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投入经济学是研究软投入要素的关系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科学。是软投入理论不断发展与完善的产物。软投入理论是李国璋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源泉时，针对当时运用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存在的不适应性问题而提出的，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大力支持，在1989到1993年的4年间先后立项“软投入与经济增长”(1989～1991年)，和“反映软投入的广义投入产出模型和应用研究”(1991～1993年)支持软投入的相关研究工作，在这两项课题的支持下，完成了《软投入与经济增长》和《软投入及产出率数量分析》两部著作，建立了软投入理论及其模型方法。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原理事长张守一教授对这些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软投入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的空白，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经过了近30年时间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其研究无论从理论体系还是实证分析方面都已经颇为丰富。因此对其研究进行全方位的梳理，无论对软投入理论的自身发展，还是对其他理论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本文就从软投入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入手，在充分介绍与分析其理论内涵、方法的基础上，对其实证方面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与评述，最后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软投入理论的提出契合时代背景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当时较多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时运用测算“索洛余值”的方法，并认为余值即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当考察“二五”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发现这两个时期有较多的年份余值取负值。如果把这两个时期的“余值”解释为技术进步的贡献，显然不符合实际。而在当时有很多学者受库兹涅茨(1989)、拉尼斯(1987)、和刘易斯(1987)所提出的“政治因素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原因”的影响，提出了制度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石川滋(1988)、吴敬琏(2002)、林毅夫(1992)、李京文(1993)、郑玉歆(1999)、舒元(1993)卢现祥(1996)和邹至庄(2005)等。但是，如何建立分析模型，从数量上分析“制度”因素的贡献，遇到很大的困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国璋教授提出软投入理论，解决了诸如制度等软投入要素难以量化这一难题。
从软投入理论的提出背景可以看出，软投入理论正是在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的能更好的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经济理论，对研究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健全促进了软投入经济学的形成
软投入理论从提出到软投入经济学的形成标志着软投入理论的日趋完善。软投入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健全体现在理论内涵的丰富，对其他理论的影响及与其他相关理论关系的辨析等方面。
(一)软投入内涵的进一步明确
软投入主要是指在广义投入中相对有形的硬投入而言的没有物质形态的投入。其构成要素从最初的政策、经济管理和技术进步三要素到政策、管理、积极性和科技投入四要素的演变，再到投入组合的提出及最后经过深入研究提炼把软投入的要素确定为两种分类方法，第一种分类方法将软投入概括为综合政策投入，包括体制、政策和管理三种要素;综合科技投入，包括科技和教育两种要素;以及劳动者积极性投入三大类。第二种分类方法把软投入要素划分为非科技型软投入和科技型软投入两大类。研究认为我国初级阶段宏观和微观投入组合属于非科技型，经济增长质量是由非科技型软投入的质量决定的，主要是由政策和体制决定的。这一演变过程主要体现在李国璋教授在1986、1987和1988年的三篇会议论文中。而多数进行软投入研究的学者也都持这种观点。如，潘文卿(1997);沈占波，孟樊俊(1997);刘金山(1998);王虎中(1998);彭军涛，陈其霆(2000);皮莉莉(2000);钱秉中、梅培智(2002);袁迎菊(2005);王卉(2006);彭国川、赵崇生(2006);周彩云(2009);张唯实(2011，2012)等。也有的学者给软投入的定义虽然与前述含义的具体内容不完全一样，但内涵一样，如蔡昉(2004)认为“教育、健康、精神文明和一系列人文因素的发展，都属于经济增长的软投入要素……”冯同强，冯兆棣(1997)把科研工作中的软投入界定为与物质投入相对的精神投入，具体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科学精神、心理素质、职业道德和人际环境。对农业软投入的定义，很多学者都仅指单纯的科技投入，如汪培毅(1989);王广生(1999);但也有内容更丰富的，如王站滨(1990)认为软投入是促进农村各项工作发展的战略、规划、政策和科学管理等，即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直接影响的非物质形态的投入。刘光玉和宋佩琴(1992)认为农业的软投入包括农业方针政策投入、农业管理投入、农业劳动者积极性投入、农业科学技术投入。程迪(2005)认为高校中的软投入是指机制、政策、专业结构、观念、政府的作用等。陈慧青(2010)界定了教育的软投入包括对各教育主体的意识、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对教育活动的有影响的投入。陈国荣(2000)认为个体私营企业的软投入包括智力投资、科学管理、优化产业领域、企业信息输入等。范若炎(1991)把“软科学的发展与应用，企业管理的科学化以及职工素质的提高”等三个方面定义为企业技术进步的软投入。何洁玲(2000)认为软投入主要包括技术投资、科学管理、市场信息、人才配置等等。魏宜瑞(1991)指出战略规划中的软投入包括战略规划实施中的科技意识、体制、运行机制、政策、管理、民众素质、社会环境等等。
