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儿童的成长认知过程中担当着塑造健全人格和培养审美情感的重要角色，应当成为各民族少年儿童共同拥有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由于语言文字的限制，新疆的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尤其是南疆少数民族聚居地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年儿童）很难公平地享受此权利，大量的汉语动画和汉语书籍他们听不懂也看不懂。众所周知，道德观、人生观以及国家情感认同都是从儿童时期开始培养，阅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少数民族少年儿童正确“三观”的树立以及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自我的认同都有着深刻影响，儿童阅读资源的稀缺与儿童文学接受的不畅将导致其国家、民族、文化、自我情感认同的淡泊。
一、儿童文学接受与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国家认同
“认同”作为心理学上的专有名词，缘于精神分析学派开创者弗洛伊德，他认为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吸纳父母或师长的一些品格特质并内化而为自己的人格，并且通过这种行为开始与“他者”建立最早的情感联系。弗洛伊德将“认同”的心理活动过程定位于儿童，可见认同意识首先是在儿童时期接受并确认的。“儿童时期”或“童年经验”是弗氏理论的关键词，他的一系列影响深广的理论都与此相关。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认为个体的心理缺失往往可以追溯到其童年时期的成长与教育环境，儿童的早期经验对其一生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以此理论作为依据，可以将新疆南疆少数民族民众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其儿童时期接受的国家认同不足，而对本民族的认同不断被强调。“民族认同是个体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承认和感情依附。”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一个人的观念中是同时共存的，但在具体的情境或生活中，人们往往只强调或突出其中一种认同。例如新疆的少数民族民众更突出他们的民族认同，汉族民众更强调中华民族认同而不是汉族认同。依据课题组在南疆喀什、和田地区的调研访谈结果，受访儿童是否为少数民族、家庭是否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父母的民族身份、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都对其中华民族认同有极大影响。与之相对的，乌鲁木齐及部分南疆城市民考汉（从小上汉语学校）的小学生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家庭中多用汉语交流，学生汉语水平较高，较为熟悉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与汉族小学生并无二致；而南疆少数民族家长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不鼓励孩子外出求学，甚至阻止孩子学汉语或上学，孩子在学校和家庭主要用母语学习和交流，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较了解，但对中华传统文化基本不通晓，也很难听懂支教老师的汉语授课，对“中华民族”、“五星红旗”、“长江黄河”等代表国家认同的形象和标志没有明显的体认和民族自豪感的生成。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更多生成于谈及本民族的领袖或英雄人物。
试想，如果这些少数民族少年儿童从小接触和阅读的儿童读物不局限于本民族的英雄故事，而是为祖国勇于献身的忠诚机智的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是对国家爱得深沉的《最后一课》，是那么多爱祖国爱人民的孩子的经历共同谱写的《爱的教育》，是对国家标志具有崇高无上情感的《今天我是升旗手》……那么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则易于将视野投射到本民族的局囿之外，将情感“迁移”到整个中华民族，认识到56个民族手足相亲荣辱相依，从小就强调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形成对祖国的心理依恋和情感偏爱的自觉归属意识。
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深刻的国家荣誉感如果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相对应当属于“超我”这一最高层次。“超我”是指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习得的道德理想、社会戒律和道德规范，即道德化的“自我”。
一个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国家认同感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经历一个周围影响、外界教育的过程，从而慢慢地萌芽、开花、最终根深蒂固嵌入人格。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孩子。孩子在学校参加升旗仪式，当他听到雄壮国歌奏响，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必然感受到庄严肃穆的氛围从而由衷生发“崇高”的感受；当他看到奥运健儿赛场拼搏为国争光时国人的摇旗呐喊，必然被激发出“自豪”的民族荣誉感；当他看到老师回首祖国落后挨打的历史时悲愤沉痛的表情，必然会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儿童就是这样逐渐通过成人与环境的影响来完成国家认同感以及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但是，儿童对于成人传授的道德观念还缺乏实际的体验与深刻的认识，因而就要根据他们的年龄特点和心理接受能力，选取大量内容相关的故事、儿歌、图画等多样化形式的儿童文学或儿童读物，利于他们接受、模仿、实践，从而形成牢固的国家认同感。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榜样教育能很好地让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少数民族儿童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或观看动画片的时候也很容易形成这种认同心理和模仿行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儿童文学中榜样的力量，引导少数民族少年儿童树立更为坚定和深厚的中华民族认同感。
