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两国文化曾被称为“同文同根”，越南所受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包括从中国南传文学的汉文学和经过本土化改造后再土生土长起来的字喃文学。根深叶茂的汉文文学由中国南传越南后，两千年间，由于有了适宜的土壤、阳光和空气，再加上数代人的辛勤耕耘，蔚然成为南国的一枝玉树琼花。越南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文学亦以汉文文学为主流。南下的中国学者名流、诗人、文学家，积极的传布汉文学文化，反之，越南士人北上交流、求教，亦助推越南汉文学的发展，越南文坛上先后涌现了不少以汉文为写作语言的著名作家、诗人与学者。越南的汉文文学大致分为三期，即：郡县时期的“汉文文学的孕育期”，独立（或“自主”）时期“汉文文学的成长期”，殖民时期“汉文文学的式微期”。
一、现存越南汉文古籍状况
在越中邦交史上，两国使者在多个世纪里不断接触交流。关于越中邦交史的书籍资料原本相当丰富，但保存至今却并不算多。
（一）越南现存汉文古籍现状：
国内学者研究越南现存汉文古籍现状的，要首推原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张秀民先生曾经于2001 年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上对越南现存汉文古籍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
张秀民先生通过统计越南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著录的 185 种，法国迦节（Cadiere）、伯希（Pelliot）的《史部书目》175 种，加上河内新购的 78种，日本东洋文库藏安南本 76 种，又《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三本所录汉文书目 3070 种，中国书越南印版 690 种，喃字版 628 种，三者合计共 4388种。可见越南现存汉文古籍之一斑。此外，获越南政府批准成立并于 1979 年 10 月 13 日的越南汉喃研究院的近年来的影响越南越大，从其官方网站所公布的数据显示，现在越南汉喃研究院收藏的包括喃字版的书籍一共有大约 2 万册书。
（二）中国和海外现存越南汉文古籍状况：
根据张秀民先生所列的书目得知，目前中国所藏越南汉文古籍也不少。国内越南汉文古书较为集中地收藏于国内下列单位：北京图书馆、广西民族大学（包括图书馆，小语种资料室，民族研究所、以及有关教师收藏）、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广州）、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暨南大学、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等等，此外台湾所收越南汉文古籍也不少，如台湾淡江大学、台湾越南研究所等等。
海外方面，收藏最多的莫过于法国巴黎远东学院、此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都收藏、甚至再版了越南汉文古籍。美国方面，在 1975 年前后移居美国加州的越南学者们于2001 年成立了越学院，也收藏有部分越南汉文古籍。
二、越南汉文小说出版情况
（一）中国大陆出版情况
1、《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经海内外诸多学者共同努力，由上海师范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台湾成功大学通力协作，《域外汉文小说大系越南汉文小说集成》2011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 20 卷，600 万字。收书超过一百种，内容十分丰富，可分为神话传说、传奇小说、历史小说、笔记小说、近代小说五大类，所收都是发生在越南本土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民族和本土特色，从中可以反映出越南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不少小说甚至直接将中国小说“移植”过去，仅仅改动了人物、时间、地点。
据《越南汉文小说集成》所作分期，越南汉文小说大致如下分期：
第一个时期：陈朝———汉文小说的出现。陈朝时，越南汉文小说目前所知仅有《粤甸幽灵集》一种，也是现存最早的汉文小说。此书记录了中国和安南古代历史人物的事迹，大多转抄自中国古代史著，较真实可信。后来，越南作家不断增补篇目，并对人物事迹进行想象虚构和编造，不仅产生了众多版本，还对《岭南摭怪》等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个时期：后黎朝的汉文小说。后黎朝的 360多年间，政治格局较为复杂，既有稳定、繁荣发展的时期，也有南北对峙和纷争的阶段。这一时期，中越文化交流频繁。越南学习中国的历史、天文、历法、建筑等，还派人入清学习儒学，购《大藏经》和《律论》千余部置寺院。很多中国小说也传入越南。在此影响下，汉文小说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笔记、神怪、传奇和历史演义都深受作家的钟爱，出现了近 30 种作品。
