸福和安全感有着更高要求, 也迫切希望从以往的家庭生活、乡土社会和宗族关系中脱离出来, 在城市中寻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一方面, 空巢青年在城市中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 其城市认同感以及在城市中的融合状况直接影响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 身处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的空巢青年承受着节奏快、压力大的生活和工作, 生存状态堪忧。
对于超大城市中的空巢青年, 媒体较多聚焦于他们的心理孤独、生活凄凉等生活状况。但迄今为止, 还缺乏学术界的专项调查研究及详细解读。就空巢青年的性质而言, 他们属于城市流动人口, 且这部分流动人口是独自迁移到城市[5]。在家庭迁移已经成为人口流动新趋势的背景下, 空巢青年的城市认同感以及将来会不会留城等问题值得深入细致研究。
超大城市一般都是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科技创新中心, 一直以来吸引了大量青年就业、定居生活。那么, 空巢青年的生存状况如何?空巢青年是否具有留城意愿?哪些因素影响着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空巢青年与非空巢青年的城市认同感存在哪些差异, 城市认同感对他们的留城意愿有何种影响?这些都是本文致力于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就业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等视角, 是学者们洞察流动人口留城意愿这一主题的主要理论视角[6,7,8,9,10]。本研究重点在于城市认同感和留城意愿的概念辨析与关系解读。
(一) 城市认同与城市认同感的相关文献回顾
关于城市认同, 多数学者将其理解为流动人口或农民工对城市地域、市民群体的接纳和归属以及市民态度观念的内化。相应地, 一些关于城市认同的实证研究大多围绕流动人口的地域认同、群体认同和态度认同三个方面展开调查与论证, 并将身份认同 (非农职业) 和生活空间的归属感作为城市认同的测量指标[11]。在城市流动人口中, “空巢青年”由于独特的年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教育水平, 对其城市认同的考察, 不能简单使用现有城市认同的定义。
对于“认同”内涵的理解, 最早可以追溯到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两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 指出认同是一个人将其他人或群体的行为方式、态度观念、价值标准等, 经由模仿、内化, 使其本人与他人或群体趋于一致的心理历程[12]。由此可见, 认同本质上强调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他人或群体的认可。本研究探讨的是“空巢青年”这一特殊青年人口对所居住城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城市文化、市民价值观念及市民群体的日常运作逻辑等方面的赞同、认可、渴望与同化, 实际上表现出的是对城市的认同水平, 即城市认同感。
学界对城市认同感的研究各有侧重。有学者探究了生活在城市中个体的心理体验与情感状况, 即社会成员对城市的心理依恋感、文化归属感[13], 也有学者依据个体对城市生活各个方面的认知与评价解读城市认同感[14]。实际上, 城市认同感是社会成员对所处城市的总体印象和综合评价, 是个体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 是从内心深处产生的对所在城市的心理依恋感和文化归属感, 是个体对城市独特价值、生活方式、文化气质的体悟和内化[15]。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城市认同感的主体包含了城市中的所有社会成员。超大城市“空巢青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外地迁移来的青年, 使用城市认同感的概念考察他们对于城市的态度, 可以直接反映出他们对于超大城市的认知状况。“空巢青年”城市认同感的考察, 可以从城市归属感、生活困难认知和城市化可行性感知三个方面展开, 具体可以操作化为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主观评价 (含正向评价与负向评价) 、城市政策评价和政府各项工作评价等方面。
(二) 城市认同感与留城意愿的研究假设
以往学者关于留城意愿的研究大多针对流动人口, 将留城意愿视作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第一步, 作为流动人口“主动市民化”、成为城市居民的基础和前提, 并阐释了流动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特定的选择规律[16]。还有学者对流动人口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认为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受个体特征、心理特征等主观因素以及城市特征、社会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 是流动人口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抉择[17]。
