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对今天这个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横行的时代有特殊的意义。在规划、实施文化建设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文化”是一个需要谨慎辨析、深入思考的精神现象。英国学者阿诺将文化定义成精英的精神产品。“文化是人们能够想到并知道的最好事物”这种说法也影响深远。对于许多文学学者、艺术学者以及一般消费者而言，这种“高级”文化的意义仍是文化这个词汇的重要意义所在。但是文化经济学家思罗斯比不这样看。他说:“尽管‘文化’这个术语在正面意义上使用较为普遍，意味着道德高尚和生活改善的品质，但是它也有令人憎恶之处，从上面定义的第一重含义来看，文化也可能被用作暴力和压迫的工具。”
当然，沿着思罗斯比的观点，我们还可以回溯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性洞见:“正如被统治者总是比统治者本身更严肃认真地坚持他们从统治者那里学来的道德，今天受欺骗的群众比获得丰硕成果的人，更加醉心于神话般的成就。他们富有愿望。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统治者用来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我们进行文化建设，初衷都是想打造理想的社会和美好的人生，文化建设寄托着对于明天的梦想。现在，社会的很多层面都在谈“中国梦”。“中国梦”应该是具体的，应该包含每个中国人的人生梦想。作为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研究者，我所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孩子的“中国梦”。中国孩子的“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我们成人社会为其打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在今天这个时代环境下，有良知和责任感的成人，不仅要使孩子们远离三聚氰胺毒奶粉这类物质食粮的威胁，而且还要抵御有害的精神文化，将真正有助于儿童的精神成长的儿童文化食粮送到儿童们的手中。
应该说，儿童在当下的精神生活中，经常接触着有害的精神文化。令人深感不解的是，一些有害的精神文化竟是成人社会假教育儿童之名堂而皇之地向儿童们进行的灌输。我十分赞同对儿童进行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但是，给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必须进行仔细的甄别和认真的选择，而切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剜到筐里就是菜。事实上，目前在很多学校和家庭盛行的儿童读经，就夹带着不少封建思想的毒素。
比如，《三字经》里有“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弘扬的是“孝悌”这一伦理道德。成人社会不仅让儿童背诵吟唱，而且还将“孔融让梨”制作成各种形式的儿童故事书广泛传播。在马来西亚的华文书店，我看到将“二十四孝”故事编写成儿童图书出版，而在青岛的某小区，赫然立着刻写“埋儿奉母”的石碑。
我认为，在今天，把“二十四孝”故事，把“孔融让梨”这样的故事，作为儿童文化(传统文化)灌输给儿童，是时代的一种倒退。下面让我们对这种故事的文化内涵做一剖析。
在五四时代，周氏兄弟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以“亲情”代替传统的“孝道”。鲁迅曾经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描述“郭巨埋儿”(即“埋儿奉母”)这个故事给自己带来的恐惧。“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画图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说明云，‘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
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
周作人是“儿童本位”思想的发明者，他对“父为子纲”的封建伦理制度深恶痛绝。他批判说:“中国亦承亚陆通习，重老轻少，于亲子关系见其极致。原父子之伦，本于天性，第必有对待，有调合，而后可称。今偏于一尊，去慈而重孝，绝情而言义，推至其极，乃近残贼。”
“孔融让梨”是流传最广的、形式众多(书籍、动画)的所谓传统美德故事。一定有人会问，这样一个传诵了千百年的美德故事，你质疑它什么呢?谦让这种美德当然应该提倡、发扬，特别是在当下环境中。但是，在“孔融让梨”这个具体的故事里，是“四岁”的弟弟孔融让给上面的五个哥哥，即使按照一年生一个孩子来算，这五个哥哥中，年龄最大的也有九岁。也就是说，“孔融让梨”不是一个弘扬“谦让”美德的故事，而是宣扬“悌于长”这一伦理道德的故事。“悌”的含义是尊敬、顺从兄长。因为要守“悌”，所以必须把大的梨让给哥哥。
“孔融让梨”是违反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故事。四岁的幼儿，被教以让梨给哥哥的话，他们是会感受到其中的不公正的。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谦让”精神应该是强者(有能力获得资源、分配资源的人)谦让弱者(没有能力获得资源、分配资源的人)，或者至少是两者都有获得资源的机会，一方让另一方。如果是反过来，要求弱者谦让强者，社会就会陷于不公平。
按照普遍的常理，在一般的家庭里，在没有父母在场的情况下，四岁的弟弟和九岁的哥哥之间，有资格分梨的当然是哥哥而不是弟弟。也就是说，哥哥是强者，弟弟是弱者。如果哥哥先要拿去大梨，反倒让弟弟“谦让”地“让梨”，弟弟不会感到不公平吗?“孔融让梨”这个弟弟给哥哥让梨的故事，是与“尊老爱幼”这一社会公德相违背的。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如果以“融四岁，能让梨”这一故事为道德标准，先走的就不是儿童，而是大人，不是妇女，而是男人。
“融四岁，能让梨”这个道德故事，既不符合儿童的认知水平，也不符合儿童的道德意识水平。更为重要的，它在试图倡导一种幼儿难以效仿的“谦让”精神时，伤害了社会的“公正”原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不该提倡的、违反社会道德的故事。
