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乌尔都语文学是印度文学中具有丰富文化传统与多元风格的地方语文学，它于11世纪前后逐渐在印度兴起。最初，它融合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波斯文学传统以及印度本土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优秀成分，至近现代，兼收并蓄了西方文学思潮的质素，并顺应时代的变革，发展了民族文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乌尔都语文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可以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与梳理新中国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研究现状。
2.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的汉译
中国对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的接受大致始于20世纪50年代。先后有1部诗集，2组印度民间故事，2种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uhammadIqbal,1877-1938）诗选，2种克·阿·阿巴斯短篇作品集及5种克里山·钱达尔（KrishanChandar,1914-1977）小说的中译本推出。这可以说是中国乌尔都语文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1部诗集是当时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乌尔都语文学专业同学集体翻译的《牢狱的破灭：印度巴基斯坦现代乌尔都语诗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收入17位诗人的29首诗歌。
2组印度民间故事是《印度民间故事》和《印度鹦鹉故事》。乌国栋由俄文转译，天津人民出版社先后于1957年和1958年出版。俄文本即1955年由苏联国立文学出版社分两部分出版的"印度故事集".
2种伊克巴尔诗选是邹荻帆译《依克巴尔诗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1957年出版；邹荻帆、陈敬容译《伊克巴尔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伊克巴尔是南亚次大陆着名的穆斯林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印度乌尔都语诗人中，影响最大亦最为世界所熟知的一位。可以说，他代表了现代南亚波斯语和乌尔都语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此两种伊克巴尔诗选中译本的问世可谓中国伊克巴尔研究的先声。
2种克·阿·阿巴斯短篇作品集是《阿巴斯短篇小说集》，冯金辛、黄雨石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小麦与玫瑰》，孙敬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克·阿·阿巴斯是着名的进步作家、剧作家和电影编剧家。他曾于1951年作为印度亲善访华团团员来我国访问，亦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5种克里山·钱达尔小说是《火焰与花》，冯金辛译，光明书局1953年出版；《钱达尔短篇小说选》，冯金辛译，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黑太阳》，红燕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年出版；《我不能死》，严绍端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一棵倒长的树》，张积智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年出版。钱达尔是印度现代乌尔都语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有"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他是最早介绍到我国，并为我国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的印度现代作家之一，也是印度乌尔都语作家中，在中国译介较多的一位。
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印边界战争逐渐平息，中国国内一系列政治运动日益冷却和平静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与新的文艺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印度乌尔都语文学译介迎来了新的发展。
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3种译着。1977年伊克巴尔诞辰100周年之际，王家瑛译《伊克巴尔诗选》出版，与此前两种译本译自英语不同，该译本由乌尔都语直接译出；1982年，密尔·阿门的长篇散文体民间神话故事诗《花园与春天》中译本出版，由李宗华等译；1987年，米尔扎·鲁斯瓦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遭遇》中译本出版，由安启光、赵长谦、邹山鹰、李宗华四人合译自乌尔都语，译者用的是"佘菲克"的笔名，"佘菲克"为乌尔都语音译，意思是"挚友".小说原名为《乌姆拉奥·江·阿达》，讲述了印度莫卧儿王朝和1857年大起义时期没落社会的一个侧面，被文学界公认为乌尔都语小说史上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部小说另有一个译本《勒克瑙名妓》，由申燕译自印地语，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
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伊克巴尔的代表作，波斯语叙事体哲学长诗《自我的秘密》中译本，由刘曙雄译自乌尔都语。
