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故事背景的置换
原着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它为其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构建了一个所谓“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地理概念。原着中的景物有着典型的北方风物粗犷质朴的特点，其叙事环境营造了故事凄凉悲怆的感情氛围，而影片则将故事背景转移至了秀美阴柔的江南水乡，通过展现大量江南水乡的独有景色，利用形式语言营造情绪氛围，从而表现出强烈的修辞效果。
二、人物角色和性格的置换
莫言的原着小说有着一个极度悲凉的精神内核，它讲述了当年能歌善舞、貌美如花的暖，曾经对生活充满了期待和幻想，但却与来村里表演的军官的初恋无果而终。在和井河意外地从秋千架上跌落下来后，她瞎了一只眼，被村里的乡民嘲笑成“个眼暖”。在与进城求学的井河断绝联系之后，她无奈嫁给了粗鲁丑陋的哑巴丈夫，生下了三个痴傻聋哑的孩子。最终暖在无休止的劳作和悲苦的农村生活中，被摧残成了一个粗鄙无知的乡间农妇，这时“生一个会说话的孩子”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
而在影片中，从秋千上跌落的暖并没有瞎了一只眼，而是跛了一条腿，这使她的面容仍然和年轻时相似，更能增强观众观影时的代入感。暖的初恋对象从军队里的文艺骨干置换成为了剧团里的当红武生。小武生娴熟表演的京剧招式为影片增添了亮丽的形式语言，使得故事的文艺色彩得以彰显。小说中暖和哑巴生下的三个聋哑男孩，在影片中也置换成了一个聪明健康的小女孩。这个女孩和年少的暖一样，对大山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憧憬，也渴望有一天能离开乡村，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样的改动弱化了原着小说的悲剧色彩，为影片结尾井河再次向小女孩承诺带她走出大山埋下了伏笔。而哑巴则是导演对其改动最大的一个角色，哑巴不再是住在和暖相隔数十里的陌生人，而成为了和暖、井河一起长大的同村伙伴。在他身上具有人格的双重对立性，一方面哑巴屡次阻挠了暖和井河的书信联系，最终拆散了二人。另一方面影片结尾的哑巴，又极力希望暖、女儿和井河三人在一起，以便暖和女儿能够进城过上好日子。这样复杂的人物性格和三角恋爱关系，为影片增添了许多可以自由发挥的叙事空间，从而避免了过于依赖原着的相似性，也使人物的最终归宿有所交代。导演霍建起强调：“这主要是考虑到受众。如果按照原小说那样的话太残酷，其实从个人的角度讲，我更喜欢小说的结尾，可是我觉得让观众都绝望到那种程度，可能对每个人的承受力是个考验。”
三、从文本语言到电影语言的置换
在原着小说中，莫言采用了一贯节奏缓慢、语言平实的叙事特点，他通过大量以第一人称为主的人物对话和相关背景介绍，来逐步推动故事的前进，如在小说第一章开头讲述暖与井河两人相遇时写道：“‘暖。’我喊了一声。她用左眼盯着我看，眼白上布满血丝，看起来很恶。‘暖，小姑。’
我注解性地又喊了一声。我今年29，她小我两岁，分别十年，变化很大，要不是秋千架上的失误给她留下的残疾，我不会敢认她。 ‘小姑’我发窘地说，‘你不认识我了吗？’我们村是杂姓庄子，张王李杜，四面八方凑起来的，各种辈分的排列，有点乱七八糟。 我称暖为小姑是从小惯成的叫法，并无一点血缘骨肉的情分在内。十几年前，当把‘暖’与‘小姑’含混着乱叫一通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这一别十年，都老大不小，虽还是那样叫着，但已经无滋味了。‘小姑，难道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说完这句话，我马上谴责了自己的迟钝。她的脸上，早已是凄凉的景色了。”
而在置换为镜头语言之后，导演霍建起通过光影的结合与声色的变化，同样营造出了不同于文本之上的画面感。在用光上，导演常常采用局部直射的聚光进行特写，尤其特别关注了主要人物眼神的细微变化。同时他还将静态与动态镜头交替使用，通过对人物之间的编排与重组，暗示出不同的人物关系。在声色的使用上，导演特别注重对主角独白的使用，以这种方式与观众进行直接交流，人物借用内心独白得以随时点明自己的心境，使得故事情节更易理解，同时有效地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而在对画面光线色调的把握中，导演也有意识地将不同的故事场景与其情感氛围一一对应，从而营造出多样化的画面气氛，为电影语言奠定了唯美深刻的感情基调。因此总体来看，莫言的原着情节描写更加悲情残酷，将人情冷暖推向了无可挽回的死角。而霍建起的改编，则将故事拉回到了带有浓浓暖意的中庸视角，充分考虑到广大观影受众的审美需求和可接受程度，使其在情感层面上更易接受。
参考文献：
[1] 莫言 . 白狗秋千架 [M].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2] 杨扬 . 莫言作品解读 [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3 刘志福 . 霍建起电影：暖 [M].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3.
[4] 申载春 . 影视与小说 [M].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