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儿童观是成人如何看待和对待儿童的观点的总和，它涉及到儿童的能力与特点、地位与权利、儿童期的意义、儿童生长发展的形式和成因、教育同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原点。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中外皆是如此。比如中世纪基督教的儿童观认为儿童是有罪的羔羊，成人应该对他们严加管束、约制，使儿童能不断地进行赎罪。儿童体内的各种毒素，是儿童犯罪的根源，容易导致儿童的错误行为，而严酷的纪律则会减轻、甚至消除儿童的这种行为，因此可以责骂、鞭打儿童，对儿童施行体罚也是应该的。这样的儿童观也体现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比如我们能从金斯莱的《水孩子》中看到儿童承受各种肉体的、精神的折磨：小汤姆因为偷吃了糖果，全身就长出了海胆一样的毒刺。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因此，在给儿童编写的童蒙课本如《二十四孝》、《三字经》等书籍中，就能读到“郭巨埋儿”“吴猛恣蚊饱血”等可怕的孝顺故事。
中国儿童文学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受到了西方儿童文学的深刻影响。关于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问题，朱自强先生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有严密的梳理。他认为在儿童观的问题上，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儿童文学的初创时期就有了周作人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也有鲁迅先生对于中国传统儿童观的批判和“救救孩子”的呼吁，但是，在真正的儿童文学实践中，我们的儿童观长期与周作人提出的“儿童本位”相背离，儿童文学沦为教育的工具或者政治的工具，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历史进入新时期，甚至进入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的儿童观才又开始回归到“儿童本位”，儿童文学也开始向“儿童性”与“文学性”回归，呈现出从童心到成长、从教训到解放、从观念到心灵、从功利主义到游戏精神、从严肃到快乐幽默、从白纸说到种子说、从短篇到中长篇的发展大趋势。
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也再一次回到上世纪初的出发点，并且开始了向新的现代性的追求。他因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明天充满了信心。
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与创作实绩来看，朱自强先生的学理分析与历史总结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回望中国儿童文学曲折的发展历史，我们对于未来的儿童文学发展也不能不心生忧虑。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总是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曾经深刻影响甚至阻碍过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些观念，在未来也会成为新的阻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中，便可以更加自觉地绕开暗礁，而让中国儿童文学在向文学性与儿童性的回归中，更顺利一些。
二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生态与教育观念的影响与制约，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一直呈现着复杂的多重面相，这些因素曾经是滞碍中国儿童文学发达的暗礁，将来也不会自行消失，它会一直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而存在。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在传统文化中是“长者为尊”，而不是“幼者本位”。在家庭中，孩子属于父母的私人财产，“父为子纲”，因此“世上无不是的父母”是民间耳熟能详的家训，《弟子规》也谆谆教导“父母呼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懒，父母教 须敬听 父母责 须顺承”。在学校（私墪）里，需要“尊师重道”，“师”是有绝对权威的，“天地君亲师”，“师”的位置和“天、地”一起上了神龛。因为“师道尊严”，所以学生与老师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学校里老师体罚学生更是天经地义。在广东民间，旧时私塾别名“卜卜斋”，“卜卜”就是孩子挨打的象声词，大家相信“不打不成人”。在日常的生活中，老师或者以老师、家长为代表的“成年人”也是全知全能的，孩子是需要被教育、教管与教化的。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才有了儿童文学中的“教训主义”存在。比如一度被视为儿童文学经典的《三只骄傲的小猫》就是一则典型的“教训主义”童话：放暑假的时候，猫妈妈发现自己的三个孩子功课没有学好，就想要他们补补课，变聪明一些。猫妈妈让三只小猫去抓鱼，三只小猫来到河边，发现没有带抓鱼的工具，就傻乎乎地坐在河边等着鱼来找它们。这时，一只老鼠看见了，就冒称“有学问的老爷爷”跟三只小猫谈天，告诉它们劳动是最没有出息的事情。三只小猫回到家里，跟妈妈讲了这一天在河边的见闻，猫妈妈听了大笑起来，批评它们不仅没有捉到鱼，还和老鼠交上了朋友，真是些无用的小傻瓜！
在这个故事里，“猫妈妈”所代表的大人的角色是全知全能的，他们代表劳动经验与美好品德，而“小猫”所代表的孩子或者儿童则是充满了缺点与错误、需要接受教训的。三只小猫从来没有捉过鱼，也不认识老鼠，犯错本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作者没有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孩子成长与认知的规律，而是站在成人的角度，将成年人的知识与经验当作教训儿童的资本，体现了成人面对儿童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由此可见，儿童与成人地位的不平等，不是空喊几句口号能够解决的，甚至也不是一场文化运动能够革除的，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当中。即便是当今，本已作为封建糟粕革除的《弟子规》又再一次作为众多学校的校本课程而由孩子们大声朗读，大有复辟之势。
