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
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实质上是一种效率的观念。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而言,质量表现为一定的投入获取最多的产出,或者是保证达到一定的产出付出最小的投入。为了获得经济产出,各种资源的投入是必要的。经济产出就是各种经济资源综合运用的成果。在经济资源保持恒定的情况下,对资源使用效率的高低决定了经济产出的多少与好坏,因而经济资源运用效率便是决定经济质量的主导因素。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相对不足的国家,如何使用好有限的物质与资金资源,使它们能够生产出最多最好的经济产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从这个角度出发,只有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才能解决好人口相对较多,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才能有效地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因此笔者提出“发展经济,重在质量”。
在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这一目标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统一的。不谈经济利益驱动的问题,社会效益要求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也即,发展经济不能只顾当前短期利益,应具有一种长期的观念,不能以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人类社会生活质量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保持一种递增走势。而为达到这一目的,也必须注重经济质量。经济发展质量较高,在同一种产业水平下,对资源的需求较少。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同样的资源可以使用的年限更长,从时间上可以保证人类科技水平进步以达到寻找到替代资源或者是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经济发展质量较高,在同一种产业水平下,对环境的破坏作用较小。环境保护投资实质上是国民经济总量发展的成本支出。经济发展质量较高意味着国民经济总量的成本产出率较高,因而在有一种产出水平下,成本较低,也就是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较低,换而言之,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作用较小。只有注重提高经济质量,才能节约使用资源,减少或避免对环境的破坏,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才能为社会带来较高的社会效益。
经济发展的质量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之中。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是不同的。只有根据本国经济所处的水平,适当确定产业结构与经济布局,才能彻底解放生产力,使得在同样的资源消耗水平下,生产出更多的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提高经济质量。我国也不例外,不仅如此,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似乎是这个命题最有效的论据,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的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人为压制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这一发展战略背离了我国当时的国情,其结果是不仅农业与轻工业发展水平较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而且重工业也没有搞好。在较长时期内,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显着的提高。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正确分析了我国当时的国情,认识了农业与轻工业的重要性,利用产业政策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在短时间内我国经济就实现了飞速的发展,经济结构效益促使经济质量的提高,并最终导致经济的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如此,区域经济结构也是一样。改革开放以前,封闭的政策使我国各省区的经济在组织结构、产业布局等诸多方面雷同,各省区经济发展缺乏特色,发展水平也近似,从全国来看是一种共同贫穷的景象。改革打破了这种僵局,利用对外开放政策,沿海及东部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突破口,经济迅速发展。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能不说与这种区域经济改革有很大的关系。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至少充分说明经济结构对经济质量的重要性。
经济质量还体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之中。我们仍然可以引用人类社会发展的例子。
每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及工业革命导致社会经济出现高速增长时期,这都是因为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提高了人类使用资源的效率,提高了经济质量。而人类从狩猎到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与服务业,主导产业的变化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质量的提高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１993年下半年,朱基同志就指出,我国经济将成功实现软着陆,长期摆在我们面前的短缺经济已基本结束。我国经济已进入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提高素质的质量效益型经济的新阶段。卖方市场已转变为买方市场。以质量为标准的品牌扩张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手段。经过第一轮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结构已有了初步优化。支柱产业已基本形成。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处在较低的水平。
质量战略是我国现阶段的明智选择。
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高度也越高。换而言之,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高,重要的是由于产业结构高,产业结构高度从结构上规定并体现着经济发展水平。有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均可以用结构差异反映出来,或者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其说是总量差异,不如说是结构的差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正逐步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劳动力在三大产业国的分布结构和中国三大产业国的分布结构以及中国三大产业产值结构状态中看出来。
显然,我国三大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趋向是符合产业结构演进历史趋势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逐渐降低,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逐渐增高。40年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2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4、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1017个百分点,体现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变特征。但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结构差距仍很大。以1992年的数据为例,与美日两国相比,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比80年代初的日本高4812个百分点,比美国高5419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上差距,首先深刻地体现在就业结构差距上,并且这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
总体上我国三大产业产值结构是遵循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运动的,即第一产业产值比率下降,40年间大约下降21152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40年间分别上升12172个和717个百分点。同样,与发达国家相比,三大产业产值结构的差距较大。
通过观察不难看出,我国、992年三大产业就业结构与日本在本世纪20年代前后的结构十分接近。
日本20年代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55%,我国、992年为5815%;日本20年代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22%,我国1992年为2117%,日本20年代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23%,我国1192年为1918%。
从三大产业产值结构的角度来看,我国现阶段产值结构,尤其是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为标志,与日本本世纪20年代结构相似。这一时期的日本正是工业化加速时期。综合以上我国三大产业间就业结构演变阶段的比较,可以认为,中国现阶段三大产业结构状况大体上相当于发达国家经济史上的工业化加速时期。
与西方发达国家现阶段的产业结构高度还有较大的差距。
三、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尤应重视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地区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也日益凸现出来,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又有再度扩大的趋势。虽然应该鼓励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若听任我国现阶段的区域经济失衡状况自然发展下去,有可能会使发达地区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使不发达地区经济继续处于落后状态,从而最终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全局,使发达地区的经济也难以持续、高速、健康地发展下去,以至于影响国民经济质量。
