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作为中国的中心哲学议题之一，开源甚早，如在《左传》中就有“勿使失性”、“莫保其性”、“民乐其性”，其中“性”被多次使用。最先提出人性命题的是孔子，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建议“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人性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作为中国伦理思想主要课题的“人性论”，第一次引起关注重视和理论论证是在战国时期。孟子是儒家人性理论的实际开创者，人性理论在他那里得到了较为完善的发展。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即人的内在本性总是倾向于善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的“性善说”继承了孔子“仁”的理念，是对孔子“仁”的观念的发展。孟子认为“善”是人自发的，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正是人自发“善”的四种表现形式。“四端”说明道德价值的自觉，是与生俱来的。这是对孔子“仁”学理论不足的补充。孟子提出必须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内心的“四端”，孟子称之为“尽性”。“尽性”的修养，培养出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再以“心志统气”，控制自己的情感，便能成德。
一、孟子人性理论的历史背景
孟子处于战国中期，当时各国先后确立了以封建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已成为当时各国封建统治的历史发展趋势。各路诸侯为了争夺土地和农民，想统一中国而“王天下”，相互间不断征伐。统治者为实现自己的利益，称“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将有以利吾国乎”“，上下交征利”“，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法家为迎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主张“以力争天下”，提倡“霸道”、“法治”，使得老百姓背井离乡，不能安居乐业，“救死而恐不赡”，以致无暇“治礼义”。孟子认为，百姓正在遭受巨大的苦难，人民希翼获得和平的生活。在此背景下他构思以人性善为基础，构建统治阶级施仁政、行王道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形式，寄托了以儒家思想治天下的秩序追求。孟子将“推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称之为“仁政”。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从孟子的“仁政”理论与追求天下统一的愿望来看，孟子说的人性向善是先天的，提倡孝亲、尊长、忠君，尝试将斗争、割裂、残民的社会重新组合为和平、统一、贵民的社会，为人性论的发展提供实践依据。在此社会环境下，孟子提出“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鼓吹“王道”、“仁政”，试图通过非暴力的手段，用道德的途径和方法实现国家的统一。而在文化领域方面，儒家以人性论为中心，上承天命观，下启伦理学与各类应用哲学。
孔子认为内在与自主是人向善之性的基本特征，孔子及儒家最有创见的贡献便是认为以道德能力及要求为人人普遍所具的天性。孟子强调的“善”是以人际交往为前提。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的思想甚嚣尘上，对儒家传统的亲亲、仁爱的道德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孟子在评论这一现象时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为什么孟子和其他儒家如此兴致勃勃地争论人性问题呢？孟子说道“：天下之言性也。”他暗示了对在儒家学派之外关于“性”的某种用法的担忧。
二、人性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哲学的专门术语中，“性”这一词汇是少数非常接近英文相同词语中的一个，人们常常将其译为“本性”（nature）。中国古代一位思想家提及人之性、马之性和水之性，在此基础上，我们通常会将人之性、马之性和水之性统称为“本性”。中国的“性”源于生———出生、生活，如同告子的定义：“生之谓性。”阿瑟·韦利也谈到：“性按通常的用法，意味着一种事物首先所具有的性质。”孟子主张道德倾向是唯一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完全是属于人的。他决不可能暗示它们是人性的全部；恰恰相反，他明确地表述，追求美味、美丽、乐香和身体的舒适等欲望是“性”。孟子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心是人所具有的四种基本道德：仁、义、礼、智之“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同时他又强调这四“端”是生来就具有的，并不是外界强加于自身的。孟子对于人性的探讨，是从人的情感———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出发的，这是人的道性直观、道德承担。在孟子看来，在人的本性中存在着为善的可能性，道德发展正是源于这些倾向。为此，孟子提出了“四端”的思想，当人的这些自然之端得到养护时，就成长为“仁、义、礼、智”。孟子把这些道德发展的倾向比喻为类似于身体的肉体成长，是人的本性的自然表达。孟子认为这些倾向是“普遍的、先天的和纯粹没有私心杂念的”，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根据告子的思维逻辑，动物之性与人之性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于人性的理解，孟子第一次提出了不同的观念，即：人的道德性决定了人不同于动物，这是由人先天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孟子没有否认人的自然欲望之性，但同时他指出，人最基础也最根本的是人的道德本性，这也是人之所以称之为人的标准。孟子认为，善性良知是人先天所拥有的，并不是源于后天的学习，是人与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人类范围内所具有的普遍共性。孟子的重要推断———“仁义礼智根于心”，“是不能通过外在的归纳来证明的，只能通过内在的相应来体证。人之所以为善，正是因为他在性分禀赋中有超越的根源，只有在这里才可以说性善。现实上的人欲横流、善恶混杂并不足以驳倒性善论的理据。由这一条线索看，儒家伦理的确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有相通之处。”由此可以看出孟子的“仁性”思想具有“仁义内在、性有心显、以心善言性善、身心合一”的特点。
三、人性思想的现实意义
孟子处于社会大转型的战国中期，时代的进步促进人的价值和地位也得到了显着提高，自然地对人本质的论证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哲学史上孟子人性思想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与研究。在《论语》中孔子虽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可见由于对人性认识的缺乏，人性理论基础的薄弱，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并没有对人性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关于人性问题的大讨论源自于孟子人性理论的提出，人们才有了进一步认识人性问题的理论基础。这在认识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同时，也标志着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进步。人性是人类所独自拥有的、不同于动物的根本差别，人的内在本质决定了人类社会需要社会伦理与政治，这是对人性认识发展的必然趋势。学习的可能，不在于其他，而首先在于人之为人。孟子以为，人的类本质是人性讨论的对象，因此人性是一个类范畴：人相对于其他的类绝不相同，而同类之中却相似。孟子的人性理论首次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他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上述孟子的“四心”、“四端”之说，前人多视为“先天道德观念”、“唯心主义学说”和“抽象的人性论”。但是，孟子明确指出，人性共有的“四端”是一种潜能。人具有这“四端”的潜能，而动物是没有的。这就是孟子对人的本质探讨得出的结论。这种对人性的论述是孟子一书中最富有哲学趣味的部分，也是先秦哲学中最光辉的理论贡献之一。
孟子认为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且，孟子认为修养是求学的基点，而人善性，是无法从外在培养（教育只可起感化作用），最终都要凭自己的思考达致。修身方法上，主张自由发展，因势利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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