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教育思想的根深蒂固
嵇康(224-263),字叔夜,三国时期魏国谯郡铚县(今安徽省宿州市西)人。年幼丧父,由母亲和兄长抚养。他少年时就十分聪慧,博览群书。正始末年,他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等言论。他曾任曹魏中散大夫,故世人称之为“嵇中散”。其兄嵇喜在所著的《嵇康传》中写道:“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这说明了稽康从小接受儒家教育思想熏陶,后期才开始学习老庄思想。这在嵇康自己的《幽愤诗》中也有体现:“恃爱肆姐,不训不师。爱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不难看出,如其兄所言,嵇康在少时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到了“爱及冠带”的年纪,才开始表现出对老庄思想的兴趣,然而从学者对嵇康的背景考究来看,老庄思想虽然在他年幼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真正让他深入研究老庄思想是在政治时局的影响下。
有学者认为,嵇康对儒学教育思想有着深刻的批判,并指出他曾从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功能以及人的本性三个方面对经学教育进行了自己的阐述。嵇康认为,经学是因统治者的需要,作为束缚百姓的思想行为而存在的工具,而后世对其的延续则是人们对荣华富贵的追求。这让倡导人性启蒙的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认为,这违反了人的本性。经学教育要求人们“止乎礼”,限制了人性的自由发展,从而造成了人性的扭曲以及违背了自然的人性。
但是,后人对嵇康理论的解读与他所表现出的并不完全一致,后者更能反映出他真实的想法和观点。
很多后代学者认为,嵇康的思想应归属道家,因为嵇康非常推崇老子和庄子,曾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在《释私论》中,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则更直接地指出要“非汤武而薄周孔”,但他在《管蔡论》中又为武王和周公进行了辩护。
这其中可以看出,在调和儒道的大背景之下,儒家思想依旧根深蒂固。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虽然玄学对人们的思想有影响,但并没有站在儒家教育思想的对立面,而且,从小受儒家经典的教育,使嵇康不会轻易放弃自己从小树立的价值观,成为儒家思想的批判者。
鲁迅先生曾提出:“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为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直得多。”
嵇康的这些言论主张,像他所说的,经学是出于统治者的需要,而从客观上说,反对经学则是身处曹魏和司马氏之争的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嵇康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消极、颓废渐渐成为了社会的普遍风气,人们的斗志和意志在慢慢被消灭,而此时的嵇康也稍有疑虑,只能皆以“归隐”来寻找自己的出路,而老庄思想中的“仙隐”、“神游”则在此时恰合他意。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在《释私论》中指出:“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后代诸位学者对“名教”的释义众说纷纭,但概而言之“,名教”主要就是指儒家的封建礼教,不仅包括了约束人们行为的政治制度和统治人们思想的道德规范,更是成为了司马氏集团维护其统治的工具。所以,针对司马氏的政治阴谋,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主张人们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
《释私论》,观之题目,我们可以看出,嵇康借以讨论的就是如何“去私”,如何破除虚伪的人格,对当时所存在的社会现象进行阐释。“故变通之机,或有矜以至让,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济仁。然矜吝之时,不可谓无廉;猜忍之形,不可谓无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谗言似信,不可谓有诚;激盗似忠,不可谓无私,此类是而非是也。”同时,他也对“君子”一词进行了探讨:“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
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网……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仁心无那,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倪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而“君子”恰恰是儒家思想中理想的人格。
由此可见,嵇康并非像阮籍那样全然否定了现存的一切儒家的教育思想,而是批判现实中所存在的虚伪,并且展现出了自己对“君子”、“自然”等境界的向往,以及对“仁义礼智信”等基本道德价值观念的追寻。在嵇康看来,魏晋政权的夺取采取的是“非儒”的手段,是被虚伪所利用的儒家思想,是虚伪者牟取私利的手段。他认为,儒家的教育思想不应该成为一种封建礼教的束缚,而是应顺应人性的发展,达到一种“自然”的境界。嵇康更多地是结合道家思想而站在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去批判现实中所存在的“名教”的虚伪和私欲,并不是站在以道家思想观点而站在儒家教育思想的对立面所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由于嵇康妻子的特殊身份和政治局面的复杂,使他处于一种半隐半仕的局面,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以及曹魏和司马氏集团的争斗令嵇康内心十分矛盾,他曾在《卜疑》中写道:吾宁发愤陈诚,谠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将卑懦委随,承旨倚靡,为面从乎?宁恺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将进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宁隐居行义,推至诚乎?