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士大夫司法程序理论与实践中的正义意识(3)

　　周敦颐在《通书·刑》中指出”: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程颐认为慎刑的主要手段是明察用刑：”明辨，察狱之本也。……狱者所以究治察情伪，得其情则知为间之道，然后可以设防与致刑也。“[14]（P149）南宋士大夫在唐、北宋司法制度基础上，更加关注诉讼程序中审慎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朱熹说”:狱讼，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犹恐有误也。“[10]（P3553）”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在断狱时，要仔细思量，唯恐哪里出错，且不应长时间久拖不决造成长时间的留狱。宋慈指出”,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7]（P1）案情勘验结论的错误常常源于微小的偏差，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因此，需要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治狱的过程。
　　
　　宋王朝为防止官员在审判中”偏听独任之失“,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鞫谳分司“制度，即审理与判决分司负责，各司其局，互不通同。同时又推行集体审判”聚录“制度，主审官员拟判之后，需经过本级官府有审判、检法、证据认定职责的官员集体审核，均满意后，签署画押，其中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若有可疑等事，集众较量断去“,[10]（P3463-3464）以合议的诉讼形式提高审判的效率，也防止长吏的偏私专断。汪应辰则主张设置更多的慎刑机关以达到慎刑的目的，”国家慎重用刑，是以参酌古制，并建官师，在京之狱曰开封，曰御史，又置纠察司以讥其失。“[15]（P2890）可仿古设置御史与纠察司，负责对案件的再查与复核。
　　
　　（四）严明审理时限提高司法效率
　　
　　程序正义对程序法律行为提出了时序性的要求，以明确的时间及时终结案件，保证司法过程中应有的效率原则，正义的要求强调结果的”合理时间“,充分保障当事人抗衡司法懈怠的正当程序要求。因此审理时限的确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为及时查明，收集证据，减少影响案件公正性的因素，加之宋代实行证人拘押在官府制度，为节约司法成本，也需要及早结案。为防止诉讼久拖不决，宋朝对民事案件的词诉结绝时限有明确规定。孝宗时规定，州县半年内未结绝者，即可上诉。朱熹强烈反对官吏为追求政绩”止讼“而采取拖延方式，指出”: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曲直向前，只不理会，庶几民自不来，以此为止讼之道，民有冤抑，无处伸处，只得忍竭，便有讼者，半年周岁不见消息，不得了决，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无讼之可听。“[10]（P3521）主张诉讼应当”严立程限“,要求明确案件审理要”依先后资次，排日结绝“,”轻者早得决谴释放，重者不至仓卒枉滥“[3]（P744）朱熹曾发布《约束榜》，以地方文告形式对诉讼程序时限作出解释，明确一审”自截日为始，应诸县有人户已诉未获，盗贼限一月，斗殴折伤连保辜通五十日，婚田之类限二月须管结绝“”,若经本州岛一月未满，状词亦不许再行“,”若县道违期不经结绝，方许人户陈诉“.严厉查处违期审案，”先待追承行人勘断，再立限驱催，其县道又不了绝，致人户再有词讼，定追押录科断外“,[3]（P4630-4631）甚至对于诉状的送达、拘捕时日以及展期次数天数都有明确的规定。
　　
　　朱熹知南康军及漳州时，就做到了”一日词诉，一日着到，合是第九日亦词讼，某便罢了此日词讼，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内有未了者，一齐都要了“[10]（P3473）这种思想影响了朝廷立法。
　　
　　宁宗庆元年间规定，简单民事诉讼，当日结绝；需要证人证言的，县衙限五日审结，州限十日，监司限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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