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以北京这个发达的现代化都市为背景，以社会底层的普通女性刘苹果为中心展开故事叙述，大致情节如此 :洗浴城打工妹刘苹果与丈夫安坤背井离乡来到都市谋生，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他们原本卑微艰难却也自尊的生存状态 :由于同情遭受欺辱的同乡小妹而借酒浇愁，醉酒的刘苹果被早已倦于婚姻围城、时常买性纵情的林东乘机强行占有了身体。正在为洗浴城做玻璃保洁的安坤看见了一切，愤怒的安坤以各种方式找林东“算账”却遭受挫败。无奈的安坤找到同样倦于婚姻的林东老婆--心理医生王梅，王梅与安坤以通奸方式对刘苹果和林东实施报复。刘苹果的怀孕再次让故事发生戏剧性变化 :林东以为孩子是自己的“种”,遂与刘苹果、安坤和王梅达成协议，两个家庭便以怪异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影片最后，因不堪生活挤压而走向颓堕的小妹死于奸杀，刘苹果也带着孩子离开了都市……
一、性爱 :身体消费和欲望游戏
性爱是男女身体关系的极致状态，理想的性爱是肉体和灵魂完美契合，不仅是身体的交融，更是情感的托付和心灵的归依。正如恩格斯所说，它不同于“单纯的性欲”,而是以“互爱为前提”,两性应该具有“平等的地位”,完全自由的彼此吸引。[1][P73]在弗洛姆看来，性爱则是人“主动的”,“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个性条件下的结合”.[2][P17]然而，这种性爱观念表达出的是理想的、成熟的性爱形态，当历史进入后工业时代，消费社会的典型特点是“烟、酒、电影、电视、演讲、书籍、艺术、性，一切都变成了消费的项目”.[3][P161]
也就是说，建立在情感和精神认同基础上的性爱关系，已经不再是身心愉悦的交流，更不可能会出现“柏拉图式”的精神守望，那似乎已经是农业文明语境里陈旧而疲乏的修辞。在金钱成为最为当红的艺术家的消费年代，性爱已不再具有神圣性和仪式性，像一位沦落风尘的女子，彻底变成消费的对象。
（一）首先，性爱抽离了精神因素，完全物质化，纯粹地沦落为商品性的身体消费。
《苹果》中，林东与女大学生之间的性爱与彼此好感或相互吸引根本无关，如果说他们之间存在着好感或吸引的因素，那么纯粹是对金钱的好感和对身体的吸引。对于女大学生而言，金钱的获取意味着身体的给付 ;对于林东而言，荷尔蒙的释放和身体的发泄就像享受了一次淋浴之后必然支付的消费价格。在林东的意识里，性爱就是如此 :一次身体的狂欢，一次消费的代价。他在占有了喝醉的刘苹果之后，首先想到的也是用金钱来息事宁人，在他的概念里，显然性爱和金钱不过是一次消费行为的两端。在此，消费时代的商品交换法则以极其残酷的方式给传统性爱道德莫大的讽刺。
然而，这种性爱消费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意味着永恒的青春流逝或生命代价。《苹果》中，初来都市的小妹起初固守着农业文明里的性爱观念，对抗身体消费的性爱逻辑，于是，由于一位顾客的好色举动而将其手指掰断。但是，消费社会中丛林法则的力量终究是无法抗拒的，当小妹再次出现之时，浓妆艳抹的浮华面孔已经暗示了传统性爱道德向冷酷现实的投降。不过，李玉在小妹的命运下场--因性交易而被奸杀--中除了表达出对其卑微生命的同情和悲悯外，也显而易见地表示出对商业文明的批判。
（二）其次，性爱放弃了神圣姿态，充满随意性，转换为毫无正经可言的欲望游戏。
如果说小妹的死还让我们看到了她“堂吉诃德式”的绝望抗争，显示出传统性爱道德虽力不从心却坚守阵地的悲壮，那么消费时代更令人恐惧和绝望的景象则是性爱完全游戏化。
影片中，林东的老婆王梅在林东占有了刘苹果的身体，安坤投诉抗争却屡遭失败的情况下，向他说出了充满启发性和引诱性的话 :“我老公给了你一顶绿帽子戴，你也给他一顶啊。”安坤心领神会，他们一拍即合，接着便以通奸的形式、报复的名义开始了实际上是纯粹的欲望游戏。影片中的一个细节则彰显了消费时代里欲望的饱满和放肆 :王梅在与安坤对话过程中的眼神，那种欲望漫溢、攫取似乎随时准备吞吸安坤身体的眼神。于是，心理医生以一种非常态的游戏方式似乎既抚慰了安坤的肉体和心理，但却宣告了自身不可救药的病入膏肓。而心理医生以报复之名为腰带的松弛和道德的滑落寻找理由，无非只是消费时代的另一种症候 :以高尚之名卑鄙，尽管报复似乎也并无高尚可言。
想要说明的是，有人将《苹果》理解为一部女权主义电影，声称它在电影的结尾--刘苹果的出走--“鲜明地亮出了导演一种彻底的女性主义姿态，点明了与男权世界的不妥协立场”.
