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展经济学自创立以来,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由衰再兴、再度繁荣发展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从宏观理论研究向基于高质量微观数据实证研究的重要转变。梳理发展经济学思潮的演进历程,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为发展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模式。未来中国的进一步转型发展,将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新的试验空间。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轨迹; 中国特色经济学; 经济学门类;
Abstract：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economics, it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from failure to fill and prosperity. Since the late 1990 s,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s undergone an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from macro theoretical research to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high quality micro dat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by sorting out the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practi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vides a new empirical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search. The further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he future will provide a new experimental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
Keyword：development economics track;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s category;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不断变革,发展经济学作为独立的经济系分支学科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被创立以来,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由衰再兴、再深度发展的过程。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在1979年、1998年、2015年授予给刘易斯、舒尔茨、阿玛蒂亚·森和迪顿等发展经济学家。反映这一学科理论进展的文献集中汇集在《发展经济学手册》(1~5卷)(1988,1989,1995,2008,2010)之中。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呈现出若干发展新的趋势,许多新兴经济学分支和方法兴起,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制度发展经济学等新理论推动了发展经济学再度复兴。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发展内涵的不断丰富,发展经济学再一次进入新的繁荣发展阶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取得飞速发展,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处于不断创新中的中国经济学无论在基本理论分析框架还是在经济学分析范式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 在中国经济仍处于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梳理发展经济学思潮的演进历程,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为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模式,未来进一步转型发展,将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新的试验空间。
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为导向,专注于研究并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并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何启良、吴景超、谷春帆、伍启元,等等。只是此时中国大多数发展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
从国际领域看,对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者主要包括:威廉·吕彼克、保罗·罗森斯坦—罗丹、优格·斯塔利、K.曼德尔鲍姆,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落后国家工业化的问题,这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逐步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研究视野。此外,印度、拉美等学者对殖民地经济发展以及如何摆脱殖民统治的落后经济发展,提出了深刻的理论观点。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张培刚在1949年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则在西方主流经济研究范式下结合中国发展实际,首次系统地探讨了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并系统构架了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框架。他提出的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的观点,农业的五种贡献,工业化包含制造业的发展也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动态影响,外资外贸对于农业国的重要性,企业家技术创新对于发展的发动作用,以及制度既可发动又可限制发展等观点,成为后来蓬勃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
“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迫切需要尽快地发展经济,并对自身经济发展道路进行追求和探索。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这使得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更加便利,极大地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兴起。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发展经济学的演进与阶段性特征
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这段时期内形成的许多经济发展理论为后来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不能依赖市场价格机制对其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基于此,发展经济学家在这段时期内提出了许多具有长期影响力的发展理论:普雷维什和辛格的“普雷维什-辛格假说”、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钱纳里的“两缺口”理论等。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理论用古典学派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发展问题,并表现出追求宏大理论的倾向,因此在实际政策主张上,此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和“进口替代”,并着重突出计划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然这也带来了忽视人力资本、忽视对市场经济的培育、不重视农业发展以及轻视“出口鼓励”等弊端。
