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相应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都是特定环境与条件的产物，都与当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既是对管理实践的反映、概括与总结，也是管理认识与理念的理论化、系统化与体系化。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同样如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思想进行必要的梳理、承启与阐释，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与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思想与特征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孕育了辉煌的文化内涵，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遗产。管理思想作为文化与实践的函数，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同样极为灿烂。
（一）管子的管理思想
管子（公元前 770～前 476 年）是我国春秋时期齐国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辅佐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政绩卓着，。《管子》一书大约成书于战国（前 475～前 221）时代至秦汉时期，是战国中后期管子的学生们托老师之名写成的一部论集，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经济学、管理学巨着，也是世界上最早涉及并阐释管理理念及管理思想的着作，可谓“管理之祖”。《管子》今本实存 76 篇﹐分为 8 类，其主要管理思想可概括为：第一，“天地为心”的治理论。管子提出，人君应以天地为楷模，“以天地为心”，无私无欲。天道产生权，权产生法，以法治国；地德产生义，义产生礼，以德治人。管子的治理论还衍生了宽猛相济、刚柔并举等管理理念。“自利”的人性观。管子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节。“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但管子并未走向极端，他认为“自利”与“利人”不仅可以调和，甚至“自利”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善，既有“自利”之德，又有“利人”之德，唯其如此，才不至于有二心。
第二，民富与国富相统一，以民为本和“与时变”思想。管子强调，国富不否定民富，民富才有国富，民富是国富的必要条件。民富可以多收税，税收增加国家就会富裕。国家要兴盛，一定要民富。国富兵强，诸侯就服从国家的政令，“藏富于民”并不是以牺牲“国富”为条件。同时，民富就会安乡重家，从而必尊上畏刑，国家就易于治理。反之，民贫就会离乡轻家，从而就敢犯上违法，国家也就难以治理。
管理应体现“民本”理念。管子曾与齐桓公对话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即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评鉴，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即“从其四欲”“去民四恶”，体现了管子的“民本”管理理念。治理国家也要“与时变”，管子特别强调讲求实际，“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话”是其权变思想的概括。“不慕古”反对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留今”提示人们不要受现实所惑，陶醉今日的成就；“与时变”倡导因时而变，顺应潮流；“与俗话”要求随着习俗一起发展。
第三，“诚信获益”原则。管子认为，“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诚信之人必得利益，只有让诚信之人富足，人们才会去履行诚信之德。管子主张实施让诚信之人获得利益的原则以及营造诚信致富的环境。第四“，德能兼备”的用人标准。管子认为，国君选贤任能，要举拔有“德”者给予爵位，举拔有“才”者就任为官。把“德、才”置于功劳之上，不因功劳而埋没人才。选贤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选贤还应做到“不以年伤”，即选用人才不应受年龄的限制，否定论资排辈。管子强调考核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与其地位是否相称；二是功绩与其俸禄是否相称；三是能力与其官职是否相称。
（二）秦始皇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的突出特点是大一统与集权，最着名的代表者是秦始皇（公元前 295———前 210 年）。这位中国的始皇帝 13 岁继承秦国王位，公元前 221 年并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帝国，一统天下。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为了巩固统一，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集权统治措施，包括：（1）政治集权。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政治上建立起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国家管理方面，大权独揽，三皇五帝合而为一，自封“始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裁决。宏观管理方面，中央机构设立三公九卿，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对皇帝负责。地方管理方面，否定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各郡、县由朝廷任命长官。郡守掌管全部政务。（2）经济集权。秦始皇在经济上也主张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管理：首先，政府直接控制农业管理与赋税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秦朝的农业管理，不是只有“田令”和赋税，而且还对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牛马饲养的具体管理用法律的形式作出详细规定，以保护皇族的权利。其次，实施高度统一的货币管理、计量管理和交通管理。统一币制。统一了度量衡，实行全国范围的车同轨，极大地便利了陆路交通。水路方面，修筑了灵渠，沟通了湘江与漓江。还在交通管理方面设置了很多制度，成为秦王朝统治庞大帝国的有效工具。（3）文化集权。统一文字；统制思想，焚书坑儒。秦始皇集权管理思想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如废分封、立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在全国推行土地私有制，为治理庞大帝国创立一系列典章制度，以利于中央集权封建统一国家的巩固；另一方面，皇帝独裁、中央集权，压制学术，统制一律。客观而言，秦始皇统六国、筑长城、开灵渠、修坟墓（兵马俑坑）等一系列“大动作”，都蕴含着中国式的古代文化及其管理思想，一系列的宏大工程，在当时，如果没有严格、精细的集权式管理，实在难以完成。
