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冰心的儿童小说是其异彩纷呈的儿童文学世界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相较其他儿童文学体裁所呈现出的纯真浪漫,冰心的儿童小说将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触觉和对儿童群体的关注与爱护相结合,以“问题”为切入点,以“对话”为生成形式,以“爱的哲学”为内核,给读者打开了一扇观看特定时代背景下儿童生活的窗户,搭建了一座与小说人物沟通的桥梁,使读者得到爱的教育与美的体验。所以,冰心的儿童小说具有丰富的美育价值。
关键词： 冰心; 儿童小说; 问题; 对话; 爱的哲学;
儿童文学作品的美育价值在于让读者,特别是儿童读者,在获得阅读审美体验的同时,促进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的养成。而儿童小说在诸种文学体裁中,能够通过环境的营造,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演绎,最大程度地与读者进行双向的互动与交往,从而产生一定的美育意义。冰心的儿童小说是其异彩纷呈的儿童文学世界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相比于其他儿童文学体裁所呈现出的温情脉脉,冰心的儿童小说将其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触觉和对儿童这一群体的关注与爱护相结合,给儿童读者打开了一扇观看特定时代背景下同龄人生活的窗户,搭建了一座与小说人物沟通的桥梁,使读者得到爱的教育与美的体验,具有丰富的美育价值。
一、“问题”意识打开时代之窗
自20世纪初,冰心就以其敏锐的触觉和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力,创作出数量丰富且影响极大的“问题小说”。她对时代脉络的把握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呈现在儿童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冰心儿童小说的“问题”意识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儿童特别是少女苦难命运的关注,将儿童的生活状况与当时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相联系。例如在《庄鸿的姊姊》一文中,冰心借庄鸿之口,描述了他姊姊在青春年华即抑郁失意而死的悲惨遭遇,以儿童个体生命的遭际,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几个突出矛盾,有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冲突,有民间文化教育的矛盾,还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重男轻女等社会和伦理问题。冰心以第三者叙述的口吻,将一个有才华有志气却无力施展,被冗杂的生活打磨得失去了精神和心性的少女的命运娓娓道来。而在《最后的安息》《是谁断送了你》《六一姊》等小说中,冰心还暴露了童养媳、求签算命、裹脚等与少女相关的问题。冰心在小说中用温柔而悲悯的笔触,将问题揉碎了摊开来给读者看,让读者意识到,在和睦的家庭、平顺的未来之中,还有一些少年人曾经在历史的洪流中承担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二是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对新时代儿童的描摹和对新时代新风尚的聚焦。和二三十年代温情的笔法不同的是,这个时期冰心的文字是昂扬的,是激情的,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即使一些儿童依然在遭受生活的打磨和重压,但这些儿童的形象却蓬勃旺盛,饱含着对未来的希冀。他们在社会大环境中愈发展现出独立的人格与人性,儿童的天真、任性、笃定都表达得淋漓尽致。例如在《好妈妈》《陶奇的暑期日记》等小说中,读者能够接触到建国初期的儿童,他们的生活伴随着外部世界的风起云涌,同时又充满着小家庭生活的热闹纷杂。具有特定时代色彩的名词,提醒着读者与小说人物的时代距离,但共通的人情人性又让后代读者倍感亲切。《小桔灯》中的那个小姑娘,在面对父亲失踪、母亲重病、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展现出的淡定从容和对生活的乐观勇敢感动着文中的成年人,同时也感动着后代的成年读者和儿童读者,为多少读者照亮了心灵的黑暗,具有一种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
两个时期“问题”意识的转变,在于冰心发现时代的轨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是时候将悲天悯人的情怀转化为对新时代儿童明媚未来的鼓舞与激励。儿童读者在冰心的文中不仅能够看到时代风云的转变,亦能观察到激昂文字背后保持着的敏感与冷静。
二、“对话”形式搭建互动桥梁
学者朱自强对儿童文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在儿童文学的生成中,成人是否专门为儿童创作并不是使作品成为儿童文学的决定性因素,至为重要的是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建立双向、互动的关系。”这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在冰心的儿童小说中尤为彰显。相较于独白式的叙述,冰心的儿童小说多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复调意味。这种对话,不仅仅是叙事上安排两个或多个主人公的对话,更多的是在形式上的对话背后深层次的思想和文化的生成和交锋。