尤其是《公余捷记》、《岭南摭怪列传》和《传奇漫录》，思想、艺术成就突出，基本代表了越南汉文小说的最高水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现了 10 多种据《公余捷记》选录、增补而成的小说集，10 多种续补、增编的《岭南摭怪列传》，《传奇漫录》则掀起传奇创作的风气。
第三个时期：阮朝前期的汉文小说。阮朝建国后，中越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90 多年间，出现了历史演义、传奇、笔记、志怪约 30 部汉文小说。其中历史演义和传奇小说，都是作者原创，成就较高。余者，有许多书的故事内容基本相同，还出现了不少小说选本。小说编者互相抄袭、选录，表明汉文小说原创力的减弱。
第四个时期：法属殖民地时期的汉文小说。短短的 62 年间，出现了约 20 部汉文小说，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原创作品少，只有《皇越龙兴志》等寥寥数部，其他多为辑录前人之作，甚至选录、篡改中国的小说以成书；二是随着法国殖民统治的加强，及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与高涨，人们将越南历史上的名人英雄等辑录成书，藉以宣传民族意识和尊严，激发越南人民的反抗斗志，如《南国伟人传》、《南国佳事》等，甚至创作英雄传奇小说以宣传革命思想，如潘佩珠的《后陈逸史》。尽管多是旧作重辑重刊，却赋予了强烈的时代性，这也是越南汉文小说的最后一抹微光。
从艺术形式上，越南汉文小说又可大致分为五种类型：
（1）神话传说。越南民族国家以及事物起源的故事，包括国家或地方神祇的传记杂录，如《岭南摭怪》、《越甸幽灵》等共 17 种，其中《越甸幽灵》等有多个版本。
（2）传奇小说。这是古代越南汉文小说中最具有现代意义“小说”类作品，其中有文言短篇，亦有长篇小说。如《传奇漫录》、《传奇新谱》、《越南奇逢事录》等 14 种。
（3）历史小说。历史演义在中国是通俗文学，但在域外，能读写汉文者已是文士，能以汉文来撰写长篇文字者，则是文士中之翘楚。域外汉文小说作者之社会地位一般比中国为高，与唐小说作者相埒。这也是在这次分类中，我们改称它为“历史小说”而不用“历史演义”的原因。此类收《皇越春秋》、《越南开国志传》、《安南一统志》、《州记》等 5 种。
（4）笔记小记。笔记小说在中国，包涵的范围极广，一般又分为志人志怪两类。志怪的虚构性强些，志人中有的是传说，不少是实录，已类似传记了。本类收书 33 种，其中有《南国异闻录》、《大南奇传》、《南天忠义实录》、《人物志》等十余种。
（5）近代小说。目前所收集的有《南风杂志汉文小说集》及《潘佩珠汉文小说集》两册，可为越南汉文小说之殿军，此后越南结束使用汉文之传统，无可为继矣。两册书大部分为本次整理新发现资料，除潘佩珠个别作品外，亦为研究越南文学者所未涉及之题目。为越南文学开拓现代汉文学一支，或为本《集成》极富意义的贡献。
2、《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
大型文献丛书《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全 25 册） 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2010 年 5 月份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丛书搜集了现存于越南的 79 种独立成书或成卷的燕行文献，从一个特殊的侧面直观感性地呈现元明清时期的中国。这是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先生所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燕行录集”系统出版的开始，牵引出了一个以汉文连缀的共同教养和共享传统的时代，一个新的、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葛兆光表示：“这些珍贵文献展示了越南人眼中的古代中国，记载了中越两国历史上的友谊和交往，也给研究者提供了‘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的视角。”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是指历史上越南官方使节北使中国，或民间人士来华旅行而撰述的相关汉文记录，其主要形式为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使程图。这些作品以诗歌或散文形式呈现，内容涉及出使途中日记、见闻纪事和抒发离家乡愁的杂感等。还有一些作品绘制了从昇龙（越南河内）到燕京（中国北京）沿途线路图，每个使团经过或停留的地点都绘制地图，并题诗吟咏。越南汉喃研究院院长郑克孟介绍说：“该文献从一个特殊的侧面，系统地展示了公元1314 年至 1884 年这五百多年间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选择收录的文献，包括 53 位越南作者的 79 部作品，文献原件主要存放于汉喃研究院的汉喃书库（越南汉喃书籍的主要收藏地）中。越南国家图书馆的汉喃书库中只有三部相关作品，其内容与汉喃研究院的所藏书籍重复，因此未列入这次收集的书目中。