（三）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代表为孔孟学说。
儒家管理思想以“仁”为核心，特点在于关注人生与社会问题。孔子认为，“仁”是做人的核心，“礼”是行为的规范，两者不可分割，“克己复礼为仁”“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是关于人性学说的最早假设。儒家阐释的“民本论”，在内涵上与现在的人本管理异曲同工。儒家把人的因素看作是统治的首要因素，重视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拥护、支持和配合，如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为至理名言。
儒家遵循由管理自我到管理家庭、再到管理国家，继而到达“大同”社会的管理逻辑，要旨是：完善自我、信仰仁义、同情忠恕、追求至善，强调“修己安人”“举贤任能”及“任而能信”，提倡“中庸”为度。这些思想在现代管理中都有体现。
孔子关于管理的“九字名句”：“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阐释了管理的要义和关键。“先有司”，即要有规则和表率；“赦小过”，即要把握宽严与平衡；“举贤才”，是讲用人，而且必须德才兼备。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和”，即中庸、和谐的综合，这是管理的愿景，亦即管理的理想状态。
（四）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同时产生、并行发展，代表人物是老子，其最高境界为“道”。“道法自然”是道家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无为而治”，则是道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这里的“道”，本意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既指宇宙力———万物根源，又指一般力———事物运动变化规律。“自然“”无为”，是“道”的基本内涵，“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善利力万物而不争”，“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可见道家认为“自然”居优先地位，世间万物都应契合于“道”，顺乎自然，循道而行，不妄为，不以主观意志强加于“道”。
道家的“为”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无为而治”要求管理要顺乎事物的发展规律，“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用：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亦即不是不为，不是不治，而是有为有治，有治有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治，有所不治；是不治不为，治而有为，有为必治，治而必为；也可以说是有为有治，为治一致。
“无为”如同“治大国若烹小鲜”：一是，把握总体，积极而为，遵循规律，深入实际；二是，认真对待，保持适度，注重细节，追求适合。总之，以“无为”的理念达到“无不为”的效果。此外，道家还崇尚以弱胜强的管理策略。其中，以弱胜强的前提条件是“哀者胜”，以弱胜强的基础是“以正治国”，以弱胜强最终通过“后动制敌”来实现。
（五）法家的管理思想
在中国，与儒家、道家思想并存的还有法家思想，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子、吴起等。法家思想的基础是“崇法”，反对“人治主义”或贤能政治；反对主观的道德规范和空洞的忠心理念；在“人之初，性本恶”的人性论基础上提出“抱法出势则治”的核心思想，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世”，主张以功利、效果论善恶；只有通过刑赏之法劝禁臣民，才能达到“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的目的。韩非子还提出“法”“势”“术”三者并重的思想，认为“法”是制度安排，“势者，胜众之资也”，即现在的职位权利，“术”为监督、考核等种种办法。韩非子强调“势”与“术”的概念，拥有“势”的统治者还应把“法”和“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人之大屋，非法则术也”。在法、势、术三者中，法是中心，势与术是行使法的必要条件。可以看出，法家注重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在行使法时提倡“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守自然之道”“因道全法”的观点，要求讲规距、讲约束、讲程序、讲控制，强调要重视人，要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并且顺从人心。这些观点是符合现代管理的人本主义思想的。
（六）兵家的管理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兵家思想盛行，主要代表人物是孙子。《孙子兵法》是一部蕴含丰富管理思想的重要着作，共 13 篇，不足 6 000 字，博大精深，言简意赅。开篇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概括了关系国家存亡的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与五件事相应提出“五德”，即“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用人要非常重视“适”“恩”“威”“恕”“严”等几方面结合。在《孙子兵法》中提出了很多后人耳熟能详的重要思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上兵伐谋”“以奇制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不厌诈“”制人而不制于人”等，都是现代管理的重要理念。应当承认，兵家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特别强调士气，重视激励的重要性。《孙子兵法》包含了大量的谋略和用人之道，可以说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思想宝库。
（七）墨家的管理思想
墨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古代思想流派之一，重要代表人物为墨子。墨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兼相爱，交相利”，认为“义”与“利”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用人主张“唯贤”，认为“为政之本”应当“不辨贫富、贵贱、亲疏，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同时，用人选才要注意：“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包括“德义”与“思虑”；“良剑期乎利，不期乎莫邪”；“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还提出，“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现在看来，这些仍然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
综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主要体现为：顺道、中和、重人、诚信、仁义、法治等方面，其基本内容又可以大致分为以宏观管理为主的治国学和以微观管理为主的治生学。