这样的读解似乎偏离了影片的精神方向，带有“盲人摸象”的味道，它仅仅对局部和细节进行想象性的过度阐释，而没有整体上把握作品。诚然，李玉电影一贯以女性为视角和中心人物，但将关注女性等同于女权主义立场显然违背逻辑和常理。在我看来，李玉并没有意图在《苹果》中展示性别政治，她是要用人物对待性爱的行为和态度来书写消费时代的文化寓言，把脉并揭示消费时代的性爱症候 :身体消费和欲望游戏，并在其中表明自己的价值、道德立场和伦理态度。
二、婚姻 :结构垮塌和内容空洞
如果说性爱表述的是两性之间的身体关系，那么婚姻表述的则是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婚姻是一种社会契约和纽带，它比性爱更具有社会性内涵，它纽结着的是男女之间的社会性责任。在恩格斯看来，婚姻应该是以“相互的爱慕”为惟一“动机”,需要以“性爱为基础”,体现出“两性的自由选择”.
在此，恩格斯为婚姻的契约关系注入了健康的血液和内容，或者说恩格斯表述的婚姻概念是一种健全和期望的婚姻形态。
与性爱的命运相似的是，在消费时代，一些婚姻也无法守住阵地 ;在性爱沦为消费的对象和商品的年代，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内容也同时被抽空，它只能“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地破毁 :道德契约转化为商品合同，家庭关系约分为共租关系。
（一）首先，婚姻失去了稳固的排他性结构，彼此各有天地，形式垮塌。
《苹果》里，李玉设置了两组婚姻关系，一是林东夫妇的中产阶级婚姻关系，一是安坤夫妇的底层人物婚姻关系，然而，婚姻的真实状况和景象又怎样呢？“醉酒事件”之后，安坤关心的似乎不是老婆的身体伤害和内心痛楚，而是千方百计地想从林东那里拿到两万元补偿 ;并且，他一边用“婊子”“鸡”等羞辱性话语对老婆进行辱骂，一边用奸淫的心态对老婆实施身体侮辱，还一边在与王梅的欲望游戏中放纵，并将这种关系视为心安理得的共存。如果说“醉酒事件”是动摇安坤夫妇婚姻关系结构的根源，而它却不过是林东夫妇本就无意义婚姻关系的一次涟漪。此前，林东寻花问柳、肆意买春，王梅不管不问，夫妻关系不过是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共租关系。
“怀孕事件”则将本就破碎的婚姻形式最终推向四分五裂、不伦不类的垮塌境地。得知刘苹果怀孕（事实上怀的是安坤的孩子），林东从王梅不得生育陷入“绝种”的焦虑、郁闷中看到希望。于是，他与安坤、刘苹果和王梅协议 :支付安坤十万元补偿，不与王梅离婚（倒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如果离婚，一切财产将归于王梅），让刘苹果精心“保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四个人都认可了这样的决定 ;并且更为荒谬的是，刘苹果后来就索性直接住到了林东家，四个人--两对夫妇就这样共同地“住”在一起。而正是“林东和安坤这两个男人之间，林东和王梅这对夫妇之间签订的一纸契约，让所谓的家庭关系和夫妻关系面临瞬时瓦解的危险”.
至此，恩格斯定义中的婚姻关系的“排他性”结构彻底颠覆 ;而这，在这个消费时代里似乎又是那样“正常”.
（二）其次，婚姻丢弃了必需的共同性责任，彼此形同陌路，内容空洞。
《苹果》中，我们看不到婚姻关系中彼此的共同性责任，更看不到“相互的爱慕”及健全的性爱基础。倒是王梅的一句话道出了消费时代夫妻关系的本质，她说 :“那个混蛋干出这样的事情我一点也不奇怪，这也不是第一次。男人不花，就像狗突然不吃屎……在情感上，你跟我都是受害者 ;在利益上，你来找我要钱就是惩罚我老公，跟我就是对立的。”也就是说，王梅并不在意“醉酒事件”,也并不在意到底是林东强奸了刘苹果还是刘苹果勾引了林东或者是林东与刘苹果通奸，她在意的是她的利益是否会受到减损 ;她不关心婚姻的折旧，关心的是属于她有形的婚姻资产是否会亏损，因为毕竟情感不过是一种虚无而没有实际意义的无形资产。
可以看出，她和林东实际上仅存的关系是利益共同体关系，而不是婚姻关系 ;林东之所以承诺不与王梅离婚，其原因显然也是如此。
同样，在王梅的“启蒙”之下，安坤心领神会，于是，他很快放弃了先前执念的“起诉”想法。他决定接受与王梅在彼此的身体上弥补情感损伤，又接受利用刘苹果的身体（“怀孕”）来获得利益。这样，四个人似乎都找到了自己虚拟和实际的平衡，获得了相应的“收益”,只不过这种平衡和收益恰恰是以抽空婚姻的意义为代价，这显然又是李玉绝望地撕开消费时代婚姻面纱，展示婚姻的空洞。
三、叙事 :体验现实主义和慈悲批判立场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仅有两类艺术 :撒谎的艺术和坦率的艺术，那么，就有两类艺术家 :撒谎的艺术家和坦率的艺术家。撒谎的艺术家们总是闭着眼睛歌唱，在浮华的世俗中沽名钓誉 ;而坦率的艺术家则怀着一颗焦灼的心，清醒地在现实的绝境中呐喊。在我看来，《苹果》就是坦率的艺术的代表，李玉正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时光中的时光》中曾真诚地感激过，能让“感知通道被磨圆了，以致无动于衷”的我们“感受到事情的实质”的艺术家。