在这 79 部汉文燕行文献中，时代最早的有陈朝名士阮忠彦（1289－1370） 撰于 14 世纪的《介轩诗集》。接下来 15、16 世纪越南使者的一些作品，由于保存不全，又不是独立完整成书成卷的，所以只能割爱。随后是冯克宽在 1597 年出使途中创作的诗文《使华手泽诗集》、《旅行吟集》等。其余作品主要是从17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末叶撰写的。
（二）台湾出版情况
台湾对于越南汉文小说的整理出版，目前的成绩可能是最为耀眼的。
台湾成功大学陈益源教授对越南汉文文献研究较为深入，以下均以其研究为概述之基础。1987 年 4 月，陈庆浩、王三庆教授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七册，由法国远东学院出版、台湾学生书局印行，这是越南汉文小说在国际间首度以此大规模的崭新面貌亮相。该辑包括传奇类、历史小说类、笔记小说类等，收入作品 17 种；1992 年 11 月，陈庆浩、郑阿财、陈义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继续由台湾学生书局印行，内容神话传说类、历史小说类以及笔记、传奇小说类等，共五册，收书二十种。
三、越南汉文小说研究
在保存、出版越南汉文文献的基础之上，就是学者们展开较为广泛地对越南汉文文献的研究，尤其以越南汉文小说研究为显著。
越南汉文小说，“由长期深受中国汉文化濡染的越南人民用汉字创作的，主要反映越南的民族精神和风土人情的小说作品”。越南汉文小说是汉文化整体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越南文人长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深受汉文化浸染，极大程度的沿袭着汉文化思想观念，同时又具备百越民族的本土特色。因此，在越南汉文小说中不仅可以看到汉文化的影响和中国古典小说的模式，同时又有文人的改编和创新，呈现出异国特色。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中，也在总体上呈现出越南汉文小说中的汉文化观念的蕴涵和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模仿、创新，并涉及到一些越南本土特色的显现。
（一）侧重汉文化渊源的研究
越南汉文小说受汉文化的影响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上，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道教思想在作品中的蕴涵。二是艺术表现手法的借鉴，如小说的叙事方法、题材的借用等。
1、越南汉文小说观念接受汉文化影响的研究
2000 年陈默的《论越南汉文小说＜皇越春秋＞》，指出越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皇越春秋》中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正统观、德治观、忠义观和重贤观，“中国乃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当东亚各国尚处于草昧未开状态之时，中国文化已是灿然大观，他们正因接触中国文化方逐渐开化、建国”，《皇越春秋》的卷首语《传叙》，表达了儒家文化的观念，“作者在这篇纲领的统御下，借助历史人物、事件，从各种角度形象地表现出这些文化观念”。
2006 年陆凌霄的《论越南汉文小说＜皇越春秋＞的德治观念》和 2007 年陆凌霄和徐舜杰的《论越南汉文小说＜皇越春秋＞的正统观念》，指出了《皇越春秋》体现的儒家文化中道德和正统观念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进一步确定了汉文化渗透于越南民族，因而观念上具有相似性。“与中国山水相依，习俗相近的越南民族，从古代以来认真地学习和吸收了优秀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其德治观念，强调了君德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通过研究该小说对于正统观念所涉及的诸多方面的认同，我们不难发现汉文化在向越南传播的过程中，深入地渗透到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当中，因而表现出了汉文化地区历史文化内涵的相似性”。
除了文本的研究，唐桓的《道教与越南古代文学》则探讨了中国的道教思想对越南古代文学的影响，分别列举了《岭南摭怪》《公余捷记》《传记摘录》等越南汉文小说中道教的神学思想对小说素材，创作手法的影响。认为道教思想“丰富和推动了越南古代文学不断向前发展，在越南文学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
