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清儒学案〉序》中说： “至论清儒，其情势又与宋、明不同： 宋、明学术易寻其脉络筋节，而清学之脉络筋节难寻。清学脉络筋节之易寻者在汉学考据，而不在宋学义理。……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 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1]361-362故能否形成学术主峰、有无脉络可寻是分析宋明清理学特点的主要方面，而学理性之强弱亦是又一方面。
以此来看，由于宋代广东在很长一段期内都属于学习、传承中原理学的阶段，故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可寻与学理性不强等必然成为儒学地域化初始阶段的特征，亦是宋代广东理学的鲜明特点。
这种情况一直到南宋名臣崔与之在 1224 年归隐家乡增城、开馆讲学与创“菊坡学派”而开始扭转。
但“菊坡学派”不入由“北宋五子”到朱熹的一脉相连的重“内圣”的理学传统，而呈现与陈亮、叶适重事功的特色，这说明广东在接受、改造和发挥理学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与中原主流理学不完全相同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思想学术。而有必要注意的是，是崔与之而不是黄节所说的崔杰成为陈献章“平生愿执鞭”的人物，故无论是陈献章其人还是其白沙心学，都可以追溯至崔与之与其“菊坡学派”.由此传承中原理学与不入中原主流理学传统成为宋代广东理学的两条线索，彼此又形成各自的特点，共同推动广东理学向前发展。
一、宋代广东理学传承中原理学一脉
有学者以师学传承、地域来源的角度指出，两宋广东理学可以分为两支： 程朱之学、修习理学而师承不明者，广州、东莞、潮州是为两宋广东理学的中心。[2]
此方法有益于阐述两宋乃至明清广东理学，但无主峰可指、无脉络可寻与少学理性仍然是处于接受、传承中原理学阶段的宋代广东理学的特点。
1. 无主峰可指
学术欠发达的广东，其任何阶段的所谓理学主峰都不能与二程、周敦颐、张栻、朱熹等理学大家相比拟，但具有旗帜性、影响力等能够成为学术主峰的因素就仍然不能欠缺。若以此来看两宋广东理学家13 人： 黄执矩、郭叔云、郑南升、周舜元、李用、崔杰、简克己、梁仲钦、梁百揆、邵继贤、陈益亲、陈庚、区仕衡[2],除区仕衡的《理学简言》，以上诸人均没有留下理学专着，亦是名难见经传的理学家。两宋广东理学家或北上求学后未见其南返乡土之记载，或于乡土从事讲学、着述活动，但他们都难以达到学术主峰所应有的影响力。如黄执矩慕濂洛之学，北上湖湘师从胡寅、张栻，参与校订《大学》、《中庸》，但未见其返广东的记载。郭叔云、郑南升均师从朱熹，郭叔云有礼经疑问 20 多条载入《朱熹文集》，有《宗礼》、《宗义》二文以训族人，但《朱子语类姓氏》不着其名，其名仅入“杂训诸门人”之列。而郑南升则潜心《论语》、《孟子》，学不惮问，《朱子语类》载其问 104 条，他在朱门中的活跃度远高于郭叔云。郑南升也深得朱熹赏识，朱熹说： “文振（ 按： 郑南升，字文振） 资质好。”[3]572朱熹还以郑南升为榜样，训示门人说：“看文字，须学文振每逐章挨近前去。文振此两三夜说话，大故精细。看《论语》方到一篇，便如此。”[3]572郑南升于《朱子语录姓氏》97人中位列54.朱熹去世后，郑南升、郭叔云与同门每日讨论太极、《易》，致死未返广东。故以上三人对宋代广东理学的影响不大。
周舜元于 1170 年任韶州知州，期间他建周敦颐祠，以二程配焉。崔杰居家讲性理之学，并往博罗与罗从彦会面，二人往还论学。1180 年，崔杰任化州司户，后归隐乡土，建桂华书院，大倡理学。
1166-1173 年，张栻主讲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简克己远游湖湘，师事张栻数年，张栻赞其“精确有守”[4]377.后简克己归隐乡土，以“人之性，仁、义、礼、智四德具焉”[4]377为座右铭，贤名一时响彻乡土。简克己喜启迪后学，每与子弟讲性理之学，举孔孟要义，人称“简先生”,寿 80 余。简克己列入《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黄宗羲说： “简克己，南海人，不求仕进。”