戴启斌和王忠宇(1989)认为银行软投入是指通过培植和增强金融意识，强化资金管理，优化资金环境，挖掘资金潜力，来提高现有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经济建设健康发展的措施和途径。张春生(1991)认为银行业的软投入包括信贷制度和管理监督职能等。
从对软投入的内涵的界定来看，虽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软投入理论研究各行各业的问题，有农业、金融、教育、企业管理、铁路等不同方面，但对软投入的界定都是围绕李国璋教授的定义提出的。所以，可见软投入理论提出后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
(二)三个放大器理论
这是针对软投入要素的三分法中:综合政策投入、综合科技投入与劳动者积极性投入对经济发展来说起到三个放大器的作用，因为在生产活动中，当硬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一定时，产出的质量和数量会因软投入组合质量的不同而不同。这是由于综合政策投入、综合科技投入与劳动者积极性投入是产出的三个放大器。当然放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它们对产出增长起积极作用时则产出增量被放大，否则是缩小。
这三个放大器中综合政策投入是最重要的放大器，因为它不仅独立起到放大作用，还会通过作用于综合科技投入与劳动者积极性投入起到多重放大作用。
(三)软投入贡献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比研究。
从软投入提出的背景可知软投入与“索洛余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后者，中外的理论界都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解释。但软投入与其联系细微且紧密。因此，众多研究者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都进行了细致分析，如，李国璋(1995)通过理论和模型推导充分证明了TFP只是软投入贡献率的一部分。黄新(2009)从数量方法的角度对比研究软投入贡献率与TFP的关系，认为运用软投入贡献率能很好的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周彩云(2009)在分析软投入贡献率和TFP两种方法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的对比研究，结果发现二者虽然各有优缺点，但是在经济分析中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刘津汝(2011)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只是软投入贡献率的一部分，经过实证测算发现两者的变动趋势很接近，并与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一致。但彭军涛，陈其霆(2000)却持不完全相同的观点，他们经过推导认为非科技型软投入，即制度的贡献就是索洛余值。石宏博(2011)认为对于软投入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虽然两者立足点和计算依据及方法不同，但两者都能作为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
软投入理论是基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手段对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探讨与解释，它与全要素生产率最大的不同是，不依赖于对生产函数的假定来测算经济的增长质量，这是其他方法所不可比拟的，虽然随着方法的改进与测算技术的提高，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也不断改进，但软投入的测算方法从一开始提出就是依据投入产出表的客观基础。因此其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就更加真实有效。
(四)基于软投入理论对相关概念的修正
在1992年李国璋教授就曾指出已有的对经济效益的界定看似清晰实则不明，进而导致了用不同指标衡量的经济效益的不可比性，进而使经济无法走出粗放式发展的怪圈。所以提出经济效益就是软投入组合对物质产出总量或增量的贡献。基于此张明哲(2007)以软投入理论为基础对评价社会效益的指标体系与方法进行了研究，并以环境保护为例对评价社会效益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三、研究方法进一步科学系统
研究方法的完善与扩展是一个理论深入发展的关键。软投入理论也不例外，因此，软投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也不断改进，具体方法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增量投入产出表方法的研究
软投入研究的方法源于投入产出的思想，所以在测算软投入贡献率模型方法方面，李国璋教授在国内理论界首先提出增量投入产出表的概念和编制方法，至今已经编制多份不同时间区间的中国和省级增量投入产出表，编表方法已经比较完善，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李国璋，1995)。其后，武玉洁(2008)编制了1997～2002年16部门增量投入产出表，指出在1997～2002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中软投入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非科技型软投入的作用。林舜聪(2010)编制了中国2002～2007年增量投入产出表并对各个部门产出增长的软投入贡献进行分解认为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中软投入贡献率较低，且以非科技型软投入的作用为主。张唯实(2011)运用增量投入产出表得出结论:从1997～2007年间，软投入对中国三大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化，生产效率的提高及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闫来旗(2011)运用软投入理论，通过两份增量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并计算得出软投入贡献率分别为27.6%和－14.6%，说明经济状况明显整体恶化。李媛(2011)认为2007年以前非科技型软投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但我国的投入组合正在向科技型投入组合转变，市场经济正在不断走向成熟。陈南旭(2012)对省级层面的增量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方法进行了探讨与尝试并以2002年和2007年甘肃省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编制了甘肃省的增量投入产出表。姜建英(2012)运用增量投入产出方法对我国的固定资产的投资绩效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总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不是很高。