王后法的《越南汉文小说与汉文化刍议》以宏观的视野，论述了越南汉文小说受到中国儒、释、道思想影响，并肯定了越南汉文小说和中国古代文学一脉相承的关系。“中国的儒学自宋明理学而后，便具有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兼糅儒、释、道而形成‘三教归一’的特征，越南儒教也如此。纵观越南整个中世纪时期，朝廷执行的是‘三教并尊’政策，体现在民间的信仰，则常常是佛、道、儒三教不分”。
高国藩先生对《东亚文化研究》第七辑“越南汉文小说研究专号”刊登的陈益源教授及其十四位弟子的专门研究越南汉文小说的论文进行评议，他同样认为，在这些研究中，深入分析了越南汉文小说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更主要的越南文学所受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影响。他特别指出，研究者关注到越南汉文地方文化展现出的中国文学意识。
由此可见，关于汉文化观念对越南汉文小说的影响关系，已被研究者认可，是越南汉文小说中不能回避的事实。
2、越南汉文小说艺术手法对中国古典小说借鉴的研究
越南汉文小说不仅思想观念上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而且在人物，情节，结构和语言运用上直接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模仿和继承。
台湾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明显，2001年陈益源教授的《＜聊斋志异＞对越南汉文小说＜传记摘录＞的影响》，肯定了《传记摘录》原创性的同时，认为《传记摘录》不仅有对《聊斋志异》的改写，还是受其深远影响的创作。“《传记摘录》虽然跟中国《聊斋志异》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并未看到其中有任何一篇是单纯抄袭《聊斋》的”。
2004 年，彭美菁的《论＜聊斋志异＞对越南汉文小说＜传记摘录＞的影响》补充说明了《传记摘录》在题材上“借用”“复合”了《聊斋》，文字上则是对《聊斋》的“袭用”和“糅合”。“《传记摘录》对《聊斋志异》题材的借用与复合及文字的袭用与糅合两方面进行细致的比对，作为《聊斋志异》对《传记摘录》产生影响的实证”，“两书之间高度的相似性，使我们相信，这样的类同，绝对不是偶然的”。而同年，陈益源的《＜聊斋志异＞、＜后聊斋志异＞与越南的＜传记摘录＞》一文则修正了自己 2001 年《聊斋志异》对《传记摘录》的影响，重新发现《传记摘录》其实是对中国古典小说《后聊斋志异》的抄袭，“《聊斋志异》对《传记摘录》的影响是间接造成的”，“越南的（传记摘录）只是《后聊斋志异》的盗窃之作”。
任明华的《越南汉文小说＜传奇漫录＞本事考》认为在“情节内容、艺术构思和语言等本事方面，《传奇漫录》主要模仿、借鉴了《剪灯新话》”。文中列举了一部分《传奇漫录》和《剪灯新话》的篇目，如《传奇漫录》卷一《木棉树传》与《剪灯新话》卷二《牡丹灯记》，通过列表对比，发现此二篇的整体结构、情节、叙事方式甚至许多语言都一致；有一些篇目是部分模仿，《陶氏业冤记》后半部分的语言和情节模仿了《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有一些篇目是对原作情节的杂糅，《项王祠记》开头模仿《剪灯新话》的《令狐生冥梦录》，内容上与《龙堂灵会录》相似。夏露的《＜三国演义＞对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的影响》指出，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的诞生得益于《三国演义》的传入，文中论述了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皇黎一统志》和《皇越春秋》的开头、结构主线、战争描写、人物塑造与《三国演义》相同，“都以说书人的身份来交代故事背景并拉开序幕”，“三书作者都站在他们所维护的那个正统皇权的立场上来进行小说的谋篇布局，因而结构的主线也类似”，“《皇越春秋》中有诈降计、诱敌计、假死计、火攻计、水攻计、草人计以及各种各样的战略战术的描写都类似《三国演义》”，人物塑造上“写昭统帝黎维祁，说他生得‘龙颜凤眼，声如洪钟’，这与《三国演义》中对刘备描写类似，也都是一种类型化的写法”。
由此可见，研究者多已认同越南汉文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借鉴，不仅如此，有些抄袭、改写现象也值得关注。
（二）侧重汉文化圈越南民族特色的研究
越南汉文小说虽然深受汉文化影响，但也具备一些民族特色，目前的研究成果在探讨越南民族特色时，大多是在汉文化的语境下提出它具备的民族特色，单独对小说中民族特色的研究较少。在此，只能将研究中较为鲜明的论述进行归纳。
1、作品中异国特色的研究
越南汉文小说中的异国特色也逐渐被研究者所关注。
乔光辉的《＜传奇漫录＞与＜剪灯新话＞的互文性解读》通过对《传奇漫录》和《剪灯新话》在题材运用、情节安排、结局以及作者的观点中，发现《传奇漫录》体现的主题与《剪灯新话》截然不同，并流露出比《剪灯新话》强烈的民族意识。“发生在连年战乱背景下的爱情，必然要服务于交趾的民族独立事业，明兵入侵导致交趾民族意识的高涨在《传奇漫录》中留下了鲜明的烙痕”，《传奇漫录》虽模仿《剪灯新话》，阮屿与瞿佑实际上在进行跨民族、跨时代的隔空交流，但《传奇漫录》又有自己的特色，在相近的形式中传达出的思想内容不尽相同。与《剪灯新话》相比，它更重视对民族意识的发掘”。