前者是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及其制度在管理思想方面的反映，后者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生活在管理方面的理论概括。
中华文明与传统文化不仅哺育了中华民族，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蕴藏着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思想，而且比外国管理思想毫不逊色。正确认识、承启与把握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于实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现代化，西方管理理论中国化，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传承与借鉴意义。
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构架与不足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既不同于西方管理思想，也不同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生相伴，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有自己独特的构架。
（一）天时、地利、人和
天和地，反映了管理的外部环境。孙子指出：“知天知地，胜乃无穷。”可见正确判断外部环境之重要。“天”主要指时势、世势，即客观世界发展的趋势，顺其势则昌，逆其势则亡。
要因时立政，顺应时势。管子认为：“地者，政之本也，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调和，则政不可正也。”中国古代，农耕为业“，地”为命本，适合的土地制度是经济繁荣的基本前提。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天、地、人的关键。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荀子认为：“爱民而安，好士而容，两者无一焉而亡。”他将“人和”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爱民”；一是“好士”，即爱惜人才、尊重人才，重用人才。我们的祖先，将组织环境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视之为管理行为与活动的前提与基础。
（二）修身、齐家、治国
管理者的素质与组织的兴衰关系甚大，中国古代“修齐治平”理论认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管理者具有必备的道德和知识素养，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哀公问》中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论语·为政》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都是从管理者示范作用的角度，论述其自身修养的重要性。
管理者规避诱惑与邪恶，克服自身弱点，是成功的必由之路。“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君子谋道不谋富”“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管理者应有高尚的道德境界。人的因素与管理活动的关系在这里一清二楚。
（三）实事求是，先谋后事
决策（配置）是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的先哲们认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凡事应谋划在先，才能成功，反之则败。“遇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也是这个意思。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讲的是战略决策、战术决策之区别，长期发展战略与近期计划的区别；“事无巨细，比陈于前。若网在纲，振之则举，驰则尽废。”说明决策者应抓主要矛盾，抓住关键，才能纲举目张，决策正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的是决策者必须考虑决策实施的手段、物质基础和政策制度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讲的是借鉴其他组织（国家、地区、单位）经验的重要性，这是正确决策赖以形成的外部因素；“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讲的是决策者应注意决策实施的反馈信息，及时纠正错误，必要时甚至于重新决策。如此等等，在中国古籍中比比皆是，对于中国现代管理影响甚大，可谓精髓也。
（四）赏罚严明，德刑并用
管理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我们的祖先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概括而言，即刚柔适合、德刑并用，宽猛相济、恩威并重。孔子把治国方略概括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另一句名言：“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提倡宽猛互补，相济有度，则管理有序，政治和谐。苏轼提出：“威与信并行，德与法相济”，主张领导者行政权威与取信于民并行，道德的教化功能与法律的规范功能相结合。成都武侯祠脍炙人口的名联：“能攻心，即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人治蜀要三思。”上联强调“攻心为上”，不要盲目迷信强权和暴力；下联推崇“审时度势”，不要造成宽严悖误的被动局面。柔与刚、宽与严、德与刑、软与硬，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结合适度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当时的内外环境。可见，古人认为“度势”与“辩证”是管理的硬件与逻辑。
（五）义利两全，富民强国
中国传统文化大多主张重义轻利，也有利义并重者。《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义利两全、民富国强的真谛。义利如何适度？苏轼主张“用于国有节，取于民有制”。王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主张开源节流，量入为出。
民富国强靠的是人民，“失民而得财，明者不为”。总之，富民、强国的办法很多，没有既定模式，正如《盐铁论》中桑弘羊所说：“治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审时度势，战略正确，是民富国强的前提，也是管理之核心所在。
（六）知人善任，德才兼备
唐太宗李世民所言“为政之要，惟在使人”，指出了人才对管理的重要性。司马光强调：“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人才的基本标准在于德才兼备。