关于社会成员的城市认同感对其留城意愿的影响, 学术界并没有明确阐释。实际上, 城市认同感可以视作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软力量, 能够在城市中形成持久的社会合力, 并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 城市化的关键是社会成员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水平。同时, 城市认同感又可以作为城市的稳定器, 社会成员对居住城市的认同水平可以形成显着的城市归属感, 对于构筑安全稳定的城市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对于城市外来人口, 城市认同感深刻影响其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态度, 有较高城市认同感的外来人口会有更高的城市化意愿, 更愿意参与到城市发展的全过程, 并具有更强烈的留城意愿。如果城市能为社会成员提供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稳定的治安状况、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美丽的生活环境, 切实保障社会成员个人利益,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保障居民公平公正地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就会极大提升社会成员的城市认同感和留城意愿。由此可见, 城市认同感又可以作为衡量外来人口适应城市的重要指标。同时, 社会成员对所居住城市有着较高的认同感, 也会倾向于将居住城市作为稳定的归宿。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城市认同感越强烈的空巢青年, 其留城意愿就越强烈。具体来讲:
假设1:对超大城市生活满意度越高的空巢青年, 留城意愿就越高。
假设2:对超大城市主观评价越高的空巢青年, 留城意愿就越高。
假设3:对超大城市目前实施的各项政策评价越高的空巢青年, 留城意愿就越高。
假设4:对超大城市政府各项工作评价越高的空巢青年, 留城意愿就越高。
三、数据、方法与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9月至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合作开展的调研项目。该项目对北京16个区县及亦庄开发区展开了抽样调查, 针对青年流动人口 (18～35周岁) 共发放问卷6000份, 剔除不合格问卷最终调研青年流动人口5137人。其中“在京与您同吃同住的家庭成员共有多少口人?将答案为0设置为空巢青年, 其他为非空巢青年。同时参考既有研究[3], 将对空巢青年的婚姻状况界定为未婚, 故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剔除已婚的空巢青年, 最终符合条件的样本共有848人。
(二) 变量
1. 因变量
研究的因变量为青年人口的留城意愿。问卷中测量问题为“您未来五年的计划是?”, 答案设置为“ (1) 没有想过”“ (2) 继续在北京工作上学”“ (3) 回家乡工作上学”“ (4) 到境外工作学习”“ (5) 在北京创业”“ (6) 到天津、河北发展”“ (7) 到其他省市发展”“ (8) 看情况再定”“ (9) 其他 (请注明) ”。其中选择答案 (2) (5) 视为具有留城意愿=1, 而选择答案 (1) (3) (4) (6) (7) (8) (9) 则视为没有留城意愿=0。
表1 青年人口留城意愿比较 下载原表
表1 青年人口留城意愿比较
2. 自变量
(1) 城市生活满意度
城市生活满意度, 问卷中的问题为“对于在超大城市生活中各方面的状况, 您是否觉得满意?”选项包括九个方面, 分别是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教育机会、工作稳定性、工作前景、社会福利、人居环境、工作环境、民主权利。回答的赋值为:“非常满意”=5, “比较满意”=4, “一般”=3, “比较不满意”=2, “非常不满意”=1。对九个问题采用主成分方法进行因子分析, 形成“超大城市生活满意度”因子 (以下简称“满意度”) , 因子值越大意味着生活满意度越高。
(2) 城市主观评价
城市主观评价, 问卷中包含了五个问题, 分别是“北京比其他城市好”“北京‘宜业’但不宜居”“北京比其他城市有‘文化’”“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回答的赋值为:“非常同意”=5, “比较同意”=4, “一般”=3, “比较不同意”=2, “非常不同意”=1。对五个问题采用主成分方法进行因子分析形成两个因子, 一个是“对城市的正向评价”, 因子值越大意味着对城市主观正向评价越高。一个是“对城市的负向评价”, 因子值越大意味着对超大城市主观负向评价越高。
(3) 城市政策评价
城市政策评价, 设置问题为“对于北京下列政策您是否赞同?”选项包含了十个方面政策, 分别是行政事业单位搬迁通州、第二机场建设、空气污染协同治理、户籍地高考政策、主城区人口疏解、小客车摇号政策、单双号限行、北京积分落户政策、批发市场关停、棚户区改造。回答的赋值为:“非常同意”=5, “比较同意”=4, “一般”=3, “比较不同意”=2, “非常不同意”=1。对十个问题采用主成分方法进行因子分析形成两个因子, 一个是“环境政策认同”, 因子值越大意味着对北京环境政策认同感越高。一个是“人口政策认同”, 因子值越大意味着对北京人口政策认同感越高。
(4) 政府各项工作评价
政府各项工作评价, 问卷中包含了八个问题分别是“增加居民收入”“保护环境, 全面治理污染”“打击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教育, 儿童全面发展”“调控房价, 达到合理水平”“扩大就业, 增加就业机会”“信息公开, 提高政府透明度”“治理拥堵, 改善交通状况”。回答的赋值为:“非常好”=5, “比较好”=4, “一般”=3, “不太好”=2, “很不好”=1。对这八个问题采用主成分方法进行因子分析形成“城市政府工作评价”因子, 因子值越大意味着对城市政府各项工作评价越高。