严明的《越南汉文小说的异国特色》认为越南文士是借助中国小说的形式记录和描写越南的社会风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异国特色。“越南汉文小说作品的最为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对中国小说叙述方式的悉心模仿，而是大量运用越南的人物、场景及历史文化背景材料，编写出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故事情节，越南汉文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也往往表现在这些方面”。
孙婷婷和任明华的《论越南汉文小说＜圣宗遗草＞的真伪和思想内容》肯定了《圣宗遗草》受中国小说观念影响，但是更多的是对文本本身的阐释，以提炼作者在灵异故事中寄托的对世态人情的看法和感情，“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神仙鬼怪，几乎无一不怪，无不随笔生事，或讽世或愤世，游戏三昧，创意新巧，表达了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而这种感情不受国界和民族的限制。
2、越南汉文小说发展的民族性差异的研究
越南汉文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于中国古典小说形成的传统，中国古典小说兴起于民间说书、讲史，整体上趋于通俗。而越南汉文小说多为上层文士学习汉语、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后的创作，整体上趋于典雅。这样，越南汉文小说在文学传统上显示出了民族发展的差异。
任明华的《＜金云翘传＞与越南汉文小说＜金云翘录＞的异同》比较了《金云翘传》和《金云翘录》的异同，认为越南汉文小说《金云翘录》虽然改编自《金云翘传》，但在情节详略、人物塑造主次上符合越南读者趣味，尤其在语言上，越南汉文小说《金云翘录》偏文雅，抒情味道浓厚，继承了越南喃诗的艺术，融入了民族特色。“《金云翘录》的作者是受过中国经典文化教育的越南士人，不太可能精通白话，盖为自娱而改写，故文词难驯”，“作为深受越南民族文化熏陶的文人作家，在编译《金云翘录》时必然会避开某些越南人所不熟悉的中国文化，而融入一些本民族的思想和文化风俗，以迎合越南读者的欣赏趣味和实际”。
李时人的《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渊源发展》在肯定了越南汉文小说深受中国古典小说影响的前提下，又不失时机地强调它对本民族的描写，“《剪灯新话》在广泛吸收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成份的同时，亦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土壤中。除了个别篇章，《传奇漫录》故事人物皆被设定为越南人，其中有不少甚至是陈末黎初真实存在的安南名士，具体故事发生的场景亦多在越南，个别故事还取材于越南的民间传说，它们集中表达了当时越南人的思想情绪，其中对于人情风习和名物的描写，更显出浓郁的南国风味”。
刘廷乾的《越南汉文小说发展的不平衡性》分别从小说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剖析了越南汉文小说的发展，“进入越南汉文小说世界，我们看到的是越南民族的丰富想象力和风起云涌的历史演进画面，却很难看到质实而生动的现实内容”，认为外部是由于越南社会历史状况、汉文学在越南的地位、语言书写与中国古代有差异，内部是由于小说创作传统、作家创作心理的差异，导致越南古代汉文小说发展的不平衡。以上研究从越南社会历史、文学传统、审美趣味和文本的对比等方面，提出了越南汉文小说的民族特色，但是，挖掘还不够深入，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深入细致的了解越南汉文小说中的个性色彩。
2000—2010 年间，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对于越南汉文小说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研究专著的出版，研究论文的数量也在增多。然而研究中的问题也值得思考，2007 年林辰的《浅析越南汉文小说》中就针对一些研究者普遍认为越南汉文小说《传奇漫录》模仿《剪灯新话》中的篇目，提出质疑，并提出《传奇漫录》中的一些情节与唐传奇相仿。而 2001—2004 年间，台湾陈益源教授的研究似乎能够证实这种质疑不是毫无道理。他在 2001 年发表的论文中肯定了越南汉文小说《传记摘录》的原创性，并认为是受《聊斋志异》的影响，2004 年陈教授再次考证，修正了自己先前的观点，证实《传记摘录》实际上是对《后聊斋志异》的抄袭，剽窃。这也为研究中越古代小说事实上的影响关系打开了思路，越南汉文小说的某部作品的确是受到明清小说的影响吗？还是它受到了唐传奇或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影响，更可能是受到长久以来被边缘化的作品的影响？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希望更多的研究者致力于越南汉文小说的研究，解决研究中的问题，推动越南汉文小说的深入研究。