克里山·钱达尔作品的中译本更加丰富。据学者王向远（2001:79-80）统计，"进入80年代后，钱达尔的若干中长篇作品被大量翻译过来，主要有长篇小说《一头驴的自述》（唐生元等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82）、《失败》（两种版本：怡新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如珍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钱镜》（瑞昌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一个少女和千百个追求者》（两种版本：庄重、荣炯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伍蔚典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流浪恋人》（朱国庆、张玉兰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等。
这些作品由于明快简练的风格和引人入胜的故事而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每种译本都有超过万册的印数。特别是描写吉卜赛女子悲惨命运的《一个少女和千百个追求者》，在我国一度成为畅销书，两种译本的发行量达六十六万册之多，影响很大。"除王向远介绍的上述译本外，还有《倒长的树》（三种版本，蔡国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靳凤、金天池，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95;张积智，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1999），《月光下的爱情》（中短篇小说集，冯金辛，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这些译本，有些直接译自乌尔都语，有些由英译本、俄译本、印地语译本印出。
除了乌尔都语文学作品的译介之外，中国学者很早就有了对乌尔都语文学发展史的翻译与研究。北京大学东语系山蕴教授编译了《乌尔都语文学史》（1993），对乌尔都语文学六百年的发展作了简明扼要又不失重点的介绍。该书包含南亚次大陆着名学者、文艺批评家阿布赖斯·西迪基教授所着的两部着作，《乌尔都语文学史纲》和《今日乌尔都语文学》，对中国学者进一步展开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81年，黄宝生、周志宽、倪培根的译着《印度现代文学》出版。其中"乌尔都语文学"一章（1981:304-326）为乌尔都语文学领域的专家，印度德里大学乌尔都语系主任克瓦加·阿赫默德·法鲁吉博士所撰，介绍了乌尔都语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学背景，并分别介绍了乌尔都语文学在当代诗歌潮流、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速写和报告文学、戏剧、评论、幽默和讽刺、科学的和历史的文学、书信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3.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研究
3.1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综合研究
中国的乌尔都语文学综合研究大致涉及创作综论、文学史分期、文学流派及思潮研究等。
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东方文学史》（1995）中，对印度乌尔都语文学进行了分段分期、点面结合的系统介绍。其中引用了不少诗人原作，内容十分丰富翔实。据悉，李宗华教授业已完成40万字和60万字的两种《乌尔都语文学史》教材。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文版乌尔都语文学史。
除了文学史书写之外，还有一些论析印度乌尔都语文学发展的专论。比如：李宗华（1987:96-132）以近3万字的篇幅介绍了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的基本情况，既有历时的发展脉络梳理，又有横向的区域乌尔都语文学发展研究，既对不同的文学体裁分门别类加以论述，又对一些代表性作家作品作了具体介绍。刘曙雄（1990:79-84）从诗歌革新、长篇小说的产生、文学评论的兴起这三大方面论述了乌尔都语近代文学的发展。
文学史研究牵涉到历史分期问题。阿布赖斯·西迪基以1857年为界，划分了乌尔都语文学的古典和近代，又把古典文学分为两个时期，即乌尔都语文学的第一时期---德干时期，乌尔都语文学的第二时期---北印度时期。唐孟生（2003:67-72）指出了这一划分方式并未充分考虑乌尔都语、乌尔都语文学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及民间传统。他从文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出发，从宗教文学的视角，将中世纪乌尔都语文学分为三个时期：14世纪前、14世纪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至19世纪，并强调了苏非派诗人与宗教文人的创作与乌尔都语文学的发展的密切关系。他在另一篇论文"浅析苏菲派与文学"（唐孟生2003:335-349）中，再一次强调了这个观点。
乌尔都语文学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进步文学"思潮。当时，印度民族独立斗争屡掀高潮，乌尔都语诗人和作家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十分活跃。
使自己的作品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去表现殖民地印度的社会生活本质和被压迫人民为摆脱这种命运而进行的挣扎和斗争，并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建设一个光明的图景成为进步作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刘曙雄（1991:5-18）探讨了印度进步文学思潮影响下的乌尔都语文学创作原则和创作总体情况，肯定了其积极意义。
3.2印度乌尔都语作家作品个案研究
在中国的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研究领域，有两位作家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一位是伊克巴尔，另一位是钱达尔。
中国的东方文学史（郁龙余、孟昭毅2001）或印度文学史（石海峻1998）大都对这两位作家进行了专章或专节介绍，相关的学术论着亦相对丰富。
据笔者目前占有的资料，国内已出版的伊克巴尔研究专着有2部：刘曙雄的《穆斯林诗人哲学家伊克巴尔》（2006）和雷武铃的《自我·宿命与不朽：伊克巴尔研究》（2012）。前者是目前国内伊克巴尔诗歌研究最重要的一部专着。该书援引了伊克巴尔的大量诗歌，除少数几首引自我国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出版的三种《伊克巴尔诗选》外，均由作者译自乌尔都语和波斯语。