3. 控制变量
(1) 性别, “男性”赋值为1, “女性”赋值为0。
(2) 教育水平, 采用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 分为未上过学 (赋值为0) 、小学 (赋值为6) 、初中 (赋值为9) 、高中、中专和职高 (赋值为12) 、大学专科 (赋值为15) 、大学本科 (赋值为16) 、研究生 (赋值为19) 。
(3) 收入, 以2014年收入除以当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带入方程。
(4) 社会保障情况, 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加情况, “参加”赋值为1, “没有参加”赋值为0。
(5) 住房状况, “有房”赋值为1, “无房”赋值为0。
(6) 在京主观社会地位评价, 自评为上层 (赋值为1) , 中上层 (赋值为2) , 中层 (赋值为3) 、中下层 (赋值为4) 、下层 (赋值为5) 。
(三) 模型
本研究所运用的统计模型是二分因变量的Logistic模型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 它与一般线性回归直线针对观测变量进行分析不同, 在对二分因变量进行统计分析时, 所观测到的某一事件是否发生, 即yi=1或yi=0。本研究将留京意愿这一因变量重新编码成:愿意留京=1, 不愿意留京=0, 从而估计和预测解释变量对留京意愿发生概率的影响。此外, 鉴于传统的渠道影响分解方法仅适用于线性模型, 离散选择模型中存在未被观测的异质性问题, 因此本研究中使用分解“混杂效应”和“标尺改变效应”方法 (KHB方法) 来估计中介效应。该方法不仅可以分解非线性二元概率模型回归结果, 而且允许多种类别自变量以及多个中介变量一起引入模型[18]。
四、结果分析
(一) 空巢青年的城市认同感分析
1. 城市满意度
综观空巢青年对于城市各个方面的满意度, 空巢青年对城市生活表示满意的评分略高于非空巢青年。具体来看, 空巢青年对于城市的工作方面如工作环境、工作稳定性、工作前景有着较高的满意度;对于获得的民主权力、教育机会、社会福利的满意度略低于工作层面;不到四分之一的空巢青年对经济收入、人居环境表示满意, 仅有19.3%的空巢青年对于自身在城市的社会地位是满意的, 这也是空巢青年对于城市满意度最低的一个方面。由此可见, 空巢青年较为看重城市的工作资源, 这也是众多青年深受城市吸引, 即使住房压力巨大仍然选择留在城市的原因。同时, 作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 超大城市的民主建设、教育资源、福利保障也得到了空巢青年的认可。然而, 巨大的经济压力, 即经济收入和人居环境又令多数空巢青年对城市难生好感, 使得多数空巢青年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很难给予较高评价。
与空巢青年相比, 非空巢青年对城市各方面的满意度与空巢青年略有不同, 主要体现在工作方面。将近40%的非空巢青年对工作稳定性和工作环境有着较高的满意度, 但在工作前景方面, 只有32.6%的非空巢青年表示满意。这表现出非空巢青年比空巢青年对于未来的工作发展更加忧虑。总的来看, 超大城市空巢青年的城市满意度略高于非空巢青年, 这也反映出生活满意度构成了空巢青年留城意愿的积极影响因素。
2. 城市主观评价
在空巢青年对城市各方面的主观判断上, 55.1%的空巢青年认识到了所在城市的优越性, 62%的空巢青年对北京的文化底蕴表示认可, 但高达66.5%的空巢青年认为北京更适合工作事业上的发展, 却不适合定居。空巢青年对于北京“土着意识”的感知相对较低, 只有28.3%的空巢青年认为自身与北京有着一定隔离, 70.7%的空巢青年认为北京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城市, 全国各地人口都可以在北京获得自由的发展空间。
与空巢青年相比, 60.3%的非空巢青年认同北京的优越性, 66.4%的非空巢青年认可北京的文化底蕴, 同时65.5%的非空巢青年认为北京适合工作而非居住, 这与空巢青年的判断几乎相同。但是, 与空巢青年相比, 非空巢青年对于北京“土着意识”的感知相对较高, 这意味着空巢青年相对较少产生对北京的隔离感。
3. 城市各项政策
总的来看, 空巢青年对城市各项政策的关注度低于非空巢青年。具体来看, 非空巢青年对于“户籍地高考政策”的认可高于空巢青年, 而空巢青年对城市的“小客车摇号政策”“单双号限行政策”“积分落户政策”相对而言有着更好的评价。此外, 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除了对“空气污染协同治理”和“棚户区改造”两方面的否定态度基本相似之外, 与空巢青年相比, 非空巢青年对城市各项政策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否定态度, 这一方面反映出空巢青年对城市各项政策评价持相对肯定的态度, 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空巢青年缺乏对城市各项政策的深入理解, 对城市各项政策的反思相对较弱。
4. 城市政府各项工作
青年人口对于政府各项工作有着较高的关注度和认可度, 空巢青年对于城市工作生活环境的关注度略低于非空巢青年, 而非空巢青年对于城市工作生活环境的评价较低。除了“调控房价, 达到合理水平”“治理拥堵, 改善交通状况”和“保护环境, 全面治理污染”三个方面外, 青年人口对于城市其他方面工作的满意度都达到了60%以上。而这三个方面也是超大城市一直以来致力于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也成为了超大城市吸引青年人口的障碍。
表2 青年人口的城市认同感 下载原表
表2 青年人口的城市认同感
(二) 影响青年人口留城意愿的模型分析