如何用人，是管理的重大事项，中国古代很有智慧与方略。孔子说：“无求备于一人。”汉朝东方朔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用人是用其所长，因材施用，切记责备求全，正所谓：“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管子》中讲：“成器不可不用，不试不藏”，即不经过考核不加任用，不经试用不作为人才储备。考核的办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诸葛亮有“七观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资之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义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魏征则提出了《六观法》：“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这些方法，至今仍有借鉴与现实意义。
（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组织理论方面也有许多精到内容。
韩非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区分了决策层与执行层两个组织层次；管仲“威不两错，政不二门”，强调了统一指挥原则；李世民“理国守法，事须划一”的国家治理思想；“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指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公事不私议”，强调明确的议事规则；“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要求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不能偏听偏信，如此等等，内容丰富，颇有见地。
（八）齐心协力，上下同欲
任何组织，都是人组成的。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形成什么样的组织风气，是关系到组织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周易·系辞下》说：“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即对领导者不谄媚，对下级要尊重，不轻侮。《庄子·山木》指出：“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强调清正廉洁的组织风气。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讲：“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君子合群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合群。组织内部的管理与团结至关重要。
（九）廉洁勤奋，始终如一
为了提高组织的凝聚力，组织成员要“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管理者应率先垂范。建立在“上下同欲”价值观基础上的组织，其凝聚力是持久的，其战斗力是坚强的，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认定的：“上下同欲者，胜。”成功的管理者一定要有德有信，以身作则，大智若愚，举重若轻。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稳定发展。但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又是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紧密相连的，与现代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及其现代管理理论相差甚远，其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重稳定，轻发展；重农本，轻工商；重感性，轻理性；重经验，轻科学；重和平，轻竞争；重考据，轻创新；重人情，轻交易；重人治，轻法治；重权术，轻管理；重集体，轻个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不足之处，恰好就是需要改造和创新之处，总体而言，就是要由传统的小生产式管理向社会化的大生产式管理转化，由家族式的经验管理向开放式的科学管理转化，由封闭的等级式管理向文明的人本式管理转化，否则，就没有中国管理实践与理论的现代化。
三、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
研究、整理、归纳、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对于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革故鼎新、古为今用，创建新时期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谈到管理二重性的问题，一是组织生产力的自然属性，表现着管理的共性。二是组织关系的社会属性，表现为管理的个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宝库中直接或间接找到，反映了古今管理思想的共性问题；同样，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有些管理思想、方法今天就不一定可用了，这就是个性。用二重性理论认识与把握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关系，就能思路清晰，取舍客观，判断适当，评论准确。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应该否定一切，而应采取历史的、辩证的、科学的、发展的态度，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具体考察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从而决定褒与贬、扬与弃。
（一）入世精神
在关心社会、面对现实、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上，宗教文化的共同特点是消极出世，主张“天国”或“来世”。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国主导文化的儒家思想，不论是先秦的孔孟之道，还是两汉以后乃至程朱理学等，其主要的思想是积极入世的。其主旨都是经世致用、兴邦强国、教民化俗、修身养性，要求将内在的修养外化为积极的事功；尊崇自然与祖先的道家文化，看似玄虚奥妙，消极遁世，其实质却是注重积聚自身的力量，“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后争先”、以“不争”为“争”，“无为”而“无不为”；至于法家文化，德刑并用，厉行法制，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强调积极的治理社会，大胆地追求功利，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
总之，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激励着历代中华儿女在艰难的环境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锤炼出自尊自强、艰苦奋斗、无所畏惧、拼搏向上的民族精神。
这种精神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坚实基础。