[5]1208自号“竹隐”的李用杜门研治周敦颐、二程之学 30 年，着《论语解》，开馆讲学，从学者众。《论语解》“究明伊洛奥旨，以溯洙泗之源，训诂明白，便于讲诵，学者传习之”.[6]203李昴英闻其贤，将《论语解》荐于理宗，理宗授予李用教师郎之职，李用辞之，后理宗赐书“竹隐精舍”匾。目睹宋室危亡，李用以 80 高龄东渡日本乞援，不遂，死于异邦。李用去世后，《论语解》刊行于世。故以上四人对两宋广东理学有一定的影响力，而相对来说，简克己、李用的影响力明显高些。
2. 无脉络可寻
有学者指出，东莞崔杰始师从陆九渊，常端居一室，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反观内证，恍然见太极之渊涵，天机之浑穆，其学上溯濂洛之源而下开白沙一派，岭学源流肇于此矣。其后高要黄执矩从胡寅、张栻游，南海简克己亦师事张栻，潮阳郑南升、郭叔云师事朱熹，于是言学者有宗派，至宋之季，东莞李用潜心周程，其子李春叟讲学里门，一时为盛，宋代岭南学者之所建白终白于此矣。
……有明中叶，新会陈献章崛起，岭南学派至是而其流始畅，讲学之事亦至是而其风始开。是故岭学源流肇始于崔杰而道于白沙。[7]4479-4480黄节以此勾勒宋代广东理学的脉络及其转入心学的进程，亦似是一张人物网，而这种南传之学于每个宋代广东理学家生命历程中如何发展及影响广东则并未深究，而以笔者所见，陈献章所宗尚的广东理学家似乎不是崔杰，而是不入理学家之列的崔与之，而崔与之所创立的“菊坡学派”,其重要门人即有对李用相当重视的李昴英，而李用之子李春叟更出自李昴英门下，故宋代广东理学若必须找出脉络来，那么，其走向即殊非正统程朱理学一路，而是不讲义理心性而独讲事功一系。
除《宋元学案》、《朱子语类》等有部分两宋广东理学家的记载以外，两宋广东理学家多出自粤人黄佐、郭棐、屈大均笔下，但他们于《广州人物传》、《粤大记》、《广东新语》等着述中，对两宋广东理学家的记载均语焉不详或一语略过。如两宋广东 13 名理学家均没有准确的生卒年，周舜元连出生地也未明。于他们的具体行踪、门人着述等都没有详细介绍。而比较重要的两宋广东理家如梁仲揆、陈庚、简克己、李用等均处于南宋末年，他们极其容易淹没于战乱频仍的时代之下。这在源头上使得探寻两宋广东理学脉络本身是没有可能的。以目前资料来看，闽学高徒郑南升、郭叔云虽名声在外，但他们没有南返乡土的记载，故他们于两宋广东理学并无传人。宗濂洛之学的李用、豫章讲友崔杰、南轩门人简克己都有具体的师学传承，也在广东开馆讲学，是传播理学的功臣，但由于他们的门徒情况未明，故其脉络亦是断裂的。
修习理学而师承不明者如梁仲揆晚年归隐禺山，讲学番禺山书院； 官至四川顺庆知府的邵继贤目睹元兵大势后，杜门江西玉龙山中； 陈益新、陈庚父子亦以世乱为由隐居东湖，而陈庚于东莞东湖家塾讲学授徒，虽然梁仲揆、陈庚于两宋广东理学传播之功更为明显，但理学于他们手中的传播亦是脉络难寻的。
3. 学理性不强
《理学简言》是两宋广东理学独存下来的区仕衡简论理家事迹的着述，从书中所论的对象来看，区仕衡是将宋人以理学的形式表现的孔孟儒学与宋以前的儒学混为一谈，且儒道不分，论理学又未能抓住其发展的主要脉络，显得学理不清，夹杂通用。由此引起区大任、四库管臣、伍崇曜的关注，如区大任说： “编中录曾子、子思、子孔丛子、晏子数章，及董、扬、王、韩氏，必以为六经孔孟之外，所论学论治者散见于诸家，犹理学之浅而未支者也。
第府君宋人也，录欧阳修、林逋二氏始，逮濂洛关闽诸大儒，至张陆吕三子而止，中不及邵雍、杨时、尹淳李侗、罗从彦也。肤浅何足以知之？ 或者是时讲学多牵蔓语，故于曾也思也鲋也婴也之下，纲罗数代止，南渡末取其醇而明，峻而奥，凿凿皆谈理之学，因曰‘简言’乎？”[8]19四库管臣更斥其有流毒之害： “摹拟圣人之事迹乃并其名而僭之，后来聚徙讲学，酿为朋党，以至祸延宗社者。”[8]30相较而言，四库管臣之论就显得相当严厉与有失过当。
区仕衡《理学简言》伦类不清的理家选取其实是形象地反映了两宋广东对理学的接受情况，它代表的就是一个欠缺扎实的理学传承的地域于此的体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