虽然这些强调政府干预的政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短期内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自70年代以来这些政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并在经济运行中遭遇了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并形成新古典主义复兴。其中,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农业经济理论首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物质资本和工业化、轻视人力资本和农业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实践进行了纠正;而科登、舒尔茨、克鲁格等人对计划化的理论和政策实践进行了纠正;阿罗、科斯、诺斯、阿尔钦、斯蒂格利茨、阿克洛夫、克鲁格曼等从不同角度对新古典的发展理论进行了完善和修正;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发展了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钱纳里对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完整阐述。总之,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主张保护个人利益、强调私有化的重要性;二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自由放任;三是主张经济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这些观点和主张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并且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尝试把贫困、教育、就业、社会分配等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问题纳入研究框架。
尽管发展经济学自身经历了不断修正和完善,但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重新遭遇一系列困惑。这一方面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发达和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并不因为新古典主义政策的实施而得以自动消除,经济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的过度推崇和出口导向的过分渲染,再加上金融体制的不发育,各种结构二元问题的长期存在,新古典主义的发展政策甚至在一些曾经取得相当成功的国家和地区也遭遇了失败的教训。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对发展经济学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范式并没有体现出自身的发展特色,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工作上滞后于发展实践(1),因此,他们怀疑发展经济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并认为发展经济学只能作为微观经济学应用的一个分支学科,赫尔希曼甚至在1980年认为发展经济学正在“自我毁灭”。因此,发展理论期待着一种新理论的创新。
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尽管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持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加入,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发展学说又趋于融合,发展经济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主要变化包括:
第一,在理论研究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不同学派之间出现了交融发展的趋势。如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骤然兴起,并表现出与发展研究相融合的趋势。其中,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知识和人力资本纳入增长理论的框架,构建了具有收益递增和知识外溢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以诺曼、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摆脱了传统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他们在新贸易理论中引入产业组织,强调专业化优势的收益递增是贸易的驱动力。此外,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经斯蒂格利茨等学者的发展也被运用于发展研究。
第二,对发展含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开始赋予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同的内涵,使经济发展内涵更加丰富:除经济总量增长外,经济发展还涉及经济结构的改善(包括但不限于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等)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但不限于福利改善、营养、健康、教育、生态环境等)等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年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则全面地度量经济发展。因此,治理贫困、追求公平、以人为本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成为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制定的共识。
第三,从全球角度和新技术革命的角度考虑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加上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各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变),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经济学家探讨了涉及信息技术革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金融风暴在地区间的扩散等在内的影响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议题。
第四,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崛起并广泛引入发展领域,从而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以奥斯特罗姆等发展经济学家继承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强调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发展经济学探索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供了全新视角。
第五,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革新,建立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要求的新型发展经济学。张培刚主张,要扩大研究对象、改进研究方法,不仅要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共性,还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其个性,尤其要加强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并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索源,将经济因素与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相结合。
三、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
最近十余年,发展经济学在宏观发展经济学家(聚焦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财政和宏观政策)和微观发展经济学家(研究小额贷款、教育、健康以及其他社会项目)之间处于割裂的状态,并且两个阵营间方法论的差异在随机评估革命下更加突出,但Rodrik认为宏观发展经济学和微观发展经济学在政策思维上有实质性的融合,并且需要从明确的理论框架筛选证据或者明确我们所需要寻找的证据。[2] 宏观-微观在政策思维上的趋同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使发展经济学取得一系列新的突破,正如Rodrik&Rosenzweig在《发展经济学手册(第5卷)》中把政策领域的相关研究作为该手册的关键主题[3] ,基于政策导向的研究成为发展经济学新特征,经济发展已经是近年来在经济学中最具活力的领域。这里从以下方面梳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