（二）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家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观念。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为中庸？汉朝郑玄认为：“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中庸之道以“中和”为最高原则，讲求并把握“度”，反对过与不及，重视和谐，不走极端，是中国几千年来处理人际关系、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传统理念，也是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文化支柱。中庸达“和”“，和”字，“口”边有“禾”，乃中庸之追求。如文臣武将关系的“将相和”，民族关系的“和亲”以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都是中庸“和为贵”原则的具体运用。
再如，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皇家花园———“颐和园”的命名，无不与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有关。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所要达成的配置状态与人文环境。
（三）伦理中心
中国古代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以伦理为中心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便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克己复礼为仁。”“礼”作为宗法等级制度，具有外加的强制性。
“仁”则把“礼”的约束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具体为“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忠”和“孝”是维护“礼”的重要道德标准，其特点是服从。
这种伦理文化有其合理的一面，即重视维系人际关系的伦理纽带，有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伦理文化是社会管理的基础，伦理观念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
这也是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独具特色的内容。如何科学传承传统文化的这部分遗产，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容推卸的历史任务。
（四）重义轻利
重义轻利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董仲舒主张：“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持此种义利观，其积极意义在于：提倡在物质利益面前要“克己”“寡欲”“见利思义，义而后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鄙弃“嗟来之食”，不取“不义之财”。
其消极的一面是：轻利、轻商。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与方面。
（五）重视名节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传统文化中，民族、国家、尊严、荣辱、人格、信念、操守中重视名节，重视精神需要满足的特征凝铸为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视死如归的伟大爱国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
继承这种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义不容辞的责任。
（六）勤俭廉洁
勤俭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所倡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勤俭为大德，奢侈为大恶，主张“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咏史》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主张克勤克俭。
同样，廉洁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深刻的内涵。明代无极县知县郭允礼书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因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对于廉洁与公正更应孜孜以求。
（七）任人唯贤
中国古代的人事思想其核心内容是“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我国历史上存在着两种用人方略———“任人唯亲”和“任人唯贤”。
从总体看，大凡有成就的英明君主及其谋士，总是倡导“任人唯贤”。“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拔于卒伍”（韩非子），主张任用有实践经验和成绩突出的人才。诸葛亮则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为官设人者治，为人设官者乱”，“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管理方面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的这些重要历史遗产。
（八）辩证思维
朴素的辩证思维与方法，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有突出、上乘的体现，在整体观、发展观、转化观、辩证观等诸方面，都有成熟、精彩、典型阐释。如“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辩证思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战而胜，是为上策”的战略思想；“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噪”的策略思想；“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智慧与方法；“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人事哲学等谋略等，极为丰富地体现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中，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
综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内涵博大精深，其主要特征又可概括为皇权与农本、小生产与大一统、丰富与精彩、深刻与独到，尽管其主体是封建性的，但精华与科学仍可随处可见，不仅与现代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不矛盾，而且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宝贵资料与丰富营养。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管理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和正在创建的新学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所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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