那么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四岁的弟弟都不能给哥哥让“梨”呢?也不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我小时候，哥哥感冒发烧，吃不下饭(玉米面窝窝头)，妈妈会给他熬大米粥，然后煎一个鸡蛋，这时候，我绝对不能去争着吃，因为不去争，妈妈就会表扬我，夸我懂事，知道谦让(如果哥哥没病，有了大米粥和煎鸡蛋，肯定是我多吃一些)。其实这时候，我这个当弟弟的成了强者，而生病的哥哥变成了弱者，我要谦让他。
凡事各有其序，儿童教育尤其如此。上一阶段不能做下一阶段的事。当弟弟时，就是要得到哥哥的谦让，等到他当了哥哥，就学会了要对弟弟谦让。这是正常的成长次序。要求一个孩子上让哥哥、下让弟弟，这种道德标准就不是普通的孩子所能够做到的了。所谓道德，是指衡量社会公众的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公众所做不到，就不是需要普遍奉行的道德了。
在儿童文化建设上，我反对让年幼的儿童读经，除了古代经典里存在着不少对儿童的心灵成长有害的东西，还因为古代经典的表达形式也是年幼儿童所难以接受的。台湾作家王淑芬曾经这样描写小学低年级儿童读《论语》的情形:他们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读成了、理解成了“只只喂只只，不只喂不只，四只也”。周作人也对自己幼时在私塾里，对四书五经盲诵枯记这种学习传统经典的方式颇为不以为然。周作人认为，儿童读经，虽然识了字，但是不能养成读书的能力，也不能在道德观的培养上起什么作用。他在1926年时就说:“这样，我到十三岁的年底，读完了《论》《孟》《诗》《易》及《书经》的一部分。‘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之经于我毫无益处，后来的能够略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
那么，在年幼阶段，我们应该将什么样的文字文化给予儿童呢?我主张的就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儿童教育的珍贵资源，是儿童精神成长的最佳食粮，儿童文学的阅读是童年生活的快乐源泉之一。就以我在前面讨论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言，儿童文学依然具有巨大的传递功能。儿童文学不仅可以帮助儿童树立现代精神，而且也可以向儿童传递传统美德。
欣赏、鉴别儿童文学，需要具有“小中见大”的能力。但是，忘记童年之本，又以成人文化为本位的一些大人学者，看不出儿童文学的“好”来。宣扬儿童读经的王财贵教授在讲演中就说:“念‘小老鼠，上灯台’，念了六年，一无所有。”他把童谣看成是“低度”的文化，把古代经典看成是“高度”的文化，说“我们只教高度的，那些低度的自己就会。所以从今以后不要再浪费孩子”。和王财贵教授持同样立场的教育者大有人在。我就亲耳听到有一位教育家说，“小耗子上灯台”这样的童谣没什么价值，古诗词才有价值。我也看到过，有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者因为自己小时候读过大量古诗，就在编教材时，过足瘾地编古诗而把童谣扔在一边。
我编著《快乐语文读本》(小学·12卷)时，专辟一章，题目就叫作“沉甸甸的儿歌”，为的就是质疑学者大人对童谣的轻蔑态度，彰显童谣的厚重价值。为了下面的论述有所依据，现抄录其中的三首。
《小白菜》:“小白菜/地里黄/三岁四岁死了娘/端起饭来泪汪汪/拿起筷子想亲娘/后娘问我哭哪样?/我说碗底烫得心发慌。”《小板凳四条腿儿》:“小板凳四条腿儿/俺给奶奶嗑瓜子儿/奶奶嫌俺脏/俺给奶奶擀面汤/面汤里面加点油/吃得奶奶直点头。”《馒头花》:“馒头花/开三朵/我娘从小抱着我/怀里抱/被里裹/大红枕头支着我/我娘得病我心焦/拿下金镯去买药/人人都说可惜了/我娘好了值多少。”
上述童谣没有思想价值和语言价值的文化高度吗?它们不是儿童的人性养成和语言教育的珍贵资源吗?在思想性、价值观上，“俺给奶奶嗑瓜子儿”不就是《孟子》里的“老吾老”吗?“人人都说可惜了，我娘好了值多少”不也与《论语》里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相通之处吗?在艺术表现上，“小白菜，地里黄，三岁四岁没了娘”“馒头花，开三朵，我娘从小抱着我”，这样的儿歌运用的艺术修辞，即是朱熹在《诗集传》中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后娘问我哭哪样，我说碗底烫得心发慌”“面汤里面加点油，吃得奶奶直点头”，这样的白话文也并不简单，是最好的白描手法，它们的艺术质地并不比鲁迅小说里的白描差。
优秀的儿童文学是那些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又兼具赤子之心的成人专门为儿童创造的独特而珍贵的文化。儿童文学不仅在打造儿童的幸福梦想上不可或缺，其实对于整个国家的强国之梦而言，同样不可或缺。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意思是说，所谓伟大的人，就是童心未泯的人。老子的理想也是:“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一颗年轻的心，一颗赤子之心，拥有内在的天真、善良、质朴、热烈，拥有好奇心、探索欲和激情。只有保持生命的活力，社会、民族、国家才有前景;保持孩童般天真无邪的心性，才能不忘常识，才能发现真理。梁启超在清末，为谋求中国的强盛，就曾主张、呼唤“少年”精神:“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在今天，我们依然有理由说，健康而富于生机的儿童文化兴盛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强盛之时。
参考文献：
［1］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
［2］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25．
［3］鲁迅．二十四孝图［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周作人．儿童问题之初解［M］//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M］//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