(一)实证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引起的争论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从宏观理论研究向基于高质量微观数据实证研究的重要转变。从历届克拉克奖获得者的研究领域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重要转变:1995年前的获奖者中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学者多于实证研究的学者,而1995年至今的获奖者中从事实证研究的经济学家远多于纯理论经济学家。这一方面得益于Angus Deaton在1997年的著作《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分析方法》作为发展中国家(地区)家庭调查领域的标准参考,推动了全球范围内高质量微观数据库的建立;另一方面得益于工具变量法(IV)、自然实验方法(natural experiment)、双重差分(DID)、匹配(matching)、随机对照实验方法等微观计量方法,被David E.Card,Alan Krueger,Joshua Angrist,Esther Duflo,Daron Acemoglu等发展经济学家广泛地应用于微观实证分析。
实证微观研究在内容上更趋于具体化,发展经济学家就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教育、健康、劳动、人口流动、金融、政策影响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Angrist对教育投入的回报率、教学激励措施实施效果等涉及教育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Duflo利用实验方法对健康、教育以及农村小额信贷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同时,其研究视角也扩展到社会、法律、文化、制度等非经济领域,如Matthew O.Jackson等学者开始致力于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于经济学,研究社会关系与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Ryan Decker,Thomas Asterbro等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影响[4][5] ;Acemoglu等人极具影响的论文则推动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方面的新研究。[6]
微观实证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实验方法的发展,也引发了发展经济学研究是需要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的讨论。Dilip Mookherjee(2005)认为当前的发展前沿中理论研究太少,仍有许多重要和有趣的理论问题等待被解决,如对行为模型中替换掉理性这一传统假设以及偏好的内生演进对发展中许多关键政策问题的影响的探索才刚刚开始,而实验评估应该作为检验理论的工具而不是度量特定政策干预的影响。Pranab Bardhan(2005)也认为当前对于实证分析的关注不能让我们对产生特定结果背后的机制有更深的了解,在理论研究方面仍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探索,如对要素市场不完全和社会规范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如何随着人口和技术环境的改变知之甚少。Ravi Kanbur(2005)则认为理论与实证的平衡正在进行当中,没有必要担心理论太少还是实证太多。发展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当前经济学仍坚持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下来研究个人行为以及在政策制定上使用过于简单的经济分析方法,这不是纯理论和实证的问题,但它们是整个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
(二)政策评估与随机对照实验的运用
政策评估是了解什么政策起作用,什么不起作用以及作用机制的方法。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政策评估(policy evaluation)和项目评估(program evaluation)在实证发展经济学(empir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里并不普遍,这些研究所感兴趣的是对家庭模型“基本参数”的估计,如食品的消费支出弹性、农业生产函数,等等。对贫困陷阱和政府作用方面的理论研究、新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使得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对政府角色本身的作用感兴趣,这些研究带来了关注焦点的转变。同时,得益于劳动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在项目评估的实证方法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以及发展中国家更优质和更大规模数据(人口普查、微观调查数据等等)的可得性,增加了政策评估的可行性。[7] 受劳动经济学的启发,发展经济学家最初用“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来回顾性地研究已有的发展政策,如Chattopadhyay&Duflo在2004年研究了印度20世纪90年代末的女性政治预留政策对女性政治参与的影响。[8] 早期的政策评估主要有两个目标:评估一项实际(大且重要的)政策和解释某种理论。与此同时,随机对照实验也开始被运用于政策评估。Kremer在肯尼亚的学校项目和墨西哥政府的PROGRESA项目开创了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s)用于政策评估的先河。这些早期的评估让发展经济学家意识到直觉和政策对什么样的政策可能会起作用并没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导,因此政策评估对于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相较于政策评估对“自然实验”较为严苛的要求(1),随机对照实验由于能够对单一因素或某几个因素的组合进行实验,在政策评估方面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其核心思想在于:把参与者随机地分配到控制组和处理组,从而能够得到统计意义上相等的比较组,进而消除选择性偏误,因此通过比较不同组别的平均结果就能准确地(无偏)得到某一干预、政策或项目的处理效应。[9] 早期的随机对照实验只是对教材、额外的教师、教师激励等相对简单的人力资本政策进行评估。但随着研究的不断加深,随机对照实验的研究领域和内容更加丰富:以更丰富的方法被用于设计产生检验理论或假设,如Duflo,Dupas&Kremer利用给学生随机分组的实验评估了同群效应这一在自然发生的情况下很难被评估的效应[10] ;发展经济学家开始与政府部门一起大范围地评估有意义的政策并阐明一些有趣的经济问题,如Duflo,Greenstone,Pande&Ryan与印度古吉拉特邦政府一起改革现有环境计划并考察了引入第三方审计的影响。[11] 此外,在大规模的环境下实施自然实验和RCTs方法的尝试也在进行。
与此同时,DID、倾向匹配等非实验方法也被广泛地用于模仿社会实验,从而当社会实验不可行时,通过构建处理组和控制组来模拟用于评估的反事实[12] ,从而使得在更大范围里对政策进行评估变成可能,将更有利于发展经济学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三)贫困理论的新发展
一直以来,贫困问题都是全世界所瞩目的研究领域,也是发展中国家最为重要的发展问题之一,而消除贫困理所当然是发展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发展经济学家而言。随着经济发展内涵的不断丰富,早期狭隘的收入贫困理论无法对贫困和不平等收入之外的因素作出解释,因此贫困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深化,即从单一的收入贫困视角逐步转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维视角。多维贫困理论是建立在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概念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贫困不仅是收入低下,而且是基本可行能力(包括健康、教育、文化等)被剥夺的结果。由于“能力贫困”比“收入贫困”具有更宽泛的内涵和更高层次的视角,对现实世界的真实贫困具有更好的解释力,因而逐渐占据了发展的中心舞台。此外,剥夺、脆弱性、社会排斥以及无发言权等为内涵的权利贫困则是对能力贫困理论的进一步丰富。至此,贫困内涵完成了从单一的收入视角到包含多维视角的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的转变,从最初的生活需求的不足到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多维贫困,体现了贫困内涵的动态性和多维性。
随着贫困内涵向多维化演进,贫困测度的方法也从最初的单维测度向多维测度演进,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则从早期的S指数、SST指数发展到A-F多维指数和MPI指数,这些建立在多维贫困理论基础上的多维指数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当下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