着作分析了伊克巴尔诗歌的主题、内容、风格、审美尺度和创作思想，探讨了伊克巴尔作为思想家的理论和实践。目前已发表的伊克巴尔研究论文有十余篇，涉及思想创作综论、作品论、文学思想论等方面，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伊克巴尔诗歌中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和美学和诗学观等问题上。其中，对伊克巴尔诗歌中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最受关注，研究最为集中的内容。而非常成功地运用诗歌来阐述宗教哲学思想也正是伊克巴尔诗歌最为显着的特色。研究者们大都围绕伊克巴尔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即"自我"和"完人"的学说，结合其诗集《自我的秘密》和《无我的奥秘》，探讨伊克巴尔宗教哲学思想和诗歌的有机统一。1999年，《自我的秘密》中译本出版，译者刘曙雄为此书撰写了2万余言的长文《伊克巴尔与〈自我的秘密〉》。此文"是中国伊克巴尔研究与评论的代表性成果"（王向远2001:85）。
克里山·钱达尔作品的大量译介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对钱达尔的评论和研究文章也在50年代初就见诸报端。如《文艺报》1954年5月号曾发表圭木的《读克里山·钱达尔的〈火焰与花〉》，《光明日报》1955年10月20日曾发表了冯金辛的《关于钱达尔的小说》。
80年代后，有关钱达尔的评论文章陆续出现，而且有的大学的外国文学史及东方文学史的教材（如陶德臻主编的《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还将钱达尔作为印度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列专节讲述"（王向远2001:79-80）。9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更为深入。胡杏天（1992:60-65）从叙述视点、讽刺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探讨了钱达尔短篇小说的艺术性；王旭的硕士论文《论克里山·钱达尔的小说创作》（2000）介绍了克里山·钱达尔的创作历程，丰富的创作题材，人道主义的创作观，以及其小说创作的艺术性；王旭（2002:318-332）还对钱达尔在进步文学运动前后的文学观与文学创作进行了分析；孔菊兰（2003:262-275）探讨了钱达尔《金钱的伤痕》中人性异化的主题；黎跃进（2008:75-78）介绍了克里山·钱达尔早期代表作《失败》，探讨了作品中真与美被毁灭的爱情悲剧及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沉思考。
进入研究者视野的还有其他乌尔都语作家。只是成果各自独立，比较零散，均以论文形式呈现。在诗歌领域，涉及到的作家有印度古典乌尔都语文学的先锋阿米尔·霍斯陆、18世纪乌尔都语德里诗派以及印度近代乌尔都语文学的杰出代表米尔扎·迦利布。
在小说领域，涉及到的作家有在乌尔都语长篇小说创作中具有奠基和开创意义的纳兹尔·艾哈迈德（孔菊兰2005:79-83）、拉登纳德·萨勒夏尔及米尔扎·鲁斯瓦，锡克教乌尔都语作家、进步作家拉金德尔·辛格·贝迪（唐孟生2007:69-74）、女作家伊斯玛特·玖达依等。
在戏剧领域，有山蕴（1985:270-285）对着名剧作家益姆迪耶兹·阿里·达奇剧本《阿娜尔·格莉》的评介，肯定了作品的人民性和反封建主题及极高的艺术价值。在传记文学领域，刘曙雄（2008:110-116）对穆罕默德·侯赛因·阿扎德及其《生命之水》的文学史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列举了将其列入传记文学的原因。
4.印度乌尔都语文学译介与研究现状的评析
4.1新中国印度乌尔都语文学译介和研究的总体特征
第一，新中国印度乌尔都语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对象多集中在近代，作品的人民性和时代性较强。国内自20世纪50年代起对印度乌尔都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多聚焦在一些具有"进步性"的作家和作品。而进步性，一方面指作品主题的反帝反殖倾向在当时的时代具有进步意义，另一方面是指"进步文学"思潮下作家反映社会与现实的激进性。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弥漫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文化氛围。这一时期对于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的译介与中国社会政治及民众文化心理的倾向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的诗集《牢狱的破灭》，可以说是一组"政治诗"的合集。所选诗歌全部都是关乎亚非人民反帝反封建、保卫和平、制止战争、歌颂民族解放斗争的主题，也有歌唱新中国，欢呼中国革命胜利的诗篇。
所涉及到的诗人，也都是伴随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而涌现出的进步诗人。对伊克巴尔及钱达尔的大量译介同样是一种振兴民族意图之下的文化选择。伊克巴尔是一位富有强烈爱国激情和厚重民族责任感的诗人，他的很多诗篇都洋溢着对东方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幸福生活的热望与信念。更为重要的是，伊克巴尔一直对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重压下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和关怀。30年代初期，他在《侍酒歌》一诗中表达了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支持和鼓励，并把中国人民看作是与他并肩战斗的盟友，他热情欢呼："沉睡的中国人民正在觉醒，喜马拉雅山的喷泉开始沸腾"（王家瑛1977:33），盼望中国人民早日获得自由和独立。克里山·钱达尔是印度"进步文学"的倡导者和代表作家之一。他以小说作为思想和政治运动的表现形式，作品流露出对生存于残酷剥削与压迫之下的普通百姓的艰辛生活及被重压及至扭曲的人性的深切同情。可见，这一时期对于乌尔都语文学作家作品的译介在当时的时代而言，有利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在"进步文学"思潮中出现的其他作家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比如对阿巴斯、拉金德尔·辛格·贝迪作品的研究等，大都亦着眼于作品中的那些时代意识、反殖反封主题以及对人民生活与命运的忠实再现。