由此可见，对于增量投入产出表的方法现有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产出增长中软投入直接贡献，间接贡献和完全贡献等概念而且在实证研究方面也较为成熟。但对于与增量投入产出表相关的里昂惕夫逆矩阵的存在问题还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充分的证明。
(二)软投入贡献率方法的扩展
虽然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产出增量中软投入贡献率的方法已经比较完善，但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而且每隔5年才能编制一张完整的表，虽然延长表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足，但对于软投入贡献率的测定也还是具有一定的限制，因而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对软投入贡献率的分析提出了解决没有投入产出表的情况下测算软投入贡献率的方法，主要是根据增量投入产出表测算软投入贡献率的原理，运用相关的统计指标及数据进行近似测量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扩展了软投入理论的研究广度，但测量的准确程度与替代指标的选择有直接的关联性。如陈宏伟(2010)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就曾详细描述了不用投入产出表计算软投入贡献率的方法。并发现软投入对甘肃经济的制约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浙江的越来越大，也说明甘肃与浙江相比经济发展质量在下降。
(三)软投入的制约作用和特殊的夹角方法
中外理论界围绕中国经济增长中TFP增长率、技术效率、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等问题，开展了很多研究。而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软投入制约下的GDP损失:东、中、西部比较研究”(2001—2003年)的支持下，得出在初级阶段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和一个特殊重要的夹角方法，也成为软投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软投入理论指出投入是矢量，有方向性，所以夹角即实际投入组合与最优投入组合形成的夹角;潜能释放程度即实际产出与最优产出之比。李国璋，王卉(2006)运用一个重要的夹角的方法对我国1952～2000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八五”时期质量最高，而在“二五”时期最差，但“九五”时期GDP的损失最大，实际投入组合与最优投入组合夹角也扩大至12.51°。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软投入组合质量总的趋势不断提高，但软投入贡献率多年取负值说明了其对经济增长具有制约作用，进而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硬投入和产出的损失较明显。魏宏耀(2010)运用夹角理论研究了我国汽车产业的潜能释放程度，研究认为较低的软投入质量制约了汽车产业布局的优化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软投入理论中增量投入产出表的方法是对投入产出理论的极大丰富，对于用投入产出表研究和分析经济发展问题作用显著。通过计算增量产出中的软投入贡献率可以充分认识经济发展的质量，对评价和衡量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运用夹角方法能够揭示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潜能。总之，软投入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有用的工具。
四、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
软投入经济学是研究软投入要素的关系及软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科学。所以软投入理论在实证研究方面也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及软投入要素关系方面进行了众多的实证研究与检验。早在1988年李国璋教授就指出发生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是软投入组合质量发生波动。沈占波，孟樊俊(1997)认为通过调整综合政策投入和科技进步水平来提高投入组合质量，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袁迎菊(2005)通过测算得出在1952～1992年间，硬投入组合的贡献占86.69%，而软投入组合的贡献仅占13.31%。
并且指出软投入贡献率高的时期经济发展质量也高，软投入在经济转型中作用巨大且明显。济时彦(2011)也认为依靠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等创新型要素的软投入，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石宏博(2011)对软投入对经济质量的影响进行了测量对从其构成因素分别进行了分析，得出软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质量的提高十分重要的结论。张锋(2010)运用软投入理论对我国的资本—产出率的变化进行分析，指出目前我国投入组合质量决定于非科技型软投入。除此之外软投入理论还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有运用软投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有进行农业、工业、能源、汽车、钢铁等方面的研究，具体表现在下面一些研究成果上:
(一)区域发展方面的实证分析
