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从影近七十年的人生，重温与一代影星白杨、赵丹、陶金、吴茵、上官云珠等同台出演《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的情景，回想与沈浮、史东山、郑君里、蔡楚生、孙瑜、陈鲤庭等一流导演合作默契的拍片经历，上海电影制片厂着名老影人高正非常感叹老一辈艺术家的敬业精神！历经半个多世纪，艺术魅力依旧不衰的经典名片，居然就是在当年昆仑影业公司那如此简陋的设备、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如今，当年的合作者都一一离世，高正作为唯一的健在者，又岂不百感交集。
最近，我们采访了荣获2013年第十四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荣誉奖”的高正先生，听他缓缓讲述自己当年十七岁单枪匹马闯荡上海滩……在昆仑影业公司（后合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与名演员、编导之间的往事。
这个临时拉来救场的“代戏”者，三天之后，竟成了上海滩话剧舞台的“当红小生”
我原名郭震，1922 年出生于北京，六岁随全家迁到哈尔滨。从小喜爱话剧，1938 年，我和王人路（电影《松花江上》的男主角）、刘国权（电影《青松岭》的导演）等几个年轻人在哈尔滨成立“红星”业余剧团，自编自演，很受观众欢迎。1939 年，我们在长春成立职业的“电波”剧团，演出《原野》《雷雨》《日出》等名剧，几乎场场客满。
然而，自发成立的剧团没有演出经费，每去一地演出，筹措旅费只能靠典当行李；有时一天只能勉强吃一顿饭，零下三十几摄氏度的严寒，几个男演员只能合盖一条破毯子御寒。最恼火的是伪满军警和日本宪兵不是看“白戏”就是捣乱破坏。我们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于是决定去上海，由我先到那里闯荡一番。东北当时是伪满、日寇统治的地区，没有通行证，无法出山海关。我们商量了下，决定冒险闯关。于是，我怀揣着哥哥东拼西凑借来的二十四块钱，通过同学的父亲在铁路局工作的便利，趁深夜敌人不注意时，独自爬上火车。趴在货车顶上，得紧紧攥着捆绑雨布的麻绳，身体紧贴在雨布上，一动也不能动。当时北方的冬夜能冻死人，在通过山海关洞的那一刻，扑面而来的狂风几乎要把我拖下去。我身体几乎冻僵，双手被粗麻绳勒出鲜血，稍不留神，随时会从飞驰的火车上摔下来……就这样，我南下到了上海。
到上海才发现，此时的上海，并非我所向往的戏剧之乡。我先是被拉洋车的敲诈走四块钱，又被一在上海的老乡兜头浇一通冷水：就你这个穷小子还想当演员？上海的少爷、小姐捧着金条还都演不上戏呢！你趁早还是把行李变卖了，买张车票回家去吧！
———回家？我当时想起自己从火车顶上爬下来，双手被麻绳勒得鲜血淋淋的情景，想起临行前哥哥写给我的“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两句诗，又燃起闯荡的勇气。
我没有找到工作，只能从两块钱一天的小旅馆换到两毛钱一天的“鸽子笼”栖身；没钱吃饭，每天只吃四个生煎包子或一套大饼油条充饥。尽管常常饿得头昏眼花，我告诉自己必须坚持下去。
就在此时，正好赶上话剧《茶花女》的导演梅阡急于找人为剧中男主角阿尔芒“代戏”，他一眼便看中我。梅阡导演提出的条件是让我必须当晚背下阿尔芒的全部台词，记熟舞台位置，第二天晚上登台“代戏”。
我从未演过《茶花女》，且还要顶着“北方当红小生”的头衔献演，连票房挂出的票价都跟着“当红”的招牌水涨船高。被逼上梁山，我彻夜拼命背台词，结果居然成功地演完阿尔芒的戏。连演三天之后，我，这个临时拉来救场的“代戏”者，竟真正成了上海滩话剧舞台的“当红小生”。
“郑君里慧眼识才，一定要我当场报名”
我这个人心直口快，经常仗义执言，爱打抱不平，出演的也多是倾向进步的剧目，不知何时已被列入特务的黑名单。在天津演出话剧《日出》，我刚走出后台就被从南京一路盯梢到天津的女特务“关山月”等人押走了，罪名是“进行赤化宣传”。
我后来才想起，自己喜欢名人格言，在给观众签名时，总随手题上一段名言。女特务“关山月”混在递签名册的观众里，我记得给她的签名册上题的是：“世上本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东南西北都可以走，但终归要走到你的目的地。”就因这几句话，我遭到特务的严刑拷打，灌辣椒水，陪绑假枪毙。我当时并非共产党员，也不知道特务们想要我提供的东西；最后特务只好把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我放了出去，另派特务一路跟踪我回到上海。