20世纪80年代，随着动乱与纷争的平息、对外开放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外国文学的译介形成高潮，但亚非文学显然不再成为译介的主体。以非人的形式呼唤人性的复归，带有强烈的实验色彩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更多地被介绍到中国。对于日益要求开放与多元融合发展的中国学者而言，一些东方现实主义作家依然受到青睐，如纳兹尔·艾哈迈德、拉登纳德·萨勒夏尔、米尔扎·鲁斯瓦、女作家伊斯玛特·玖达依等，并出现了一些颇具价值的研究成果。
第二，新中国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研究侧重于对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和作品的总体把握，以及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为作家、作品进行定性归纳。
诗歌和小说是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的两大重要体裁。
刘曙雄（1999:158-167）曾探讨印度乌尔都语古典诗歌创作中波斯诗歌的影响问题。他在另一篇论文中评介了18世纪乌尔都语德里诗派重要诗人及其代表作，勾勒出该诗派的整体风貌，亦由此映射出这个时期的乌尔都语文学在德里的发展（刘曙雄2004:72-76）。山蕴（1983:254-283）则对1857年以来的乌尔都语诗歌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李宗华（1985:260-269）曾专文评析了印度17世纪乌尔都语抒情诗先驱瓦利·穆罕默德在"混合语诗"和"闺阁语言抒情诗"方面的成就。唐孟生（2007:84-87）介绍了莫卧儿末代诗人米尔扎·迦利布的生平与诗歌创作分期，并举例分析了迦利布诗歌的创新性思想和独特的艺术手法。小说作为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的另一大门类出现较晚。邓兵（2005:74-77）曾探讨印度各民族语言长篇小说的发端，论及乌尔都语长篇小说发展早期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刘曙雄（2003:247-261）在《沉默的女性》一文中，介绍了部分乌尔都语短篇小说并探讨了其中的女性角色，探讨了印度底层妇女逐步觉醒并走向反抗的进程关于米尔扎·鲁斯瓦的小说《乌姆拉奥·江·阿达》的研究论文较多，有李宗华（1983:27-42）的"米尔扎·鲁斯瓦和他的小说",孔菊兰（1991:57-64）的"论鲁斯瓦的《名妓》",孔菊兰、唐孟生（1990:102-115）合着的"乌尔都语长篇小说《名妓》与《桃花扇》、《茶花女》之比较研究".研究者从作者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反映现实的自觉性，用心理学的观点去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艺术技巧等方面肯定了这部小说在19世纪乌尔都语文学消沉、萧条的背景下，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意义。
这些研究从时代、流派、作品等角度介入研究对象，条分缕析地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作家的创作风格以及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并对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地位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但由于整体研究局面的限制，难免出现介绍性的内容偏多，研究视角仍比较局限等问题，致使研究成果略失个性。
4.2新中国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研究现状的反思
新中国60年乌尔都语文学研究不乏发现与创新，但仍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研究群体比较固定集中，主要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乌尔都语系的专家，相关研究成果大部分出自他们之手；第二，对乌尔都语文学的翻译成果十分有限，除了伊克巴尔、克里山·钱达尔的作品译介较多外，其他众多知名作家仍并不为国内学者所熟知。且现有乌尔都语文学中译本也只有少量直接译自乌尔都语，其余由英语、俄语、印地语转译。译介数量的有限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的产出，对此领域的关注也难以形成热点；第三，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对诗歌、小说之外的文学门类如散文、戏剧等鲜少涉猎。固然，乌尔都语文学的主要成就集中在诗歌与小说领域，但对其他文学门类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印度乌尔都语文学整体发展面貌。总体而言，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仍有较大的拓展和提升空间；第四，一般性的介绍和综合性研究多，具体而深入的个案研究少，且较为零散，除了对伊克巴尔的研究渐成系统之外，其他的多是各自独立的作品研究。
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研究，有些已取得系统成果，并在进一步深入；有些尚处于基础阶段；仍有些研究领域有待开垦。未来所需的努力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打开译介的局面，组织现有乌尔都语学者开展对乌尔都文学大规模、成系统的翻译，使更多优秀的作家、作品进入中国相关学者的研究视野。其次是拓展研究思路，走出仅以社会、历史角度进行研究的局限，引入新的理论与批评方法开展对乌尔都语文学的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
5.结语
综上所述，从文学史的梳理与书写到具体作家作品译介与研究，中国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研究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其中不乏发现与创新。尤其是17世纪以前的乌尔都语文学资料保存下来的极少，且现存资料不完整不系统，中国学者的努力是可贵而卓越的。但问题和局限亦不容忽视。印巴分治以来，乌尔都语成为巴基斯坦国语，印度的乌尔都语仅作为印度的民族语言之一似乎日渐式微，"随着乌尔都语言在印度的社会地位日渐衰落，乌尔都语文学在印度的前景不容乐观"（季羡林1995:1307）。但即便如此，乌尔都语文学在印度文学发展史上曾经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对印度乌尔都语文学的研究还应进一步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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