四、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的一点反思
在综述以上的保存、出版与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二：
一是文学的文体的定位问题。越南汉文小说所采用的“小说”文体，在以往的众多研究中，从未见有学者就这一文体进行过相关的概念梳理，当下研究者所言之“小说”，多以西学自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之文体观念为蓝本，以往众多学者又常以此构限中国古代文学之研究，已是流毒非浅。而如此再以这一“小说”概念去研究越南汉文“小说”，其中文体概念常常难以重合或是模糊不清。此外，在此种研究中，越南汉文文学作品中又常存有雅文学与俗文学混杂之情况，而“多种文体彼此渗透、多种艺术手段交互为用，这其实是俗文学的基本特点”，因此，更增添了对文体确定的复杂性。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思考“小说”这一概念的定义，方可更好地去深入研究，或可对中国古代文体的研究有相关的启示意义。
二是对越南汉文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不论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还是越南自身的研究，尽管都标榜并非宣扬文化上“大国沙文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或多或少都难免呈现出如此的倾向。正如韦勒克所言，这样的研究都带着爱国主义的动机，以草率的比较扼杀了文学传统的多样性，并强加上某种统一性，从而武断地表达本民族文学的优越感。
这些学者一旦将本民族文学与“他者文学”作具体的比较研究时，也都可能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立场，有意无意地使本民族文学和文化置于比较优越的位置上。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研究方向上一方面集中于研究影响在于“中国文化渊源”这一立场，或将此延伸到“西方政权的进逼，是导致东亚汉文圈写作和汉文文献衰落的主要因素”强调了影响的作用，而忽视了越南的民族性的发展与建构；反之又着眼于“越南汉文小说从内容上来看，涉及越南封建时期社会文化生活相当多的方面，如反映越南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事件、越南人民的情绪心灵和梦想希望、越南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越南儒教封建社会的爱情和婚姻等……所体现出来的非凡价值和独特的民族特征”
这又突出了越南的民族性问题，而忽视了影响所引发的文学成因。这种矛盾，还特别体现在文学研究的分期上，一方强调虽为摆脱统治但仍为藩属；另一方则强调已然独立，只是采用汉文写作，而喃文则更是民族独立的表象。以上种种状况，都与早期比较文学所从事的影响研究较为相似，这也正是早期影响研究多为后来学者所诟病的重要原因。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困局，这亦成为当下研究越南汉文文学作品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思考这一困局，究其成因，终归是因为仅做了文学外围的研究，也就是最后的结论并未着眼于文学的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当我们认识到“文学文本内在多元元素的组成，不管创作者自己是否意会，事实上存在着任何创作者几乎无法逃遁的特定‘时空’中的两层‘文化语境’，内含至少三种文化元素。第一层面为‘社会文化语境’，包括生存状态（含自然状态）、生活习俗、心理形态、伦理价值等组合而成的‘共性氛围’；其第二层面为‘认知文化语境’，指的是创作者在第一层面中的生存方式、生存取向、认知能力、认知途径与认知心理，以及由此而达到的认知程度，此谓‘个性氛围’。它们共同组合成‘文本’生成的‘文化场’。在每一层‘文化语境’中我们几乎都可能解析出三种有效的文化元素，此即‘本民族历史承传中产生的文化元素’、‘异民族文化透入中产生的文化元素’和‘在特定时空中人类认知共性产生的文化元素’，透过它们的共同组合，我们就可能在这样特定的多元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学文本的愈益接近的‘事实本相’。”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可以在中越文学文化关系中看到文化传递的基本形态———原话语经过中间媒体的解构和合成，成为文化的变异体，文化的变异体已经不再是文化的原话语。之所以有新文化（或新文学）文本的产生，不是为了重复原话语，完全是为了本土文化的需要。或许这就是“中国文化”参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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