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早于现代儿童文学创作，对儿童的关注自然会延伸到如何培养、保护与教育儿童身上，而儿童文学则被视为伴随儿童身心健康成长，适宜他们身心发展与实际阅读需求的重要精神养料。“五四”儿童文学理论的探讨涵盖了儿童文学本体论、儿童文学体裁论、儿童文学创作论、儿童文学发生论、儿童文学思潮论等等各个不同的领域。“五四”儿童文学的理论探索从童话入手，“五四”前后关于童话的讨论也占据了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半壁江山。1913 年，周作人先生就撰写了文章《童话研究》，虽然这里的“童话”其具体指涉包括了传说、神话、民间故事等体裁的文学作品，但作者所提到的“依人类学法研究童话，其用在探讨民俗”,“童话之用，见于教育者，为能长养儿童之想象，日即繁复，干瘦之力亦益聪疾，使在后日能欣赏艺文，即以此为之始基”[24].等前瞻观点在当下看来依然具有很强的阐释功能。周作人利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资源，分析了童话与原人世说（ saga）之间的关联，并认识到原人与儿童心智上的相似性，他指出“童话者，幼稚时代之文学”[25].周作人同时提出“中国童话”的概念，认为“中国童话自昔有之”.之所以周作人有这样的设想，大致是因为在此期间他尚未明确地将童话、神话、民间传说与故事相分离的缘故，在“中国童话”的研究上，周作人搜集整理了中国传统民间童话资源，如《吴洞》《蛇郎》等。在另一篇文章《童话略论》中，周作人进一步地阐释了童话概念的边界及内涵，指出“童话者，原人之文学，亦即儿童之文学”,“凡童话适用，以幼儿期为最”[26].同时，作者认为好的童话应具备“优美、新奇、单纯、匀齐”等特点，并较为明确地区分了民间童话与作家童话（ 在文章中对应周作人提出的“民族童话”与“人为童话”） 的差别。周作人的童话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赵景深、叶圣陶等五四涌现出的第一批热衷于童话理论与创作的实践者。
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要属周作人 1920 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儿童的文学》，这篇文章最初是周作人先生在孔德学校的一篇演讲，《儿童的文学》可以看作是周作人《人的文学》文章的呼应与生发。在发现灵肉一体的人，呼唤书写“人生诸问题”的人的文学后，被遮蔽的儿童自然会成为“人的文学”的关注焦点。周作人指出儿童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尊重”.不仅如此，“我们又知道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所以，儿童的文学要“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兴味； 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 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27]
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依据儿童年龄、心智的差别，划分指导儿童的文学阅读，分为“幼儿前期”（ 幼年期） 、“幼儿后期”（ 童年期） 、“少年期”三个层次[28],周作人依据不同的年龄阶段，给儿童读者推荐不同的儿童文学体裁与品种。这样的划分可以看做是当下时兴的“分级阅读”,儿童文学三大层次理念的理论来源，是这些理论的最初雏形。周作人对儿童文学儿童性与文学性的探寻，借助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儿童学所发展生成的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建设。
叶圣陶 1921 年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文艺谈》，其中对于儿童文艺的讨论占据了一定的篇幅，叶圣陶儿童文学的构想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在内容与精神实质上存在着交叠与呼应。例如，叶圣陶认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应“对准儿童内发的感情而为之响应”[29],同时，叶圣陶也认为儿童文学最应具备的质素是“想象”与“感情”.