运用软投入理论来分析和解释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够做到拨云见日的效果，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有对扶贫问题的分析，如李国璋(1998)，王虎中(1998)，皮莉莉(2000)都认为扶贫过程中应该以硬投入为载体，软投入发挥重要作用，使投入组合要从非科技型向科技型转化，对扶贫工作有决定性作用。还有对西部大开发方面的分析，李国璋(2001)，于素慧(2002)，何江(2002)多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关键是提高西部软投入的质量。更有对不同区域发展进行的实证分析，如，彭国川、赵崇生(2006)认为“软投入”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谢艳丽(2010)认为由于体制、科技教育投入不足等软投入制约导致我国东部与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各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动差距加大。
张唯实(2012)运用软投入理论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研究表明软投入质量不同是引起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认为提高软投入组合质量是产业结构优化的最优路径。从上面的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是进行区域内的研究还是区域对比的研究，目前我国的软投入对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限制和制约作用。特别是在西部地区。
因此，提高软投入的质量，对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及产业结构优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用于不同领域的实证研究
运用软投入理论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行业和不同部门的分析也是软投入理论实证研究的一个重点。在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就宏观整体不同行业的分析，如张唯实(2012);也有就不同行业进行的详细具体分析如，农业、工业、能源、钢铁、汽车、环境、教育、金融、铁路等诸多方面。
1.农业方面。把软投入理论用于对农业的分析
也是软投入理论用于具体产业方面较早的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如汪培毅(1989);王广生(1999)都把农业中的软投入界定为科技，通过分析说明了软投入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王站滨(1990)和刘光玉，宋佩琴(1992)虽然对农业软投入的界定相对宽泛了些，但结论也同样是软投入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要重视农业生产中的软投入作用。刘金山，李志刚(1996)用养猪实例证明了通过提高软投入可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彭军涛，陈其霆(2000)实证分析了我国非科技型软投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杨尚波(2007)对软投入质量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通过制度创新和科学发展提高软投入水平对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张宁华(2009)认为教育发展水平及户籍制度等软投入要素对农民的收入影响大，因此通过提高软投入质量促进农民增收是有效的途径。耿理想(2011)认为造成浙江、河南和甘肃三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的深层次原因，是软投入质量的差异。
由上可见，运用软投入理论对农业的研究有宏观总体的分析，也有进行区域对比的研究，研究结论表明，软投入的质量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限制明显。
2.工业和能源方面的研究
戚磊(2012)在测量我国工业行业的软投入贡献率时发现涵盖小企业样本数据的结果要高于不包括小企业样本数据测度的结果。说明小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软投入质量都优于大企业。其研究表明软投入制约了中国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越高，软投入贡献率反而越低。因此，需要通过有意识地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和降低宏观经济的波动性，才能改善软投入贡献和提高经济效益，才能支持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转型，并避免产业空心化。
霍宗杰(2010)，提出通过科学技术、改进管理等软投入组合质量的提升对于我国能源效率的改善作用十分显著。江金荣(2010)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合成了非科技型软投入综合因子和科技型软投入综合因子，认为非科技型软投入综合因子对单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更为显著和重要。对于工业和能源方面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研究的深入细致，得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
3.政府和科教软投入方面的研究
周琦(2008)认为政府软投入是经济增长过程中软投入的来源之一，我国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显著，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作用关系。司燕洁(2010)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深层次是非科技软投入组合质量的差距，而导致这一差距的关键在于政府软投入质量的高低。武蓉(2012)认为政府软投入组合的质量偏低，不利于各自投资绩效的提高。冯同强、冯兆棣(1997)认为在科研工作中要重视软投入的质量和水平。程迪(2005)指出降低教育的隐性成本，提高办学效益的关键在于克服软投入制约。陈慧青(2010)认为软投入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决定性作用，是教育发展的内在依据。陈名(2012)运用软投入理论对硬投入相对落后的甘肃省会宁县成为“高考状元县”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教育软投入对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要加强软投入以缓解受经济水平所限的硬投入不足的困扰。
