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绿色能源产业建设现状与驱动因素(5)

　　斯坦福大学将绿色能源革命从学术化转向产业化，在绿色能源科技研发方面成效显着。2003年创立的斯坦福大学全球气候与能源项目 （GlobalClimateandEnergyProject,GCEP），最初分别以启动资金的20%和11%用于低成本太阳能光伏系统和燃料电池系统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19].斯坦福研究院还孵化了包括PolyFuel在内的众多着名清洁能源公司，成功推动绿色能源科技的市场化应用（见表2）。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了能源和气候研究协调机构---能源和气候研究所，启动CalEnergyCorps项目、创新种子基金和Philomathia能源与环境论坛等计划，试图寻求全球能源与气候双赢解决方案和政策规划，被美国能源部选为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主导机构。
　　
　　位于伯克利市后山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BerkeleyNationalLaboratory）隶属于美国能源部，该实验室自1970年石油危机以来，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新材料和新生物技术研究，是世界能源创新领导者。近年来，该实验室在生物燃料、能源储存及碳捕获与封存等新能源技术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劳伦斯实验 室 下 属 的 太 阳 能 研 究 中 心 （SolarEnergyReGsearchCenter,SERC），致力于在太阳能燃料发电机、燃料电池、建筑节能、智能电网等领域进行研发和创新，其成果为硅谷绿色能源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3.4风险资本。
　　
　　近现代以来，世界上任何一次经济重组都离不开巨大的资本支撑。新一轮绿色能源经济将颠覆性地影响当前人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清洁科技和智能电网等领域，涉及到各行业产业链所有关键环节的研发、新建和改造。因此，庞大的风险资本是绿色能源经济各领域研发、创新的基础保障。
　　
　　硅谷具有丰富的风险资本来源，也具有完备成熟的风险资本投资机制。硅谷的沙山路被称为美国西海岸华尔街，汇集着众多风险资本投资公司，其 中 以KPCB（KleinerPerkinsCaufield & Byers）最 为 着 名。KPCB创建于1972年，与红杉资本（SequoiaCapital）并称为全球创业投资界的双子星座。该公司把握着美国科技创新投资的脉搏，成功引领了历次人类科技创新和生产力革命：1980年代资助计算机巨头；世纪之交，投资互联网巨头谷歌；2008年5月，率先发起5亿美元的绿色成长基金（GreenGrowthFund）资助绿色科技，在全球范围内大举投资绿色能源和绿色环保科技项目。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被低迷、悲观的气氛笼罩，而硅谷由于实施了绿色能源经济战略使其区域经济表现一枝独秀，成为诸如KPCB等全球风险投资巨头追逐的新宠。硅谷利用充足的风投资本，不仅很快摆脱了自身困境，还借机迅速以绿色能源概念实现经济和产业重组，引导众多全球风险资本向环保技术和新能源领域集聚，引领全美乃至全球绿色能源经济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绿色能源经济的启航和腾飞。
　　
　　4结论与启示。
　　
　　在当今环境、能源和经济三重危机的全球发展大背景下，硅谷率先发起绿色能源经济革命，通过政府引导、巨头企业带动、高校和科研机构技术支撑以及风险资本助力，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电动汽车产业、智能电网和清洁技术领域引领全球经济模式转型升级，成效斐然、地位突出，对中国新一轮绿色能源经济发展有以下重要启示：
　　
　　（1）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重点创新绿色智造产业政策，打造升级版“中国智造”.“工业4.0”时代背景下的绿色智造产业是绿色能源经济发展的主体。美国政府集中专项资金致力于绿色智能制造相关行业，加州政府实施百万太阳能屋顶计划鼓励居民安装太阳能，圣何塞政府提出了可行的15年规划，为硅谷绿色能源经济腾飞提供了诸多政策保障。相比之下，中国目前虽然出台了绿色智造产业政策法规，但现实中存在不够细化、可操作性差、有效性不足、落实不到位等具体问题。鉴于此，应重点突破可再生能源产业、电动汽车产业、智能电网和清洁科技等领域的产业引导政策；及时调整创新性绿色智造产业政策，保证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建立长效反馈和监督机制，保障政策落实到位等，从而有效提升中国绿色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2）加快培育行业龙头企业，打造“龙头+龙头”企业创新战略联盟。龙头企业在绿色能源经济中发挥着创新示范和创新引擎的巨大作用。在硅谷，谷歌倡导绿色理念、打造节能高效的大数据中心、投资绿色能源产业；特斯拉专注研发电动力汽车、新型电池，布局充电桩等绿色基础设施；思科携手杜克能源和IBM,研发和部署绿色能源产品。巨头企业共同行动，汇聚成为绿色能源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中国缺乏像谷歌、特斯拉和思科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IT业和智造产业巨头，且各行业各企业间缺乏创新合作意识。因此，根据中国国情，积极培养中小型企业势必成为中国当前发展绿色能源经济的重要抓手。针对中小型企业实际，量体裁衣为其打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瞄准培育未来龙头企业的发展目标，激发中小企业在绿色能源产业中的创新活力。另外，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探索互联网企业与能源企业的跨界融合，打造“龙头+龙头”企业创新战略联盟，实现强强联合、功能互补，是我国绿色能源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经之路。
　　
　　（3）完善风险资本市场，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导向型市场化综合PPP模式。硅谷完善和发达的风险资本市场是其在本轮绿色能源经济发展中的强大资本保障。正是由于KPCB、谷歌等风投巨头和信息巨头大力支持，使得Sunpower、Esolar等众多绿色能源新创公司获得充足的资金，从而得到发展壮大的机会。绿色能源新创公司所需的风险资本市场在中国尚未发育成熟，中国大量绿色能源新创公司的培育只能通过社会资本与政府合作方式，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辅之以并不稳定的风险资本市场，逐渐形成具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共赢”PPP模式，以弥补中国绿色能源经济发展中的资本需求问题，继而将PPP模式引入智能电网和电动汽车产业等绿色能源经济领域，通过前瞻性政策引领，发挥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探索出实现政企两元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模式，进而促进绿色能源经济发展。
　　
　　（4）继续着力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硅谷模式”一直是企业、大学和科研院长期密切合作的结晶。这一轮绿色能源经济依旧沿袭产学研合作体系，三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紧密合作，为绿色能源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为启动绿色能源经济战略，斯坦福大学成立了斯坦福研究院，为PolyFuel等绿色能源新创公司提供技术支撑；施乐帕克研究中心孕育了索福克斯等新创公司；思科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开发了“个人旅行助理”等绿色节能装置。这些成果都是通过产学研协同合作体系创新平台实现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当前，我国大学及科研机构每年取得高达6000-8000项科研成果，其中实现市场化、产业化的不足1/10[20],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是当前我国产学研创新合作体系的薄弱环节。因此，应将企业关注最核心的能源问题，置于新一轮绿色经济创新合作的焦点位子，围绕绿色能源产业技术创新等关键方面，激发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积极性，提高绿色科技成果转化可能性和效率，从而抢占全球新一轮绿色能源经济发展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