将崇饰矫诬,养虚名乎?宁斥逐凶佞,守正不倾,明臧否乎?将傲倪滑稽,扶智任术,为智囊乎?宁与王乔、赤松为侣乎?将进伊挚而友尚父乎?……在这里,嵇康讨论了人生可能选择的几种出路,然后在这之后,他也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那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做一个“散官”,与阮籍等人在家附近的竹林中饮酒畅聊,并与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几人被后世称为“竹林七贤”。但他并没有过上得到修仙的日子,而是在半隐半仕的情况下颠沛,并且在山涛推荐他时,他所做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提出的“七不堪”、“二不可”,使他与司马氏之间的关系恶化。然后实际上,嵇康只是借此宣泄对司马氏集团的不满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借古讽今的含义,却被人理解为对儒家的反叛。
三、儒家教育思想的去伪存真
嵇康的一生反映出了乱世之中的文人命运,在“名教”的虚伪现实之下,他寄希望于老庄,以求道家理想境界中的得道成仙,但“神仙”与隐逸的乐趣并没有将他内心的痛苦完全排解,文人的责任感让他无法享受真正的超脱之境。他在临终前所写的《家诫》中曾提到:自非知旧、邻比,庶几已下,欲请呼者,当辞以他故,勿往也。外荣华则少欲,自非至急,终无求欲,上美也。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则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则便是不知矣。若见窃语私议,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时逼迫,强与我共说。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何者?君子不容伪薄之言故也。嵇康认为,做人必须重“义”,做忠烈之士。这都可以看出,嵇康在延续着儒家的教育思想去教育自己的子女。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批判了虚伪的封建礼法的同时,依旧把传统的儒家仁义道德作为自己信奉的标准。在嵇康的生活中,我们并未看到任何不合乎礼教的事情,他对儒家教育思想的反驳与批判更多是带有政治性的,而与此同时,世俗对他的言论所予以的攻击也同样是处于政治性的问题。
他所说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是为了否定孔孟所流传的儒家道德思想,而是针对被政治化、虚伪化的儒家思想进行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而他的另一个被认为是反儒的言论“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句话出自《与山巨源绝交书》,然而同时他也提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则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而在《管蔡论》中还说到:夫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是以文王列而显之,发旦二圣,举而任之。非以情亲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礼贤,济殷弊民,绥辅武庚,以兴顽俗,功业有绩,故旷世不废,名冠当时,列为藩臣。这里,他尊孔子、武王和周公为圣人,从这之中,我们不难看出,嵇康对儒家圣人的推崇与赞扬。
四、自然主义教育理想
嵇康对于世俗教育进行了激烈批评,其目的是要倡导一种更为理想化的自然主义教育观。嵇康觉得,自然始终是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规律,对社会以及自然界而言则是指自然运行之规律。所谓自然主义教育,主要是指教导学生们顺人性情,循自然法则去认识与获得知识,从而致力于培养具有无措、通物等特点的谦谦君子。这里所说的无措,是指排除了私心杂念从而具备了符合自然之公心,并不用去理会传统世俗名教所褒贬的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这里所说的通物,主要是指要超脱自我,投身于宇宙本体之中,并且做到与其合而为一,让自己的身心变得无拘无束,并不会为个体的私心、私欲所拖累。有鉴于此,嵇康专门撰写《养生论》、《答难养生论》等两篇文章,系统化地阐述了君子怎样从身、心两个方面得到自然而然的发展。他觉得,人的精神与肉体是彼此依存而且相互影响的,身体一定要借助精神才能够立足于当今社会,而精神也一定要依赖于身体才能够存在。唯有切切实实地做到“清虚静泰,少私寡欲”,才能够实现身心自然、和谐之发展,人性也才能够回归到自然状态。
为此,他还构建起一个自然主义教育的完美模式,这完全是一幅自在、自为、无私、无欲的人类生活图卷。他觉得,人们只需要不假于外求,任其真性流露,自然而然地就能达到仁、义、礼、忠等各项道德规定。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得出结论,嵇康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儒家的反叛者,而恰恰相反,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之后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儒家教育思想的信奉与推崇。嵇康使以儒家的教育思想为主,兼辅以老庄的道家思想。出于政治历史原因,作为封建官吏中的一员,他需要包容各种思想以及理论,但这并不能从根基上动摇他所信奉的儒家教育思想。他对儒家教育思想的批判,是针对魏晋时期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而非纯粹育人,这使儒家教育思想存在着消极的一面。但是同时,嵇康在他的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儒家圣人的肯定以及儒家的教育思想在国家和人民中都体现出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客观而又理性的思想家,他对儒家的教育思想有着自己深刻的认识,同时又兼具作为一位士大夫、一位文人的历史责任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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