后来才得知，那三个多月，特务始终形影不离地跟踪着我。住地早已被洗劫一空，只得另起炉灶，我与邵华等人加入杭州的“中流剧团”，继续演出《雷雨》等剧目。
如果说被女特务“关山月”误当共产党关进监牢时，我还只是因为思想激进，那么，1946 年我陪朋友报考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及至自己后来也考进昆仑，则是我不失时机地做出了选择。
当时昆仑影业公司刚成立，已经云集田汉、夏衍、于伶、史东山、蔡楚生、孙瑜、沈浮、陈鲤庭、郑君里、阳翰笙、陈白尘等中国电影界最具才华的编导，形成无与伦比的主创阵容。这是我所看好的。但我当时并没有报考意愿。巧的是，负责招考演员的导演郑君里一眼就相中我，并且一定要我当场报名。
当时作为话剧界当红小生，我出场费上千，而在昆仑一个月只能拿四十多元，这对刚从饥寒交迫中走出来的自己来说，落差确实很大。但是我想自己当初闯荡上海，不就是冲着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来的吗？虽然那时“昆仑”待遇不怎么好，工资低，但在艺术上思想上很成熟。
“我冻得瑟瑟发抖，手里还得摇着扇子，头上喷水，假装冒汗。但是嘴巴不争气，一开口说话就会冒哈气”
进入“昆仑”，我接演的第一个戏是名闻中外影坛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也是“昆仑”拍的第一部戏。史东山导演要我出演反派人物、接收大员周家荣。我之前演过五十多部话剧，演的几乎都是正面人物，演反派人物还是第一次，心里紧张，怕演砸，给“昆仑”丢脸。史东山导演启发我，要想做好一件事，不但要有好的愿望，更重要的是有为什么要做的意识；又强调说，对坏人的塑造在京剧里是做丑角处理，电影却不是，而是看演员思想行为和感情的表露。我要的不是坏人的尖嘴猴腮（脸谱化），要演出人物的多面性。演员不仅要有决心演好，还要有信心，加倍努力。史导演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你可以演，能演好，就看你有没有决心。
时已入冬，可影片拍的却是夏天的场景，周家荣必须光身穿一套纺绸的衫裤，风度翩翩。我冻得瑟瑟发抖，手里还得摇着扇子，头上喷水，假装冒汗。但是嘴巴不争气，一开口说话就会冒哈气。为了不让嘴里哈热气，开拍前得猛喝一大杯凉水，把气管、食道里的热气都压下去。一次拍不成，重喝，重拍……寒冬腊月，穿着单薄的绸衫还要喝凉水，那滋味确实难以形容。史东山导演说“：一定要真，如果不真就不可信，不可信就不感人。”
拍摄快结束时，史东山导演满意地对我说，你演得不脸谱化，很好！赵丹说我演出了周家荣的本质，外表仍很英俊。
我当时心头一热，想起自己扮演接收大员与被占去房子的老太争吵起来的那场戏。正在拍摄时，录音师说，不行，我的机器有问题，声音破了。导演史东山说，还可以，我认为可以过，往下录！录音师要求重录，应当面对现实。现场一时僵持不下。史东山也火了“：公司没钱买机器！”又说“：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利用现有条件呢？你们看过剧本吗？这出戏表现的是一个穷老婆子在与国民党接收大员争房子，她争的是保命的房子，当然要激动起来，这很合理；声嘶力竭地吵，声音喊破了也符合当时的场景，合乎情理，合乎戏的内容，这样处理为什么不可以？”我觉得史东山导演讲得很有道理。为了剧情的需要，宁可把失真的声音录下来，一个录破了的声音，体现了他对剧情的严格把握。
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时有一场戏：白杨、吴茵扮演为抢户口米被敌人赶进臭水沟的农家妇女。那是蹲在冰冷的河水里实打实地拍，而且一泡就是半天，皮肤都泡白了。不像现在，可以穿塑料内衣，那时根本就没有塑料内衣。当时我也在现场，跳下水去，把熬好的姜汤递给她们。“昆仑”的老一辈电影艺术家演戏的认真态度，我至今难忘。
“大腕”明星教我如何做人
演员首先要学做人，才能演好影片中的人，这是我在进入“昆仑”之后深切感受到的。那时在“昆仑”，大家凡事都问一个为什么：一部戏好，为什么好？不好，为什么不好？怎样才能演得更好？创作氛围很浓，大家聚在一起，三句话不离本行，更多的是切磋艺术，谈得很投缘，也很有人情味。我清楚地记得，上官云珠向我学普通话的发音，矫正吴语方言中 z、c、s 与 zh、ch、sh 不分的发声，一点没有大明星的架子。
记得第一次与白杨合作演《八千里路云和月》，她当时在影坛已经很有名望，而我是演话剧出身，一切还得从头来，心里不免紧张。白杨坦率地对我说：“我比你大一点儿，可以做你姐姐。我只是一个老演员，不是大名人，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来，聚在一起拍戏，是个缘分。我们要考虑怎样演好戏，要抱成一团。”一席话，坦诚亲切，如亲兄弟姐妹。