在贫困内涵不断深化、丰富的同时,随着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以及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贫困陷阱研究再掀高潮。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寻求贫困陷阱产生的微观基础及其作用机制,验证贫困陷阱的存在性,探讨摆脱贫困陷阱的路径。相关研究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最新进展:一是贫困陷阱类型更加丰富。形成因素被扩展到自然资源、教育文化、政治制度、犯罪腐败、地理环境、疾病灾害等。如2006年和2012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分别以“公平与发展”和“性别平等与发展”为主体,探讨了经济社会不平等与贫困陷阱的关系。二是形成机制更加多样。从微观角度建立贫困陷阱形成的各种机制,例如门槛效应、邻里效应和制度失灵等。三是注重实证检验分析。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贫困陷阱作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分析,得出的结论更具有指导性和说服力。
(四)增长与发展的融合
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本质上是同一进程中的一部分,本应该被放在一起研究,但是传统上经济学家把它们当作两个不同的学科对待。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扩展了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视角,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结构正逐渐接近增长理论建立模型时所暗含的假设,因此将增长理论融入到发展经济学中去是可行的,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呈现出融合发展态势。
John Laitner(2000)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上升,经济增长率也随之发生变化。而Acemoglu则在其著作“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中论述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发展情况。他采用一个有用的理论观点来探讨这一问题:考虑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发生的结构转变,其中包括库兹涅茨强调的结构变化和不发达经济体接近其效率前沿,然后,这种结构转型最终使经济走向均衡增长的邻近地区。在这种理论观点下,他认为可以开发统一的模型来解释在发展早期阶段的结构变化和由后期阶段近似平衡增长行为。沿着这个方向,他聚焦把内生增长模型与转型过程中不同的部分相融合,例如金融发展、人口变迁、城市化、市场失灵以及前沿经济体与技术追赶者的差异,等等。[13] 这为未来产生统一的增长和发展理论,提供了研究可能的途径。
虽然发展经济学家对增长与融合作出了新的尝试,但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并且对于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考虑还不完全,因此新增长理论还必须以其严谨的模型与研究范式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结构性特征,以改造和完善发展经济学。将发展经济学改造成新发展经济学,还需要在模型中考虑:发展中国家是如何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人口转变与对健康和营养的投资是怎样进行的?自然资源的制约是怎样诱发新的技术以维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怎样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将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模型里体现出来?在模型中怎样刻画制度的变迁?等等。
(五)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长期跨国经济增长差异的解释在于以下几方面:各国物质资本的差异、人力资本差异、技术差异、市场。Acemoglu认为这些因素都是近似原因(proximate causes),需要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各国会存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的不同,即这些差异来源的更根本性原因,而导致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有四种假说:运气、地理、文化以及制度。而运气假说和地理假说在Acemoglu看来虽然能够影响近似原因,但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文化是影响个人经济行为的信念、价值观和偏好。文化可以通过两个主要渠道影响经济结果:一方面,它可以影响个人对今天不同活动或消费与明天消费的权衡。通过这个渠道,文化将影响社会的职业选择、市场结构、储蓄率和他们积累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意愿。另一方面,文化可能影响个人之间的合作程度,合作和信任往往是社会中生产活动的重要基础,但是基于文化的经济增长理论面临两个挑战:一是难以度量文化,二是无法用文化解释一些增长奇迹。[13]
Acemoglu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如产权的执行、法律体系、腐败、进入壁垒、对政客和政治精英的限制等,并利用欧洲殖民的“自然实验”证明了制度差异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在于:制度形成激励并决定资源分配,从而带来不同群体选择上的冲突,并最终被具有更大政治力量的群体所选择。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反过来又由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决定。当政治制度将权力分配给对广泛的产权执行感兴趣的群体,并对权力持有者形成有效的限制,以及权力持有者获得的租金相对较少时,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制度便会出现,进而对经济行为者形成激励和约束,并影响经济结果。经济结果在不断积累中影响资源分配及社会资源的最终分配,这一过程持续循环地发生作用,进而推动经济发展。[15]
总之,关于制度、文化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
(六)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
在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发展中国家成功的政策实践,尤其是东亚奇迹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验教训,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提出了一个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可持续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16] ,认为经济发展是持续的工业升级进程和结构转型的过程。该理论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强调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经济最优结构不同,产业、制度、金融结构也不相同;三是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配置作用,而政府在结构的转变和升级过程中,要发挥因势利导的积极性。政策建议方面,在主张市场经济的同时强调有为政府,并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必要工具。
Paul Krugman结合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中关于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的理论发展,将空间区位理论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同时引入运输成本来考察产业的空间集聚、城市间的区域经济体系以及国际贸易等问题,并建立“中心-外围”模型从产业集聚的视角解释了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的形成机理。[17] 随着Fujita,Brakman,Baldwin等学者进一步将企业异质性和市场进入成本等内容引入新经济地理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逐步完善并趋于成熟。[18][19] 新经济地理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区域内产业集聚、城市化发展等具有空间属性的经济现象,并解决了全球性的产业扩散、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等传统理论无法解决的难题。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以及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应该以何种方法参与国际分工、如何正确认识国家内产业发展的变化等问题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显示意义。