4.其他重要领域的研究。李群仁(1992)运用
软投入理论计算了铁路系统一五到七五时期以来的软投入贡献率，其结果与软投入理论所揭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具有很好的吻合性。王双(2007)运用软投入理论对我国的钢铁产业的政策效应进行了研究。孙忠娟(2009)运用软投入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要素进行了研究，认为软投入组合的质量较低是其主要的原因。肖彦苹(2011)运用软投入理论对资源损失进行分析，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建议，从而达到减少资源损失和提高软投入组合质量的目的。而从软投入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性的角度进行探讨的也不乏其人，主要有，范若炎(1991)论述了软投入对于企业管理的重要性;而陈国荣(2000)论述了软投入对于个体私营企业的重要性;何洁玲(2000)得出软投入的提高是促进乡镇企业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的结论。对于软投入对金融方面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戴启斌，王忠宇(1989);张春生(1991)和孟凤岭(1997)他们通过对银行软投入的不同界定提出提高银行对企业软投入的具体内容并提出提高的重要性及具体措施。
(三)软投入构成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专项研究
这是指对构成软投入的各个要素分别进行研究与测度:如，李国璋(1994)就软投入要素方面曾专门在“重视研究劳动者积极性投入”一文中论述过劳动者积极性这一要素的重要性。韩国珍(2002)提出要使技术进步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最为重要的是创建有利于技术创新和能对创新者提高激励的制度环境。孔令宽(2006)通过对制度变迁各子要素的实证分析认为财政的合理配置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
刘津汝(2011)分析了软投入中技术进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认为制度因素对国外技术扩散的效果有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市场体制和市场规模对于技术扩散的影响较大。刘鹏飞(2011)认为由于非科技型软投入质量不高导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并明确指出非科技型软投入特别是政策和体制投入在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五、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一)软投入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首先是软投入内涵的丰富，在各种不具备物质形态的投入中文化产品和意识形态也属于软投入，但鉴于它们不属于源泉类的软投入。所以在目前界定的软投入构成要素中暂时不包括它们，但随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今后把研究文化产品和意识形态与各软投入要素的相互作用应作为一个方向。其次，目前用的多的软投入贡献率是从相对数比较的角度研究软投入的衡量，而从合成指数的角度，即如何度量和描述政策投入、科技投入和积极性投入的“大小”，对于软投入质量的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衡量其软投入质量问题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软投入理论，还应对软投入与硬投入关系分析、经济增长分析、外溢性分析、最优积累率等等问题从理论角度进行探讨。
(二)软投入研究方法的扩展
测算经济增长中软投入制约作用的模型方法，关键环节是测算最优产出(即最优投入组合对应的产出)。理论界实际运用的方法有:一是前沿生产函数法，二是DEA法，三是生产函数法，四是资本产出率法等。对这些方法我们一一作了验证。但是，哪种方法更接近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前文已经提及软投入贡献率与TFP的区别与联系，而对于TFP的测算从开始的生产函数法到后面的DEA方法，其应用及测算发展迅速，因而对于软投入贡献率的测算是否也可借鉴TFP的测算方法运用DEA的思路进行探讨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除此之外夹角理论的SFA、潜在产出分析、StateSpace、多投入多产出模型、投入产出优化分析等等都是有待扩展的领域。
(三)增量投入产出表的方法的深化
虽然在研究过程中解决了很多理论与方法方面的问题但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测算软投入间接贡献和完全贡献的方法，还不够严密。增量投入产出表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如，静态增量投入产出表和动态增量投入产出表、增量投入产出表最优化分析、增量社会核算矩阵(SAM)、增量投入产出表CGE分析、增量投入产出表DSGE、增量投入产出表运用、区域间增量投入产出分析等等。
(四)软投入贡献的分解及计量分析
软投入贡献的分解指的是对软投入的直接贡献进行分解:分解为科技型软投入贡献与非科技型软投入贡献。在特殊情况下，这种分解可以实现。在通常情况下，如何进行分解，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对于软投入的计量分析包括经典计量分析、贝叶斯计量分析、非参数和半参数分析、MCMC、结构方程、PLS、空间计量、社会计量、CGE、DCGE、DSGE等等。
通过对软投入理论全面系统的梳理，可以得出软投入理论的提出契合时代背景，其理论内容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促进了软投入经济学的诞生，经过近30年的发展其实证研究成果丰硕，但在其未来发展中还有很多需要不断充实与完善的研究空间。而随着对软投入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也必将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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