叶圣陶在理论上支持与拥护“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念，虽然在后期的创作实践中，叶圣陶的部分儿童小说与童话作品渐渐偏离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文学创作思想，越来越融入主流的文学话语之中，但在早期的叶圣陶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以及叶圣陶中后期的儿童文学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史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叶圣陶是儿童本位理念的积极拥趸者和发展者。不同于周作人先生利用国外先进的人类学、儿童学资源进行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融化建设，叶圣陶更多的是从自身实际的儿童教育经验入手，分析儿童对于文学的内在需求。叶圣陶通过教学实验与教育经验，以及自身对儿童的熟悉，认识到儿童“对于文艺、文艺的灵魂---感情---极热望地要求”,通过观察，知道“儿童与幼小时候就陶醉于想象的世界，一事一物都认为有内在的生命，和自己有紧密的关联的”[30].叶圣陶重视儿童文艺作品对情感与智力发展的影响，认为“古典主义的，传道统的，或是山林隐逸、叹老嗟贫的文艺品”并不适合儿童的阅读，叶圣陶指出，好的儿童文艺作品不仅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想象”,并且儿童在这样的文学熏陶下，“能得到更高的创作力”[31].“五四”儿童文学的理论探讨涵盖了童话、儿歌、寓言、小说、故事等主要体裁，涉及了儿童文学本体论、发生论、创作论、作家论等多种理论层次和类别，而儿童文学接受主体不同层次的划分、儿童文学审美特质的阐释、儿童文学教育应用的探讨、儿童文学的社会功能等理论的阐发，是当下儿童文学审美层次论、儿童文学阅读分级论、儿童文学教育学等儿童文学的理论雏形，现在看来依然具有可借鉴的价值。儿童的发现是人的发现这一历史命题的进一步发展，“只有成人相信儿童在某些方面与成人不一样，需要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儿童文学才能够存在”[32].但“儿童的文学”却与“人的文学”的理论建设---它们的阐释对象、重点及方向、内涵却存在着诸多差异。“人的文学”大体上是以书写“普遍人生”的“血与泪”的“人道主义文学”,而“儿童的文学”理论建构上却是以儿童为本位、为中心，尊重儿童，响应儿童内在的情感与心理需求，兼具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儿童”的“文学”.
三、创作的实践： 五四---关于“儿童”的文化想象
现代儿童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主流的现代文学的思潮、体制、话语紧密相连，早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建设者也多为新文学运动中卓有建树的作家。但不能因为新文学特别是问题小说中有儿童形象，就把它认定为儿童文学。我们很难将鲁迅的《狂人日记》《明天》《药》、冰心的《最后的安息》《庄鸿的姊姊》、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卢隐的《两个小学生》、王统照的《湖畔儿语》归于真正的儿童文学范畴，在这些小说中，作家寄希望于读者从夭亡或迫害的儿童生命里看到传统社会对人的戕害与漠视，也试图从儿童的悲惨命运中唤醒冷漠众生对于个体生命及儿童命运的重视。如果不将带有儿童形象的成人文学作品，例如鲁迅的批判小说，冰心、王统照、卢隐等的问题小说包括在儿童文学范畴内，真正具有明显儿童意味、情感、语言，儿童化叙事方式的儿童文学作品诞生要晚于以儿童形象承载社会问题的新文学初期“为人生”的小说创作。
郑振铎先生在 1922 年创办了现代中国第一本以刊登儿童文学为主的文艺期刊《儿童世界》杂志，除吸收文学研究会成员如叶圣陶、许地山、严既澄、胡怀琛等的儿童文学来稿，展示儿童自己的创作也是杂志二十多年发展历程中的固定内容。在《〈儿童世界〉宣言》中，郑振铎指出小学教育“被动的，不是自动的”的弊端，郑振铎所编辑的《儿童世界》杂志，进一步实践与发展了五四以来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念，并前瞻地实践了“分级阅读”、“微童话”与“图画故事”等现代儿童文学的体裁与品种。《儿童世界》杂志对早期原创儿歌、儿童诗与儿童童话有重要贡献。所发表的儿童诗如顾颉刚的《吃果果》、严既澄的《早晨》、胡怀琛的《大人国》与《小人国》等塑造了纯洁、生动的儿童形象，展现了天真、快乐的儿童情趣。在童话方面，叶圣陶早期发表在《儿童世界》的短篇童话如《小白船》借助天真无忧的男孩女孩之口，表达了儿童纯洁而又真挚的情感。早期儿童文学创作粗疏、简单，模仿痕迹重，这一现象直到叶圣陶先生 1923 年的童话集《稻草人》的出版才得以扭转，童话集《稻草人》中的全部 23 篇童话最初都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儿童世界》杂志上。“叶圣陶和鲁迅，也和冰心一样有着共同的儿童的眼光，这种能力不仅使他们能够观察儿童，将之化为文学素材，而且还能够从儿童的眼光去唤醒过去，看到未来。”