(七)后危机时代对宏观经济的反思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得到广泛认可。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没有对危机作出前瞻判断并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更多学者开始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提出质疑和反思,特别是Solow,Caballero等宏观经济学家对当前主流的宏观经济模型和方法提出了质疑,而Lucas,Krugman等学者则对质疑予以了回应。对宏观经济学的争论促进了学者对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反思,Kose et al.(2010)认为金融部门发展、制度质量和贸易开放度有助于获得全球化的好处,但金融一体化的好处可能不是直接以更大的投资和更好的风险分担的形式出现,而是间接地以“抵押”利益的形式出现:改善宏观经济纪律、发展国内金融部门等。[20] Yeyati&Sturzenegger(2010)强调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在塑造政府在货币和汇率政策方面的选择中的作用,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仅影响关键的名义变量,而且也影响实际结果,如产出波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21] 此外,它们也影响了许多其他只与货币问题松散相关的变量,如货币稳定性可能促进贸易,或增加金融脆弱性。并且,替代政策的利弊取决于国家背景和不断变化的全球背景。
四、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与未来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需要经济发展理论的指导,并且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指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了西方学者的发展理论和政策主张,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西方发展经济学所出现的工业化战略转向和新自主主义思想的盛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主要包括:第一,从过分强调计划化和国家干预转向更为重视市场机制和市场制度的作用。中国实施市场化取向改革,充分调动了经济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挖掘了民间与日俱增的消费和投资潜能,推动了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第二,由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片面工业化转向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全面工业化。中国逐步深化对农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通过农业产业化、乡村工业化、城市一体化、新农村运动等战略实施,加快改造二元经济结构。第三,由强调采取进口替代和贸易保护的内向型工业化转向十分重视外贸、外资作用乃至主张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外向型工业化。中国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外部资源,通过技术学习、制度模仿、产业联系和市场扩张,努力实现经济追赶和快速发展。第四,由单纯重视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的原始增长型工业化转向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作用的内生增长的工业化。过去曾流行一种观点,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物质资本的稀缺,因此物质资本积累和要素的充分投入是工业化的关键。近来,中国也意识到人力资本的形成,对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开始重视技术引进、技术学习模仿和技术开发,实现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化进程。第五,由单纯追求经济本身的增长转向重视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之间协调和谐的可持续增长。中国意识到过去经济发展中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导致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这将制约中国经济深化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成为发展的主题。第六,迎接新的信息化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新型工业化浪潮。一方面继续奉行既定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使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转化为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这也是传统意义上工业化;另一方面以信息化赋予传统工业化崭新的内容和现代含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尽管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较大成功并不符合西方的标准模式,正统的西方主流发展理论并没有为中国转型发展提供完整且准确的解答。因此西方有学者把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博大精深,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22]
即使如此,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社会仍在不断发展,经济正处于加速转型发展阶段。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并正处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告别低成本、国际环境发生变化、资源环境约束趋近的新形势,也面临经济结构失衡、长期动力偏弱、自主创新不足、产能过剩、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三农”问题凸显、收入不平等和城市差距扩大等突出问题,“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化解困难重重,因此,转型发展亟待加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总的来说,创新发展主要解决的是长期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协调发展主要解决的是经济结构发展失衡问题;绿色发展主要解决的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的问题;开放发展主要解决的是全球化调整加剧的问题;共享发展主要解决的是收入不平等和城市差距扩大的问题。
毫无疑问,“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但面对当下存在的问题,中国经济理论界在一些发展战略制定上出现了一些分歧。例如,伴随着农业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发展,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选择?是消费主导还是投资主导?是继续重视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是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还是建构自身产业体系?是工业化主导还是城市化主导?“稳增长”和“调结构”如何调整优先顺序?如何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收入分配如何伴随经济发展不断改善?面对人口红利不断减少、成本不断上升,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等。事实上,要解决这些问题,从现存的西方主流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体系中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观察、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家创新发展理论、构建新的发展经济学体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和探索空间。一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增长;另一方面,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创新和发展。最近,中国已启动新一轮改革,为新形势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可以期待的是:经过若干年努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炼理论,形成新型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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