有论者认为,冰心的儿童文学经常带有某种成人化视角或“非儿童本位”的写作思路。笔者则认为,冰心儿童小说中的成人形象,往往不具备“教育者”或“引领者”的特质,而是作为儿童形象的家庭成员或社会成员出现,对儿童的发展不具备指导功能。而颇受研究者关注的儿童形象的成人化特征,则是儿童处在某种特定时代环境中,在接受了某种教育或思想的基础上做出的符合年龄特征的表达。小说中最精彩的,也往往是这些儿童之间产生的不同思想的碰撞。
例如在《寂寞》一文中,主人公小小和妹妹是两个生长在不同环境的孩子。小小长在农村,朴实淳厚而心思细密,眼中尽是山光水色;妹妹生活在城市,习惯了车水马龙霓虹灯。当这样两个受着不同文化熏陶的孩子凑到一起时,却能够极好地融合,一个编着猪八戒土行孙的故事,一个说着白雪公主的童话,接着两人竟讲到了一起——是国王和粮仓的故事。但是两种个体也有相悖之处,在出国的话题上,小小只爱他的国,而妹妹受着更开放的教育,“先生常常说,也应当爱外国。”两种观念小小的交锋,竟是这篇小说最可爱之处。这种对话,并不是成人间义正辞严的立场宣告,而是儿童的闲谈,不涉政治,简单纯粹,天真烂漫。
这种对话,在《小桔灯》中,是成年人与儿童的对话。成年主人公对小姑娘的帮助,仅仅体现在生活事宜上,而在思想和心灵的交往上,两人是超越年龄的平等对话。当主人公看到小姑娘家的惨像而触目惊心时,反而得到了她真挚的安慰;当主人公要趁夜下山时,小姑娘也给予了对方及时的帮助——就是那盏“长明”的小桔灯;当主人公忧虑小姑娘接下来的日子而欲言又止时,又得到了真诚的宽慰——“我们大家也都好了!”不繁复的对话,勾勒出两个独立而丰满的生命个体。
这种对话还极致地体现在《分》中两个婴孩的对话。一个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众星捧月;一个是屠户家的第五个孩子,母亲为了替家里还债,刚生完孩子就得去给别人当奶娘。婴孩的世界最是纯粹,对世间百态的感受都化作啼哭。两个不同境遇的婴儿用自己的眼光观察着彼此,用独特的婴语了解着彼此的家庭,诉说着对未来的向往。知识分子的孩子敏感而细腻,屠户家的婴孩虽出身穷苦,却刚决而勇毅,面对迥然不同的人生,他对好友的康庄大道报以真诚的祝福,对自己即将面对的阔大天地和暴风骤雨同样充满信心。冰心仿佛是无意间探访了这两个孩童的世界,正是这种童言童语、童心童真,产生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阅读活动不是单向和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积极的能动性活动。对于儿童读者而言,在阅读中获得心灵的共振、思想的启迪更为重要。冰心儿童小说采用对话的生成形式,能够将儿童读者拉近文本,借由不同时代的力量,激起观点的交互,迸发出新的火花。
三、“爱的哲学”唤起心灵共振
上文提出,冰心在儿童小说中关注了众多文化、社会、家庭的问题,那么她又是如何在叙事中为这些问题的发展提供可能的走向?冰心出生于海军军官家庭,少年时即随父出海,父母亲人的爱和生长环境的广袤无垠养成了她兼容宽广的性格。西式教育和基督教文化促成她悲悯爱人的情怀。在众多小说中,冰心擅长用“爱的哲学”为不幸中的人们提供排遣的出口。
在小说《最后的安息》中,少女翠儿是个童养媳,婆婆成天咒骂、虐待,婆家的弟弟也拿她出气,衣食不足,重活累累,还常受皮肉之苦。在这难捱的岁月里,翠儿有幸结识了一个同龄少女惠姑。惠姑在爱的家庭长大,与翠儿的生活环境天悬地隔,却对她充满怜悯和关怀,让她在饱受生活的重创后能获得一丝安息。冰心将同情之爱、感恩之心和朋友之情浸入字里行间,读者在为翠儿的悲惨遭遇忧虑的同时,还能因爱而得到适当的宽释。还有《骰子》中饱受封建迷信荼毒的李老太太,《离家的一年》中倔强而敏感的少年郎,《小小》中兄长早逝而悲恸的妹妹,《别后》中寄人篱下的“我”,都或因着家庭之爱、朋友之爱而感受着人世间的温情。
冰心对于自然的爱也弥散在小说中。冰心将对自然的爱化作儿童的所见所感,自然之景也因着主人公所处的不同环境、不同情绪而焕发出别样的色彩。《六一姊》中山坳海隅的春阴景物因着少女间的惺惺相惜而明媚灿烂,《最后的安息》中城外郊野的盛夏景观染上了阴郁的色彩;《鱼儿》中月光朗照下的大海却充斥着战争中的血泪,《海上》浓雾笼盖的大海带着静默凄黯的美。冰心笔下的自然是鲜活的,是充满感情的,是摇荡性灵的。
1795年,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首次提出“美育”的概念。席勒认为美育主要通过美的艺术来实施,艺术具有感性直观性,它比真理更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冰心的儿童小说将对人类的爱和对自然的爱浸透笔端,在苦难人生中留下一颗希望的种子,在恶劣环境中插入一朵怦然欲放的花苞,不断沉淀、回旋,用“爱的哲学”给读者以心灵的共振。
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指出:“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众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纵观冰心的儿童小说,其中的儿童形象是有着独立人格和思维的个体,跳动着美好的童真与童趣。冰心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儿童命运的关怀和爱是一以贯之的,是小说的内在灵魂。冰心不仅能从风云诡谲的时代高度对儿童的地位和命运进行判断,也能够关切具体而微的情感层面,以对话为生成形式,以“爱的哲学”为内核,从而产生丰富的艺术魅力和美育价值。
参考文献
[]卓如1990《冰心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席勒2009《审美教育书简》,南京:译林出版社。
[]周作人2012《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北京:海豚出版社。
冰心2018《冰心儿童文学全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