（一）首先，在零度纪实方式呈现故事的同时，也在戏剧性结构和细节设计中彰显出体验现实主义风格特色。
艺术创作的起点是现实的经验，不管艺术的最后形态是再现的、表现的还是想象的 ;然而，艺术家不能万能地经验所有的现实，艺术创作的过程便是将现实经验转化为体验现实的过程，因此，艺术作品最终又是艺术家个人体验的结果，它必然凝结着艺术家个体的情感、理想和寄托。于是，所谓的艺术类型划分便是艺术家将经验现实转变为体验现实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的差异 :现实主义艺术是合乎理性地再现客观经验现实，浪漫主义艺术是合乎理想地主观改造经验现实，现代主义艺术则是合乎观念地表现经验现实。
《苹果》的故事是以纪实方式呈现出来的，镜头贴着人物，不用摇晃的镜头扭曲画面营造先锋性，也不运用蒙太奇的拍摄技巧达到表现效果。从影片开始用长镜头冷静客观地对北京城市包括天安门、摩天大楼和熙攘的人群的扫描，到人物的肖像特写和神态展现，再到情节推动和故事讲述。但是，李玉显然不是毫无选择地呈现生活流和原生态，而是经过了刻意的筛选和精心的设计，并将自己的感受融入冷静的镜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体验现实主义。
例如，“醉酒事件”“怀孕事件”“小妹被奸杀”的戏剧性结构安排，王梅与安坤谈判时吸烟动作、神态细节等。这些安排一方面使整个故事不至于松散、无序，而是更连贯、紧凑，情节也变得跌宕起伏，具有“陌生化”效果 ;另一方面，这些戏剧性结构安排和细节的选择如果抽离掉具体的内容将其符号化和抽象化，它无疑又具有强烈的寓言性，化繁为简也贴切地描摹出消费时代的性爱症象和精神症候。
（二）其次，在症候诊示和命运走向之中，漫溢着艺术家清醒批判和慈悲同情的价值立场和文化姿态。
有人说，命名“不是用来识别具体对象的一种符号，它还包含着与之匹配的性质”.[8][P8]如何命名意味着一种倾向和态度，命名本身也是一种内容。电影标题的命名“与电影的意蕴关联，是电影的精神指向”,例如“‘时间之灰’（注 :《东邪西毒》的英文名）的最终寓意则是生命的销蚀，以及现代人因之而对死亡的焦虑及迷茫的心态”.《苹果》的英文标题是Lost in Beijing,意即“迷失北京”,由于北京不仅是发达的都市，消费文化的空间载体，更是政治中心，显然用迷失与之搭配会触及到敏感性意味，可能因为如此，标题被置换为“苹果”.不过，“苹果”的标题本身也能恰如其分地象征影片的意蕴，因为“苹果”在《圣经》里就是性爱的喻体，喻指爱情和欲望，在消费时代里则成为消费的对象。
王梅空洞的眼神，小妹绝望的尖叫，刘苹果无奈的出走，这些情节又彰显出李玉在身体消费、欲望游戏、婚姻破碎等症象背后对人的悲悯和同情，但是这种同情又不动声色，不是切近的，而是慈悲的。正因如此，《苹果》的文本深度和艺术价值是最为完美的结合。
弗洛姆曾这样忧患地描绘20世纪后工业时代的消费社会 :一切都“能够被消费和被吞噬”,“世界是我们欲求的对象，是一个大苹果，一个大瓶子，一个大乳房 ;我们是一些只知吸吮的乳儿，总是期待着，渴求着--却永远都是失望者”.
而这，不也正是李玉在《苹果》中呈现出来的21世纪的中国迈入消费时代的文化症候吗？
参考文献 :
[1][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美]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刘福堂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
[3] [美]埃里希·弗洛姆。老年化的心理问题[A].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C].王泽应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4] 俞学雷。李玉电影：女性经验与影像伦理的双声重唱[J].电影文学，2014（4）：43.
[6] 朱洁。红颜的世界：新生代导演李玉电影论[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4）：57.
[7][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1970-1986）[M].周成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 许春樵。命名的思考[J].文化时空，2003（4）：8.
[9] 彭正生。东邪西毒终极版：先锋电影的终结仪式[J].电影文学，2012（21）：68.
[10][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