1. 城市认同感变量对青年人口留城意愿的影响
首先, 城市生活满意度对空巢青年与非空巢青年均有显着影响 (p<0.001) 。具体来看, 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空巢青年与非空巢青年的满意度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 其留京意愿几率分别增加1.201倍 (expB=1.201) 和1.179倍 (expB=1.179) 。这说明无论空巢青年还是非空巢青年对城市生活满意程度越高, 越愿意留在城市。
其次, 城市主观评价对空巢青年与非空巢青年均有显着影响 (p<0.001) 。展开分析, 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空巢青年与非空巢青年对城市的主观正向评价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 其留京意愿几率分别增加1.235倍 (expB=1.235) 和1.231倍 (expB=1.231) 。这说明无论空巢青年还是非空巢青年对城市主观正向评价越高, 越愿意留在城市。反之, 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空巢青年与非空巢青年对城市的主观负向评价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 其留城意愿几率分别降低16.7% (1-expB=0.167) 和13.9% (expB=0.139) 。这说明无论空巢青年还是非空巢青年对城市主观负向评价越高, 越不愿意留在城市。
再次, 城市环境政策、人口政策以及城市政府各项工作评价对空巢青年没有任何影响, 仅对非空巢青年有显着影响 (p<0.001) 。具体来讲, 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非空巢青年对城市环境政策和人口政策评价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 其留城意愿几率分别降低6% (1-expB=0.06) 和12% (expB=0.12) , 这说明对城市所施行的主要政策持质疑态度的非空巢青年更具有留城意愿。而对城市政府各项工作评价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 其留城意愿几率增加1.124倍 (expB=1.124) , 这说明对城市政府各项工作认同度高的非空巢青年更意愿留在城市。城市的各项政策或多或少与空巢青年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 关于城市主要政策和城市政府各项工作认同状况, 对空巢青年留京意愿没有显着影响, 仅对非空巢青年的留京意愿有显着影响。对现有政策的关注和质疑, 可以反映出非空巢青年更积极思考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 也反映出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这也是空巢青年所欠缺的。
2. 控制变量对青年人口留城意愿的影响
首先, 性别仅对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有显着影响 (p<0.001) , 对非空巢青年没有显着影响。具体来看, 男性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是女性的1.517倍 (expB=1.517) 。其次, 教育水平对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均有显着影响 (p<0.001) , 具体而言, 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教育水平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 其留城意愿几率分别增加1.075倍 (expB=1.075) 和1.092倍 (expB=1.092) 。一方面, 教育可以为青年人口留城工作生活提供基础性条件, 另一方面, 教育过程中青年人口形成的现代化倾向和追求进步的意识也提高了青年人口的留城意愿。
再次, 收入仅对非空巢青年有显着影响 (p<0.01) , 在控制其他变量后, 年收入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 非空巢青年留城意愿几率增加1.101倍 (expB=1.101) , 收入越高的非空巢青年越愿意留在城市。但收入对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则没有影响, 可见空巢青年选择长期居于超大城市并不是基于提高收入的目的。
此外, 社会保障状况对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均有显着影响 (p<0.001) 。具体分析, 在控制其他变量后, 社会保障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 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留城意愿几率分别增加1.169倍 (expB=1.169) 和1.082 (expB=1.082) , 青年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程度越高留城意愿越强烈。住房状况仅对非空巢青年有显着影响 (p<0.001) , 拥有住房的非空巢青年留城意愿是没有住房的1.242倍 (expB=1.242) , 这说明已经拥有自己独立住房的非空巢青年更愿意留在超大城市。住房状况对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没有显着影响。