儒学与礼教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宗。儒家文化讲中庸，要求人的行止要合规矩尺度，这和孩子的活泼好动的天性正好相违背。礼教与儒学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要求严格，相信“勤有功，嬉无益”，反对儿童游戏。要求“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反对个性张扬。尚实尚用，抑制好奇心与想象力。这样的传统观念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普遍存在，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脉里，它还会不时冒出来，影响我们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创作。所以，无论在哪个时代的儿童文学中，我们都能看到因骄傲、因三心二意而吃尽苦头的孩子，当然，大多数时候是拟人的孩子———如小花猫、大公鸡。比如金近先生创作于 1952 年的幼儿童话《小猫钓鱼》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色。小猫跟着猫妈妈学钓鱼，蜻蜓飞来了，小猫放下钓竿去追蜻蜓，蝴蝶飞来了，小猫又放下钓竿去追蝴蝶，结果，猫妈妈钓上了一条又一条大鱼，而小猫却一无所获。小猫问妈妈自己为什么钓不到鱼，猫妈妈告诉他做事情不能三心二意。小猫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坐在河边专心钓鱼，蜻蜓和蝴蝶飞来了也不再追，不一会儿也钓上来了一条大鱼。活泼好动、好奇心强本来是孩子的天性，游戏是童年快乐的源泉，成年人却偏要孩子们放弃快乐原则，专心致志地学习“做事”（学习和工作）。这篇幼儿童话自发表之后一直深受家长和老师的欢迎，入选小学语文教材数十年之久，其深厚的文化接受土壤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文学传统深厚。但传统文学归结起来是“言志”与“载道”。所以，历来讲究文学的具体社会功用。政治家借文学来传达政治意图，革命家借文学来改变社会，隐逸家借文学以表明心志。比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不仅有“小说界革命”，还有“诗界革命”。即便是在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文学主张和流派，也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如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为人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是文学研究会的叶圣陶、冰心等作家创作的。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就是最典型的“文学为人生”的产物。在童话中，稻草人在一个夜晚目睹了瞎眼婆婆的稻田被蝗虫侵害、贫穷的渔妇无力救助自己病重的孩子、受尽欺凌的女子投河自尽三起悲剧，而稻草人因为是稻草做的，无力救助他们，只能目睹悲剧发生，最终自己也不堪重负倒在地上。很显然，这个童话表达了作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劳苦大众的关注，承载了极其沉重的社会人生内容，完全失去了童话的幻想与空灵。也正因为过于强化文学的社会功用，在战争年代，有了《雨来没有死》这样歌颂小英雄的战争儿童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有了《宝葫芦的秘密》这种反对“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的长篇童话，而在改革开放、张扬个性的新时期，有《我要我的雕刻刀》这样的“新问题小说”。即便到了 2010 年冬天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上，我们的议题中也有“打造儿童精神高地”的新的历史使命。卓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如曹文轩教授，在写作文质俱美的儿童小说的时候，也自觉承担起了“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的重任。作家们在写作的时候，往往都肩负着民族大义与社会责任，娱乐儿童倒在其次了。所以，周作人先生在上世纪初最看重的“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在我们的儿童文学中总是不多见，即使偶有出现，也不会被大多数教师与家长看重。
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儿童文学不一定要有教育性，但是，儿童文学总是在起着培养和教育儿童的作用。在为儿童编写的教科书中，很早就引进了儿童文学作品。比如：童话、小诗、寓言、散文和民间故事。
教育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所以，既有人格塑造，品性养成，也有具体知识的传授。黎锦晖的儿童戏剧当年就不是为了娱乐儿童，倒是主要承担了传播白话文的任务。教育的对象是儿童，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把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人。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方针都是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在儿童文学中强调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品德教育，讲阶级斗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总是高于个人的发展，作品中缺少儿童情趣、儿童个性和快乐因子就顺理成章了。而教育问题又总是受到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中国的儿童文学曾沦为政治的工具与教育的工具，当然是社会政治环境使然，但也未必不是在传统文化作用和集体无意识下的自觉选择。今天，因为儿童文学的受众基本上是正在学校和幼儿园里接受教育的未成年人群，又因为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教育与政治依然会深刻地影响当代作家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创作是儿童文学作家个人的精神产品。每个儿童文学作家都有不一样的儿童观。而作家的儿童观又受到传统文化、教育观念、政治氛围与个人的知识结构、文学师承的影响。