《八千里路云和月》拍完后，史东山导演对我说：“我给你改个响亮的名字宣传时用，取郭震的谐音，就叫高正，寓意着你对自己要高要求、高目标，要有高的理想；做人要高品位，要正直、正派，走正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几句勉励的话，我把它作为座右铭，我也从此改名为高正。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昆仑”不免要与地痞流氓、国民党反动派打交道，就不得不想方设法：为掩人耳目，只得用三条被子盖着才能遮掩嘎嘎作响的破摄影机拍进步戏。演员们几乎是提着脑袋在演戏。剧社组织“昆仑星期六”，白杨、吴茵和我在电台演播进步节目，满怀豪情地迎接大上海的新生；我们在马路上演《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的折子戏，围观的人很多，尽管身后有坏人跟着，但白杨、吴茵无所畏惧。
沈浮导演长我十几岁，就像个邻家大哥，很亲切。作为导演，他能够把戏中人物内心深处很深的东西挖掘出来，令人佩服；更令我对其肃然起敬的是，“昆仑”公司经济拮据，要裁员，他首先把自己的夫人裁下来。
拍摄电影《兄妹探宝》期间，一天深夜，郑君里突然起床，在家里翻箱倒柜找东西，他夫人黄晨得知丈夫这是为第二天要去太湖看外景的高正找个望远镜，想到丈夫平时家里什么事也不管，只顾翻译和拍戏，却舍得费工夫为高正折腾半夜，见面提起这件事时忍不住对我说，我可真要吃你醋啦！
孙瑜是中国当时唯一一位曾留美学习电影戏剧的着名电影导演，认真严谨、平易近人。我转行做导演后的第一部戏就是跟随他拍摄黔剧《秦娘美》。摄制组到贵州后，不巧他病倒了，无法拍戏。孙瑜提议由我先做起来，由他审验，然后再去执行。虽然这是我导演的第一部戏，但孙瑜很放手，让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有了孙瑜的鼓励和支持，我信心倍增，从写分镜头剧本到现场拍摄，再到后期工作，都是独立完成。做每件事之前，我都给孙瑜审验，向他说明自己的想法。孙瑜很耐心地指导，一点也不敷衍。拍摄完回上海看样片，大家感谢孙瑜导演又拍了一部优秀的影片。孙瑜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说：“我必须说明，如果这部戏有成绩的话，应该归于高正；如果这部戏有什么不足和缺点的话，应该由我孙瑜负责。因为这部戏从开始到完成，都是高正负责的，但是每场戏都是我点头同意的，如果有什么不足和缺点，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是老导演，我没看出来……”能够在电影之路上得到像孙瑜导演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的教导、指引，我感到很幸运。
在演艺生涯中，我感触很深的还有一件事。“文革”中，我执行导演的影片《白求恩大夫》于 1965 年拍摄完毕后，在送往中央审查时，遭到江青等人无端责难。由于江青和导演张骏祥早年的一些个人恩怨，加上艺术处理手法的不同，江青将这部影片独自带进钓鱼台，深锁冷宫，不允许公开放映。于是，我被贴大字报，说我担任执行导演的《白求恩大夫》是在跟毛主席唱“对台戏”；说我出任《聂耳》的制片主任，是赤膊上阵，为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四条汉子”树碑立传；我被指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接班人”“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宠儿”。这时，正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那些背道具、做布景的老工人无所顾忌地站出来，纷纷澄清事实真相：《白求恩大夫》不是高正自己要拍就可以拍的。选择他当《聂耳》的制片主任是领导布置给他的任务，怎么能说是为‘四条汉子’翻案呢？高正不过是三十年代演过戏，说他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接班人”完全是无稽之谈！工人们纷纷对大字报愤愤指责，我没想到就在上海文艺界重灾区的上影厂，居然还会有这么多工人群众站出来为我辩护。群众是公道的，人心是把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