二、儿童文学接受与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文化认同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所形成的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与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中华文化依附于中华民族，56个兄弟民族在长期共生融合的过程中共同传承了灿烂悠远的中华文化，自然而然生成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而在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几乎都拥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与习俗，身处本民族的群体或文化环境中，则更易产生亲近感；而当处于其他民族占多数的场合之中时，则会更趋向于自己少数民族的立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此时则不被凸显。无论如何，中华文化是多元的，各民族文化亦是被平等尊重而和平共存的。
除价值规范、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之外，语言和文学艺术也在文化认同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语言文字既是传承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在文化认同中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各少数民族区域对主流文化认同的程度。新疆南疆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的汉语水平普遍较低，只限于最简单的口头交流，长句和稍难词汇完全不懂，汉字书写极其困难，受本民族文字书写方式影响严重，王欢：儿童文学接受与少数民族的心理认同甚至到了读大学，还是从右往左写汉字，或左手书写，或将作业本竖起来书写，完全不顾汉字的造字结构偏旁笔顺。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新疆南疆少数民族学生对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也知之甚少。相比较而言，首府及全疆民考汉的少数民族小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和汉语交流书写运用的水平较高。
儿童文学可以是填充这道文化沟壑的重要“利器”。首先，儿童文学被称为“浅语的艺术”，是极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极其浅显简单的语言，与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接受能力极相适应，可作为他们学习汉语最好的语言材料。其次，儿童文学是专门为儿童而创作的，以儿童为本位，符合儿童的思维、心理特点和接受水平，既可以让儿童在阅读过程中接受真善美的道德熏陶，又有助于他们丰富知识、激发想象力、培养审美情感，是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学习中华文化的绝佳资源。
但据调研结果显示，新疆南疆少数民族少年儿童整体儿童文学素养低下。除对《小蝌蚪找妈妈》、《神笔马良》等经典故事略知一二外，几乎没有接触过《草房子》、《狼王梦》以及《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当下最受全国少年儿童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杂志。而阅读中华文化孕育出的大量优秀作品，也是吸取中华文学艺术和形成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通道。维吾尔族少年儿童并非不热爱儿童文学，语言不通是阻碍其文化接受的最大障碍。因此，要加大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文学翻译工作。目前，新疆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刘乃亭、于文胜的童话已被大量翻译成维语，在维吾尔少年儿童中很受欢迎。维吾尔族儿童文学作家帕尔哈提·伊力牙斯的幻想小说《楼兰古国的奇幻之旅》汉文版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不同民族的作家基于不同民族文化和语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后同样得到了另一个文化群体的接受，表明儿童文学是跨民族的，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更是跨时代跨国界的。
以上是新疆南疆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对儿童文学传统图书（纸质媒介）的接受状况，与汉族儿童相比差别极大。但我们不应将儿童文学的范畴局限于此，当代儿童生活在一个选择丰富的多元文化时代背景之中，电视、电影、网络、手机等新媒介共同颠覆了纸质媒介的垄断局面，已然构成儿童文化的重要内容。依据调研结果我们惊讶地发现：民汉小学生对儿童文学纸媒的接受差别较大，而对动画影视等新媒介的接受差别较小，基本可以保持同步。这说明，新媒介更有助于少数民族少年儿童接受儿童文学和形成文化认同。例如，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在新疆南疆地区受到90%以上少年儿童的强烈喜爱，这得益于地方电视台将其译为维吾尔语大力推广。央视多年王牌少儿节目《大风车》、《动画城》、《智慧树》等也被翻译成维语，在南疆电视台、双语幼儿园或小学不断播放，广受欢迎。此外，维吾尔族双语少儿节目《双语桥》和母语少儿节目《雪莲花》通过民汉两种语言讲述儿童故事、传播文化……可见，多种媒介的儿童文学是传播主流文化、树立少数民族少年儿童中华文化认同感的最佳载体与不二选择。
三、儿童文学接受与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自我认同
“自我”、“主体性”几乎是每个想到达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境界的人毕生都在追寻和思考的问题，是中外文学中人与自身博弈的永恒主题，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自我认同”。“自我认同”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积累和不断修正的过程，儿童期则是建立自我认同和塑造主体性最关键的时期。儿童期的自我像一张白纸，是一个极其开放的空间，成人在纸上画上什么，孩子便接受什么，儿童此时的自我塑形基本由他者确定。