最后, 社会地位认知对空巢青年与非空巢青年均有显着影响 (p<0.001) 。具体来讲, 与在京地位自评为上层的空巢青年相比, 自评为中上层、中层和中下层的空巢青年留城意愿分别是其2.958倍 (expB=2.958) 、2.069倍 (expB=2.069) 、1.656倍 (expB=1.656) 。而与在京地位自评为上层的非空巢青年相比, 自评为中上层、中层和中下层的非空巢青年留城意愿分别是其的1.503倍 (expB=1.503) 、2.055 (expB=2.055) 、1.624 (expB=1.624) 。这说明在京主观地位对青年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有显着影响, 地位自评为中层的青年流动人口更愿意留在超大城市。
表3 青年人口留城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分析模型 下载原表
表3 青年人口留城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分析模型
注: (1)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2) *p<0.05, **p<0.01, ***p<0.001
(三) 空巢青年未来去向
对于青年人口未来的流动方向, 选择一直留在超大城市的青年人口比重较低 (仅占5.5%) , 而多数青年对于未来充满着迷茫, 48.8%的青年人口没有明确的流向。选择短期内留在超大城市的青年人口占有一定比重, 将近40%的青年人口在十年内还会留在北京, 这部分青年人口相对来讲是有着较高理性认知的, 一方面在超大城市获得事业上的进步和现代意识的熏陶, 另一方面深感超大城市的生活和工作压力, 终将成为“过客”。对于离开超大城市的青年人口所选择的去向, 较多人还是倾向于其他大城市谋求发展。
五、结论与建议
首先, “吸引”与“排斥”的力量共同作用于空巢青年的留城选择。空巢青年能够获得较为优越的工作机遇, 这是他们深受超大城市吸引, 在住房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留在超大城市的原因。然而空巢青年相对突出的生活困难, 使得他们的留城意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复合影响。超大城市的民主建设、教育资源、福利保障得到了空巢青年的认可。但是对于城市各方面的总体满意度, 只有35.1%的空巢青年表示满意, 且更多是对城市的工作稳定性、工作前景和工作环境的正面评价。巨大的经济压力和人居环境的负向认知对空巢青年产生了排斥性力量。
其次, “家庭意识”和“土着意识”共同影响了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总体上空巢青年对于城市各项工作效果有着较高的关注度和认可度。然而空巢青年对于城市各项政策措施以及城市工作生活环境的关注度略低于非空巢青年, 空巢青年更关注城市的工作领域, 正向的工作评价是促使空巢青年留城的主要因素, 而非空巢青年更倾向于对城市整体发展状况的思考。可以看出, 家人陪伴对于人们的心理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 家庭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育人们对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 为提高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 可以从降低家庭迁移难度入手。
最后, “浮云”还是“扎根”是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上产生的主观认知所作出的选择。超大城市的人口流动性一直以来保持着较高水平, 人们怀揣着事业和生活的梦想, 驻留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都市土地上, 常常面临着诸多抉择。一面是难得的工作机遇, 一面是难以企及的稳定居所;一面是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 一面是难以承受的经济支出;一面是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 一面是个人保障的羸弱和子女教育的难以为继。当今超大城市空巢青年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 并将其作为选择工作地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 超大城市为获得稳定的青年劳动力, 必须要改善和提高青年人口的生活水平, 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 为城市发展积累人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要想“留住人”, 主要是“留得住心”, 青年人口作为超大城市未来建设的主力军, 保障空巢青年实现“安居”和“乐业”, 超大城市就必须致力于打造适宜的人文和社会环境, 关注和满足各类青年在精神、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多种需求, 提高他们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从而最大程度发挥青年人口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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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系统缺失2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