从 1950 年代后期到 1960 年代，随着当代中国文学“政治挂帅”，文学需要不断配合当时的中心任务和阶级斗争，自然就产生了“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的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也才有贺宜先生提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的主张，《小猫钓鱼》这种压抑儿童天性的作品才有了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的必然性。经历过一百年的发展，尤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拨乱反正与文学回归、以及对西方众多经典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心理学着作的译介，中国儿童文学中呈现的儿童观已经更多元、更开放、更回归儿童本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也并非当今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品都能如周作人先生所期望的对于儿童能起到“顺应自然、助长发达”的作用。比如从拍摄于 2005 年的儿童电影《童梦奇缘》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对儿童幻想天性的否定。凭心而论，在中国众多儿童电影中，《童梦奇缘》已经是一部相当有艺术水准的电影，但是，其中一个关键的情节是主人公渴望长大，电影的结局是这个渴望长大的孩子真的实现了梦想———长大了，但也迎来了自己的悲剧———无法再回到童年，只能迅速变老，进入老态龙钟的可怕岁月。还有一个关于雪人的非常唯美的故事，作家为了强化故事的感人效果，让雪人把做眼睛用的煤球取下来为老奶奶取暖。作家在这样写的时候，只顾自己“言志”，而丝毫没有顾及到儿童自身的感受，其实孩子在阅读故事时是常会把自己等同于那个可爱的小雪人的。而作家个人，也会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儿童观。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陈伯吹先生。1960 年前，陈伯吹先生是最着名的“童心论”者，认为儿童文学应该以儿童为本位，应该有个性，有特色，坚持文学立场，但自从 1960 年遭到批判之后，他的儿童文学观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工具性，认为“儿童文学创作，应该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排除万难以争取胜利的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模范教育……总起来说，是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文艺，从来就是改变人的思想的有利的教育工具……”。
三
正因为中国儿童文学中呈现的儿童观有着复杂的多重面相，一直受着传统文化基因、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与教育方针、政策的制约，当代儿童文学中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更具有特殊的历史使命。
首先，启蒙民众的儿童观。朱自强先生曾用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来比喻周作人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尤其是他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众来说，儿童观依然需要启蒙。差不多一百年前，鲁迅先生曾经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中国的父母对于孩子应该“健康的生产、尽心地养育、完全地解放”。但这样的观念在今天的中国父母的心中还不普遍。陈志武教授曾经作过一项调查，中国父母生养孩子的目的，大多数并非为了爱，而是为了养老，或者家族的传宗接代。
所以，以儿童文学中人性的、现代的、科学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启蒙民众的儿童观，还是一个漫长的旅途，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保护儿童天性，激发儿童天赋的生长。正如蒙台梭利所说：儿童本身是一颗包蕴了未来一切可能的种子，如果有相容的环境，这颗种子就会发芽并茁壮成长。儿童文学是孩子们的恩物，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像适宜的阳光、雨露与肥料，不违天时，借助地力，激发孩子天性中种子的生长，它们能起到保护儿童天生的好奇心，想象力，让儿童成长得更健康、更合乎天性的作用。
第三，让儿童享受自己的童年，带给儿童快乐。童年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但我们的传统文化往往忽略了这个时期，而孩子们由于在童年期处于幼小、被动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往往都渴望长大，渴望超越自己的童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科学的、现代的、人性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能够让孩子们正确认识自己的短处与缺陷，享受作为童年的存在与快乐，从而建立自信心。
第四，充分发挥儿童文学的审美作用，成为爱的教育，为儿童未来的幸福奠定基础。文学有其自身的审美功能。尤其是儿童文学对儿童性格的培养与塑造更有着特殊的作用，对于僵化与压抑的学校教育也有修正与补充的作用。正如郑渊洁所说，“狭隘的教育意义的童话像药，孩子得了病，吃上一片”，而“发展少年儿童的想象力的童话却是营养品，经常给孩子吃，能使他们体格健康，不生病。”
“对儿童的任何影响都会影响到人类，因为一个人的教育是在他的心灵的敏感和秘密时期完成的。”而学校教育总有许多不完善处，尤其目前中国的学校教育因为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应试教育带来的恶性循环，不利于儿童天性的发展和创造力的保护。以科学的儿童观为原点创作的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能解放儿童的天性，让他们获得在学校教育中缺乏的爱的教育。
儿童虽然古已有之，但儿童文学却是一种年轻的文学。一个国家儿童文学的样貌，和这个国家人民的富裕、民主的程度、现代化水平是息息相关的。当代的中国的儿童文学正走在繁荣发展的路途上，中国儿童文学中更开放、更多元、更贴近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正在进入越来越多人们的视野。终有一天，当儿童文学成为大众的人生哲学的时候，儿童的存在便会成为成人反省自身的一面镜子，儿童也就在真正意义获得了解放，并且真正成为了人类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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