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所营造的空间恰恰可以在此时为儿童提供一个完整理想的他者世界，让儿童身临其境地理解他者并与之对话，通过阅读中的想象和重构来完成对自我的塑造。
儿童通过阅读中的情感参与建构其自我认同。儿童文学的阅读过程是一个审美的过程，也是一个情感参与的过程，没有情感就没有审美，任何一个人在审美的过程中都会投入一定的情感，儿童尤其突出，通常年龄越小的儿童越分不清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的区别，他们的情绪会随着故事主人公的经历时悲时喜，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哭泣不已，这说明儿童是凭情感而非理性去体认作品的，从而形成其自我认同。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文学阅读也是一样，他们读维吾尔族儿童小说作家吐尔孙阿依·玉赛因的《保姆》，会为少女古丽菲亚的悲惨遭遇而伤心落泪，从而生发出同情弱者、感恩生活的感情；他们读艾合买提江·库尔班的童话《撒谎者托苏克》会佩服托苏克的幽默机智，同时又厌恶他“找不到谎话时才说真话”的劣行，继而要求自己聪明善良、诚实守信。
儿童通过阅读中的想象建构其自我认同。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在阅读幻想小说《楼兰古国的奇幻之旅》时随同故事中的四个小主人公回到四千年前的楼兰古国，在那里经历了不少见闻，听巴勒图老人讲故事明白哭与笑其实是自己的财富是造物主的恩赐，帮助哭泣的胡杨恢复人形明白贪婪终会害人害己，将戈壁中的野骆驼引向水草丰美的地方却让它们濒临绝境从而明白人不能忘本，从弱小的芦苇净化河水明白大自然各种生物的相依共生，从孤独的鸟巢的经历明白母爱的无私伟大……总之，儿童的阅读是一个不断与文本与他者对话的过程，儿童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将自己带入故事中，通过换位思考和想象逐渐建构其自我认同，正直善良的主人公就是儿童自身，反面角色的行为遭到儿童主体性的排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非观由此形成。但当新的更为强大的精神偶像出现时，儿童读者便会形成新的层次的认同，从而逐渐塑造出一个更加丰盈的自我。
儿童通过游戏建构其主体性。游戏介于幻想与真实之间，既能满足儿童将天马行空的想象付诸于行动的愿望，又能缓解和宣泄儿童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紧张与压抑，帮助他们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性力量，从而应对成长道路中的困难和考验。但是，孩子在现实中毕竟不能时时刻刻忘我玩耍，繁重的学业将他们的业余时间挤压殆尽，那么体内奔腾着过剩的游戏欲望的孩童还能通过什么途径去纾解情绪、享受快乐？答案是阅读儿童文学（另一个答案是玩具，暂不在考察范围）。儿童文学因处处充盈着游戏精神而与游戏一脉相承，儿童文学中有狂野的想象、夸张、变形、任意时空的互换对接，例如可以举起一匹马的长袜子皮皮、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给孩子造美梦的好心眼巨人、坐着二踢脚冲上云霄的皮皮鲁等等，无限扩展了“玩”的方式和空间，更可以填充孩子在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游戏愿望。每一个少年儿童都有游戏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少数民族少年儿童亦是如此。新疆的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维吾尔少年儿童在民族节日中除了载歌载舞之外也有如叼羊、泼水等游戏活动，但这些游戏毕竟只是在极少时间进行，远远满足不了儿童快乐至上的天性，这就需要有大量儿童文学去补充。而根据调研，南疆维吾尔族家庭拥有的儿童读物极少，地区图书馆和学校阅览室的供给也十分有限，像喀什市、和田市新华书店有相对丰富的汉文版和维文版儿童文学作品（例如杨红樱作品也有维文版），但仍有一些乡镇阅览室的儿童图书并未对外开放仅限于摆设。综合而言，新疆南疆地区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儿童文学接受程度是很低的，这种现状有碍于他们从小自我认同和自我主体性的建构，应引起教育和文化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决策应对。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应该看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儿童文学的阅读不仅有助于从小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品位，更奠定了一个人的国家、民族、文化、自我的情感和心理认同。如果儿童文学在整个童年缺席，儿童的一生都会为此付出代价；如果儿童文学在少数民族的成长中缺席，国家必会为此付出代价。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教育资源的短缺和教育水平的相对落后，西部少数民族少年儿童与汉族少年儿童相比已然“输在了起跑线上”，因而必须认识到儿童文学接受之于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精神成长的重要性，发挥儿童文学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的多元特性，破除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和精神隔阂，让各民族少年儿童共同享受到中华文化的滋养。
参考文献：
[1]王泉根．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2]左斌，秦向荣．中华民族认同的心理成分和形成机制[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3]林菁．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对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4]樊红敏．国家认同建构中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汶川地震后的启示[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5]杜传坤．儿童阅读：可能的世界与自我的建构[J]．中国儿童文化，2011，(5)．
[6]朱永新，孙云晓．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朱永新与孙云晓对话录[J]．少年儿童研究，2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