在1994年,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经济总量上的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约40%的人口拥有全国约6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中西部近60%的人口只拥有GDP的40%,工业总产值的拥有量更少,只占33%,连农林牧渔产值中,中西部只占了5114%。从综合经济密度来看,以每平方公里面积占的GDP计,由于人口分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东部与中西部差距更大,东部每平方公里203万元,中西部每平方公里仅为2214万元。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不仅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差异,而且经济增长速度差异也呈逐步扩大之势。改革开放的十几年间,东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11110%部与西部地区只分别增长9131%和9117%。尤其是1990~1994年间,增长速度的差异更加明显。在这几年中,东部地区的GDP年平均增长16117%,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11118%和10152%。
从1978~1994年,三大地带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呈明显差异,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使得三大经济地带的人均GDP的差距迅速扩大。据有关专家研究,从1987~1995年,我国东部与中部地区间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由3311%上升至4515%,而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的相对差距则由45、9%增加到56、5%,二者分别扩大1214%和1016%,尤其在1991年以后,中西部同东部的相对差距就分别扩大了919和1114个百分点。
近几年来,我国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东部与中西部的优惠政策差距将不断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将在同一政策尺度上竞争。但是以目前的发展趋势而言,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差距仍将进一步扩大。而中西部地区即使加快发展,短时间内也仍然摆脱不了传统落后的状态。
笔者认为,这种差距的存在,正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具体表现,因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尤其应该重视质量。
但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较差也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在我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中西部地区建设了许多大中型企业,但大多数属于附加值较低的采掘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加工深度和加工层次都很低,资源优势没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反倒成了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内在根源。从总体上看,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如:在三大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大,而第二产业比重相对小,在工业结构中,重工业比重大,而轻工业比重相对小。较低的产业结构与较多的资源结合在一起,使得中西部地区每万元GDP所消耗能源、钢材、木材等指标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是中西部地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有力证据。笔者认为,只有以质量要效益,以抓好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水平,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提高经济质量,发展中西部经济的若干思路
１、制订适宜的产业发展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质量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时期,根据这个认识以及我国的资源约束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笔者认为,我国的产业政策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１)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努力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促进农业产业化。我国生产基本上是靠劳动力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在农业上体现最为深刻。大量的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是人力资源的一大浪费。通过对农业的科技投入,既可以解放农村劳动力,又能够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转变农业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最终提高经济质量。
(2)发展第三产业更应注重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在我国第三产业总量不足的同时,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存在着严重缺陷,概括起来有两大缺陷:
一是代表着现代化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和市场机制发育要求的科研、综合技术顾问、咨询服务,金融保险业等部门发展程度很低,所占比重极小,而在第三产业中占比重高的主要是常规性的传统商业流通类部门。二是从国家经验比较来看,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在整个经济运行及产业结构升级演变中起关键作用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是属于超前发展的社会先行资本行业,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体制市场化的基本物质条件。但我国的交通运输及邮电通讯业发展明显滞后。因此,我国现阶段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完成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的统一。
2、紧紧围绕产业政策制订适宜的投资结构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无论是粗放型经济增长,还是集约型经济增长,都离不开一定的投资。投资结构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要想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制订出与产业政策相配套的投资结构政策是不行的。投资结构政策的实施,要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要做到向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技术水平的重大项目倾斜。必要的新建项目要提高技术起点,达到经济规模。现有企业的改造,重点放在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提高技术和经济效益上。要在突破基础产业/瓶颈0制约的同时,投资重点要向主导产业转移,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
缩小我国东西部差距的出发点不是抑制东部经济的发展,而是在保持东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发挥东西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将过去按东、中西部顺序安排投资和建设项目的/梯度推移0战略与在继续发展东部的同时加快发展中西部的/协调发展0战略相结合,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4、提高开放水平,促进结构优化
为了更好地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时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首先,要主动地使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围绕优化结构进行。其次,要自觉地把外商竞争的压力变为推动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动力。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竞争会更加激烈,面对严峻形势,应更加自觉地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再次,要提供必要的合理的国家保护,以利建立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合理的经济结构。扩大开放规模,提高开放水平,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面改变落后的局面,因而要运用发达国家采用过的,发展中国家必要的各种手段,把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与结构调整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程度,以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5、依靠高新技术,加速结构优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产业结构的演变影响巨大,面对当前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世界各国加速结构重组的趋势,我国必须以科技进步为基础,注重依靠高新技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首先,加快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其次,要为高新技术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三,要运用高新技术成果,改造传统产业,实现技术超越和结构优化。以科技进步为基础,充分发挥高新技术的领先作用,将有力地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尽快优化,为满足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出现的高层次需要,提供各种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6、大力发展知识经济
按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社会知识化水平和知识与技术的创新能力,在全国范围发展知识经济的条件不成熟,但在我国的某些地区,特别是以上海、广州为代表的沿海开放大中城市,发展知识经济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应发挥它们智力资源的潜在优势,大力发展知识经济。
要强化协调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积极支持生命科学技术产业,特别是要大力开发农业生命的科学技术与医药、保健生命科学技术。要重视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要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通过国家管理机构统一布局,组织攻关,发挥我国53个国家级和60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优势,选定综合开发项目,使之产业化,争取有所突破。大力推行品牌战略。品牌是一种知识产权,正是品牌的差异可能使拥有名牌的企业获得某种程度的市场垄断力量,取得比没有品牌产品高得多的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