1单纯而光鲜、富于幻想的儿童形象在叶圣陶早期的儿童小说中也比较多见，在其短篇小说《一课》《阿菊》中都有体现，饱有童心与幻想的儿童形象贴近实际儿童的心理与生活，但如《小白船》《伊和他》等沿着爱与美的路线创作的作品不久就在叶圣陶的笔下逐渐弃绝。真实的人生、悲剧的社会很快粉碎了叶圣陶的诗意想象，于现实中警醒，从尊重儿童、理解儿童到左右儿童对社会情势的认识，早期儿童文学作家们试图用文字给儿童建构一个真实的成人世界。
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和冰心的散文《寄小读者》一向被认为是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标志性作品，而其成人视角与儿童本位之间出现的错位也曾一再地被讨论。
①冰心的散文《寄小读者》最初连载于《晨报副刊》，冰心在《寄小读者》中，把“想象儿童”的浪漫心理发挥到了极致，作者虚构了一个消除等级差别的平等对话的接受主体---小读者，这被一些学者看成是在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对民主、平等理念的文学践行。《寄小读者》内容融合了古代清新雅致的诗意传统与现代简洁洗练的白话表达，具有一定的陌生化的效果，但其所建构的童心世界，在具体接受上所指向的并不像是儿童读者，童心与母爱可以看作是作者逃遁现实困苦的一个诗意栖居地，冰心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曾指出这些创作所暗含的成人立场所导致的作品不成功。但在儿童文学文体形式与语言的创造上，冰心功不可没，《寄小读者》采用书信体的文学体式，用清丽温柔、细腻洗练的东方笔触，试图去承载西方基督教精神，冰心将它凝萃为爱的哲学。《寄小读者》的风格既不同于冰心以往问题小说对社会沉疴的严肃审视与深度批判，也异于其他同时代作家笔下所展现出的对民族国家命运的高度关注，冰心的这些散文对自我内心的探寻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承继，与五四文学的主流话语存在着某种疏离，而这种疏离与承继，值得再做进一步的研究。而逃遁现实、向往童心，力图在童年经验与对童年王国的回忆中去寻找慰藉，抚慰心灵，以逃脱与现实世界的隔膜与错位，是“五四”之后一些老有童心的中国文人的集体选择。
在其他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上，赵景深的童话如《纸花》《一片槐叶》、黎锦晖的《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作品都是秉持着“童心主义”,自觉且较为成熟的儿童文学创作，文本注意到了儿童化的改造，具有较高的艺术品质。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在一次次破与立的冲突纠葛中，寻找着现实的出路。在启蒙先驱发现自我、寻找自我继而发现儿童、影响儿童的时候，以坚定的立场清除传统礼教为主的文言读物，着手为儿童建设真正属于他们而又能影响他们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成为了现实的必然，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源于“五四”儿童观念的革命。对儿童本身生命与精神的尊重，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五四”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既有通过西方先进的生物学、人类学、儿童学资源或对杜威“儿童本位”实用主义教育理念进行本土融创，又有依据自身教育教学经验与观察实验对儿童文学的现实与长远发展而构建理论路径。“五四”现代儿童文学的建设从培育作者到培养读者，新文学运动的主干都积极地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而自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之后，现代儿童文学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主流的文学话语体系，与国家危亡、社会情势紧密靠拢。“五四”之后，主流的儿童文学创作越来越悖离“五四”儿童文学理论的指引，以儿童文学承载现实黑暗，告诉儿童真实的社会人生，作为与成人文学的呼应，自此，儿童文学和现代文学思潮、体系、话语模式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与更为深入的交互，儿童文学也逐步地走向了严肃文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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