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性”概念的界定
“现代性”被学界引入文学领域后，即被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范畴，发挥着对文本进行讨论和批判的作用。关于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定义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要对文学理论“现代性”下一个明确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笔者在对有关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含义的相关资料搜集整理之后，决定引用得到国内学界普遍认同的钱中文的论述“:在文学理论中，探讨现代性问题，自然不能把它与科学、人道、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及其历史精神、整体指向等同起来，但是又不能与之分离开来。文学理论要求的现代性，只能根据现代性的普遍精神，与文学理论自身呈现的现实状态， 从合乎发展趋势的要求出发，给以确定”[1]288.
也就是说，现代性隐含着一个时间意识的概念，这种时间意识的概念使其本质上具有一种反传统性。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可以指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同时期促使社会走向科学、进步的诸如理性意识精神、启蒙意识精神、人文意识精神的现代意识，而这些现代意识可以表现为诸如社会中各种价值体系的重新建构、科学民主的追求和个性的展示等形式。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形成的时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变革的时代。中国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大变革使当时众多知识分子意识到社会认知转型的重要性。由此，这种理念也就使得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主要侧重于在现代意识下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相比所展现出的新的审美价值判断系统。
二、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体现
周作人作为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他提出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用儿童本位取代成人本位的理论，立足点是思维层面上传统价值理念的现代置换，营造出一种以人为本的现代价值评价系统。
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性追求进行梳理和解读。
（一）对儿童自身生命的关注
纵观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我们会发现“儿童”问题是周作人在对“人”这一生命本初形式的研究中突出关注的内容之一。
1913 年，周作人在《儿童研究导言》中提出“:盖儿童者，大人之胚体，而非大人之缩形……世俗不察，对于儿童久多误解，以为小儿者大人之具体而微者也”[2]211,认为应当把儿童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对待，儿童不是成人世界的附属物，也不是一个缩小化的成人，社会应当给予儿童人格的独立，不应处处管制、规范儿童。如果说之前的周作人儿童文学观还处于早期，那么周作人于 1920 年 11 月发表的《儿童的文学》，则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儿童文学观。在《儿童的文学》中，周作人阐述到“中国向来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管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
[3]37周作人认为从人生的整个旅程来看，人生中的儿童时期虽然是将来长大成人之后生活的准备期，但是作为心智成熟的成人来说，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儿童时期与成人时期是不同的，儿童不应是个体上缩小化的成人，更不是成人世界的附属品。儿童就是儿童，在他们的身体上、心理上、心智上都是有属于自己特征的个体。可以说，此时的周作人已经意识到，儿童不再是成人的附属品，而是有独立特性、意义的个体。这在中国几千年的漫长的文明之旅中，把“儿童”当作一个拥有自己的人格，区别于成人的社会一员来对待，是对儿童认识的一种崭新的视角。承认儿童是有独立的人格，有特殊的心智特点、心理特点的个体这一有质的飞跃意义的认识，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上有实质意义的“儿童的发现”.把儿童视作独立的个体的理念成为现代儿童文学与传统儿童文学理论的分水岭，表现出周作人对于人类个体生命成长规律的现代性认知。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认为应当把儿童当作有独特精神结构、心智特点的，不同于成人的、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个体看待，主张适应儿童特殊的心智规律、生理规律的儿童文学理论，与现代性中所追求的个体价值的独立、人格的独立是一脉相承的。
周作人反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把儿童视为缩小的成人，承认儿童的主体性地位，其包含的深层含义就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秩序下对儿童在精神上、人性上的束缚的质疑和声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把审视的对象扩展到几千年的封建秩序中，对传统宗法制下对儿童人性的压抑提出了质疑和声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主张给予儿童主体性的儿童文学观是主张理性、个性解放的文学理论，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启蒙主义的深层次的考虑。周作人把重视个体生命意识的理性主义引入到儿童文学领域是儿童文学理论的一次创新。以儿童为本位的思想是一种全新的主体意识，它促进中国儿童文学观的现代性置换，使得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在儿童文学发展理论、价值审美评判标准等方面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儿童文学观。
所以说，周作人以启蒙主义中理性、个性解放的意识作为价值基座，以此建构出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是有启蒙现代性的价值与意义。它是凸显自由、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等现代品格的一个标志。
（二）对旧有儿童文学创作的反思
在 20 世纪初，周作人是第一个对传统儿童教育标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作家。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场景中，儿童一直处于成人的阴影之下，以成人为本位，从而有关儿童的教育标尺都是以成人教育的价值标准为参考。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都是把儿童视为缩小的成人，或者说是成人的附属物，由此就导致了在几千年的儿童教育中都是以成人的规范、准则来要求和规范儿童。最突出的例子，就比如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育把四书五经视为根本，在不考虑儿童心智特点、生理特点的情况下把成人的世界的要求全部灌输给儿童。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虽然在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对社会个体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但是将这些思想高深的文学经典作为儿童的开蒙材料，显然不适应儿童的心理结构和心智发展。
周作人没有限于传统的儿童教育标尺的影响，他试图揭露旧有教育体制对于儿童心智特点、生理特点的不利影响。周作人认为这种以成人教育为根本，不顾儿童心理、生理特点的旧有儿童教育标尺对于儿童的现有身心发展状态和将来的身心发展都会起到阻碍作用。与此同时，周作人努力向社会中的个体积极宣传重新建立一种合乎儿童心智发展特点、生理特点的教育标尺的重要性，试图去除传统儿童教育体制强加在儿童身上的枷锁。笔者在阅读周作人有关儿童文学理论的文本以及相关研究资料后认为，周作人对于儿童旧有教育标尺的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儿童文学创作本质的反思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或者被用作道德教化的代言品，或者被用作哲学宣讲的工具，或者被用作政治统治的附庸，很难从这种近乎奴役的位置上逃离。传统的儿童文学创作也难以幸免。传统的儿童教育是以“祖先崇拜”“父为子纲”为基础，以把宗教家族伦理制度下的纲常思想直接灌输给儿童为本质。而儿童文学的创作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使得把宗教家族伦理制度下的纲常思想直接灌输给儿童的本质移植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本质上面。
周作人提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一个极大的谬误”,“反对学校把政治上的偏见注入小学儿童，更反对儿童文学的书报也来提倡这些事”[3]36,他认为把政治上的偏见灌输给儿童的目的作为儿童文学创作的本质是不妥的。所以，周作人强调在儿童文学创作的的本质上，有必要改变原来的评价价值观，重新建立起适应儿童心智发展、生理发展的儿童文学创作目标。对于儿童教育应当是在考虑其内部心理、外部环境的需要基础上适当地选择传授他知识，而不是把中国神话故事、外国童话都变成中国传统孔孟之道的代言品，就连民间儿歌、童谣的选编也被看作是宣传孔孟之道的工具。周作人关注儿童教育的非功利性，提倡儿童文学创作的非功利性，第一次确立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非功利性位置，在我国现代儿童教育的发展史上迈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创作本质论以儿童自身发展规律为根本，注重儿童的心智发展与生理发展，并且在文学理论上展现出较强的科学性，开启了有关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非功利观的现代性道路。
2.对儿童文学创作原则的反思
儿童是独立人格的个体，周作人提出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就应当以适应儿童的心理特点、生理特点为创作原则。关于对儿童文学创作原则的反思，比如他在《儿童的书》中提出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学者或者家长进行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应是以尊重儿童的主体性为标准。而在其基础之上的文学创作，同时还应遵循把文学作品的思想道理、科学教育、品德教育等精心融于一些较有故事性、游戏性、趣味性中的原则，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时候只要是集趣味性、故事性、游戏性于文学作品中，适应儿童的心智发展、生理特点，同时又不是故意歪曲、误导儿童，那么这种文学创作就是应当提倡的，即“幼稚教育务在顺应自然，助其发达，歌谣游戏为之主课，儿歌之诘屈，童话之荒唐，皆有取焉，以尔时小儿心思，亦尔诘屈，亦尔荒唐，乃与二者正相适合，若达雅之词，崇正之义，反有所不受也。”[3]36周作人主张儿童文学创作应当集趣味性、故事性、游戏性于一体，而不应当只是枯燥乏味的说教。
文学观现代性的体现的一个标志就是文学理论中表现出同时期社会实践中物质以及精神文明成果。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提倡顺应儿童心智发展的儿童文学创作原则，它体现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科学、个性解放、理性等现代性社会意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以科学意识、理性意识为价值基座，与同时期社会现代性过程中的现代意识相契合，无疑是一种现代性的优秀品格。
三、结语：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现代性追求的再思考
20 世纪初，周作人能较早地站出来追求儿童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这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价值。但是，笔者发现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也存在现代性追求中缺失的现象，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其文学观的再思考。
周作人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主张儿童教育应当顺应儿童的心智特点，不主张外部采用积极的方法引导和促进儿童的心智发展，并反对在儿童教育中添加其他形式的说教，“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3]38, 笔者认为这里存在着一定的偏颇。顺应是儿童的自然天性，这是儿童的自然属性。
但在周作人的观点中，他似乎忽略了儿童作为社会中一员的社会属性，从而导致他的儿童文学理论的一个局限性：那就是周作人笔下的儿童 “只是超时空、超社会，生活在’童话天国‘里的儿童。”[4]302在强调儿童的自然属性的过程中，把儿童看做理想中的人，否认儿童的社会属性，使他非功利的儿童文学观带上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诚然，在儿童的教育过程中，一些消极的教育方式也会对儿童的身心产生不利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儿童的教育过程中积极的、主动的外部引导教育行为对于儿童的道德修养、心理品德、智力水平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事实上，现在的儿童，也就是将来的成人，在其儿童时期是个体的性格形成的关键期，而每个个体的性格对他的命运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见对于一个个体适当地进行引导教育，灌输教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顺应儿童天性是对儿童自然属性的强调，但是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他首先都是一个社会人，任何个体都无法摆脱社会大环境而独立存在，这就是生命个体的社会属性。我们承认儿童的主体性需要尊重与理解，但同时作为一个社会人，而且又是一个心智还不成熟的儿童，无疑是需要有思想、有阅历的人从旁进行积极主动的引导与教育的。
参考文献：
[1] 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
[3]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 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